第一次反修例游行在3月底举行，只得1.2万人参与，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副教授戴耀廷也在其中，其后他因占中九人案身在牢狱，只能做个抽离的旁观者。他在监狱栏栅内观看整场运动，仍为一幕幕抗争所触动。曾主张爱与和平、承担刑责，戴耀廷如今不讳言自己对勇武的包容有提升，甚至觉得示威者强调“不被捕”，在公民抗命框架而言亦属合理。
戴耀廷自2013年起成了“推销员”，主力推广“公民抗命”理念，但在79日占领运动后，香港5年来陷于社运低潮，谈得最多的是“无力感”；直至6月12日早上，示威者如潮水涌出了夏悫道，发展超出了这个推销员的估计。戴耀廷相信，无力感与低潮都是假象，能量积累至爆发，扩散地区甚至广于占领运动，亦因没有长期占领的消耗，最终走得更远。数算下来，由6月9日至今，这场运动已走了81日，比占领运动79天长。
最令戴耀廷深刻的是7月1日冲击立法会一幕，他说假如自己身在现场，大抵也会呼吁不要冲击，而最后抗争者回头高呼“一齐走”，只读文字仍令他感动落泪。社会急速变化，戴耀廷说，曾经强调爱与和平是因香港社会保守，连破坏物件亦是暴力，然而随着政府变得更不公义，公众的包容度亦提高，他亦是其中一员。
引著作：非暴力抗争有198种
他曾经期盼香港能以非暴力手法争取民主，却未竟全功，最终出现了勇武一翼。与此同时，他认为“和理非”策略上可争取更多支持，抗争手法尚有不少想像，并引用非暴力抗争学者Gene Sharp著作，由演讲、派传单到裸身抗争，方式多达198种，甚至他相信在民间力量愈加巨大之时，未来或有更多方法出现。
专制下公民抗命条件太苛刻
占运强调承担罪责，今次反修例示威者则说“不被捕”，是否仍属公民抗命？戴耀廷说，公民抗命著作大多来自欧美民主社会，要合理化公民抗命，条件自然更多；“香港法院引用贺辅明勋爵谈公民抗命，用的是英国标准、民主社会下的标准；但香港并非民主社会，而是专制社会，那些条件其实太苛刻”；在他看来，现时做法在公民抗命理论而言仍属合理，“身在不公义的社会，可以合理化许多抗争行为”。
戴耀廷笑道，年轻一代在这场运动中，无论是灵活程度，以至对香港的爱，都远超上一代。然而令他担心的，亦包括示威者对前线警察的仇恨，他明白那源于手足被打等原因，但相信纵是向天鸣枪的警察，背后也恐惧得很，冀示威者能针对制度暴力，“仇恨不能消灭仇恨，还是那句，只有爱才能消灭仇恨”。
转自：明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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