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记者、社运人士、学者、学生、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及立法会议员的访问，国际特赦组织的报告《北京对香港的红线》详述了香港政府自2014年的雨伞运动示威之后如何在北京的指令下，于香港推行日益高压的政策。言论与结社自由的权利遭受攻击，2014年至今逾百人因和平行动被检控。除了警方采用日益严厉的手段、在示威者面对暴力袭击时袖手旁观，香港政府更滥用法例法规，骚扰和检控被指触碰北京红线的人士及团体。
国际特赦组织东亚区办事处主任罗助华（Joshua Rosenzweig）表示：“在政府公布引渡法修订之前，香港的权利与自由已久被逐步蚕蚀。中国当局多年来与香港政府领导层连成一线，逐步削弱香港在人权保障方面本应享有的特殊地位。”
对言论、结社与和平集会自由的权利日益加强的限制最终酿成了今年夏天的一连串示威。
国家安全？
2017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划下底线，针对“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挑战中央权力、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的活动”。
中国当局日益将市民行使权利的行为视为触踫“红线”。 香港政府亦采取这些手段，违背其在国际人权公约及香港《基本法》之下应承担的责任。
不少国际特赦组织的受访者指出，他们以和平的方式宣扬人权与民主，却因此而成为香港及北京当局的目标。
国际特赦组织的报告分析了两个重要示威活动之间的情况，分别是2014年的占领中环与雨伞运动，以及2019年6月开始的反引渡法修订抗议活动。 报告阐述了中国当局如何引用措辞含糊且涵盖一切的“国家安全”定义，针对香港的记者、社运人士及批评者。“国家安全”的概念在中国向来被用作迫害社运人士及其他人。
报告采访的一名记者表示，他每个星期都会接到北京政府官员的电话，施压要他淡化对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批评以及台独等问题。非政府组织的工作人员亦指他们被香港及北京的官员多番骚扰，被迫自我审查以保经费来源。
与国际特赦组织访谈的社运人士当中，很多都关注警方在示威活动期间非法使用武力却不被追究。
一名于2014年被警员殴打的社运人士告诉国际特赦组织：“投诉警察是没用的。投诉警察袭击的成功率几乎为零。”
香港歌手黄耀明在中国大陆被“封杀”后，在香港和海外的工作机会也逐渐减少。
2019年3月提出的引渡法修订触发了多次示威活动，国际特赦组织与其他人记录了警方在示威期间一再使用不必要及过度的武力，违反国际法与国际标准。 行政长官于9月4日宣布撤回引渡法修订后，国际特赦组织继续呼吁香港政府就警方在示威活动期间不当使用武力或其他侵权行为进行彻底和独立的调查，并停止基于政治动机检控和平示威者。
香港政府必须停止以“国家安全”的幌子对言论、结社与和平集会自由的权利施加不当的限制，以示其对尊重、 保障及实践这些权利的承担。
罗助华表示：“对数以百万计于今年夏天上街的人而言，引渡法修订只是北京侵犯人权的冰山一角。 ”
当局需要证明他们决心保障香港的人权，即使这等于要抗衡北京所定下的‘红线’。
警方对反引渡法修订示威的粗暴响应令人更害怕香港正陷入中国内地的高压管治方式。我们促请香港当局听取数以百万计示威者的诉求，保护他们和平集会的权利，以符合其根据国际法与香港法例所应承担的责任，对警方的行动作出独立并有效的调查是重要的第一步。
转自：国际特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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