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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克平和他的作品
“星星美展”一九七八年底由黄锐、马德升发起策划，之后加入阿城、李永存、曲磊磊等。我参加较晚，后来也算一员。我们大多是年轻的非专业的美术爱好者，都想搞些新东西，自诩现代艺术。
黄锐在皮件厂做工，亦是民刊《今天》的美术编辑。马德升在机械厂研究所描图，常在各民刊上插画。阿城下乡十年，是七八年云南省知识青年大罢工的策划人之一，刚回北京，在《世界图书》杂志当临时编辑，其父是电影评论家钟惦棐。李永存化名“薄云”，刚考入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研究生，也是民刊《沃土》的编委。曲磊磊在中央电视台照明部，民刊上常有他署名“陆石”的钢笔画，其父是着名作家曲波。我在中央广播电视剧团，也在民刊《北京之春》、《沃土》发表剧本。(“民刊”即非官方批准的民办刊物，被当局称为“地下非法油印刊物”。)
黄锐和马德升是“北京之春”“民主墙”的活跃分子，这使得“星星”一开始就与民运枝叶相连，并始终承受着社会改革势力的推动。除了二三十名艺术家之外，加上直接参与“星星”活动的各阶层的人士，足有上百人之多。这是中国第一次跳出小圈子的艺术运动，首开突破权力与公众参与的先河。
七九年夏初，展览筹备就绪，黄锐、马德升找到北京市美术家协会主席刘迅，申请展览。
刘迅精明老练，有胆有识，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又坐了十年监狱，饱经风霜，对年轻人敢于支持。
刘迅专程到黄锐家看了我们集中起来的作品，十分兴奋，当即表示同意给我们安排展览，只是北京市美协的展厅已经排满，要我们等到明年。
政治气候反复无常，大家商议不能再等，实在不成就露天展出。我们把时间定在国庆节十月一日前后。
展览地点难以选定，一是西单“民主墙”前，二是西郊圆明园，三是复兴门广播大楼前。（我和曲磊磊在此工作，便于照应）三处都不理想。
一日我们约好去美术馆看展览，意外地发现美术馆东侧的小花园，展览当时就定在此地。为了防止官方有所戒备，暂时保密。
中国美术馆位于北京市中心，东侧小花园则处在十字路口，终日车辆行人川流不息，正是闹事之地。我每日骑车路过，察看美术馆东墙的铁栅栏，设想展出的布局，并考虑如何挂置我的木雕。
九月中，天开始凉起来，一日我突然发现我们预定展览的地方，被绳子圈起来，十几个工人开始把铁栅栏下的草皮铲除。我赶紧通知黄锐、马德升，一起赶到小花园。看着工人慢慢地施工，感叹消息走漏，官方先下手为强。我们不得不再找地方，可是如此严密的北京城，找块能挂画展览的地方，也是真不易呀。
谁知虚惊一场。国庆节临近，施工加快，正是我们要展览的那一角之地，整整齐齐地铺上一片水泥方格砖。
九月二十五日晚，参展的艺术家在黄锐家开会，商定展览具体事项。展览日期定为九月二十七日至十月三日，此时美术馆里的《建国三十周年全国美展》也正好开始。运输是一大难题，黄锐说他可联系一辆卡车，二十七日清早先从黄锐家装画，再到我家运木雕。会后分发了油印的请帖和自画的海报。
九月二十六日上午，我与严力骑车去海淀区贴海报。展览馆、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北师大一路全贴了。严力是“星星”中较年轻的一员，亦是民刊上的诗人。
晚上我开始包装我的木雕，大大小小共有二十九件。政治性的作品有：《沉默》、《社会中坚》(“有眼无珠，有鼻无孔，有嘴无口，有头无脑”)、《链》、《伤痕》、《自雕像》、《枪》(江青)、《万万岁》、《高举突出》、《伪》、《呼吸》、《忠》(狗)。《偶像》（毛像）亦是早期作品，但大家都说最好先不拿。
收拾妥当，已是很晚，刚要上床，黄锐突然悄悄蹿上楼来，说：“明天早上的卡车吹了，司机怕事。我又联系了另一辆，只能夜里干。”我和黄锐一趟一趟地把木雕从四楼搬下，装在卡车上。开到美术馆路东的美术学院附中，又一趟一趟地将画和木雕搬至三楼一个朋友的宿舍。此人也非常紧张，只答应放一个晚上。我有一同事，住美术馆对面平房里，他原说每天晚上可将展品放他家里，后来又变卦了。
有人告诉黄锐，西单“民主墙”-最重要的地方-没有张贴“星星美展”的海报。他派的人不可靠，胆小没去贴。这也可能是件好事，使有关部门晚了一步。
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七日，“星星美展”的第一天。早七点钟，我们在美院附中聚齐，把画和木雕搬出，开始在小花园美术馆东栅栏墙上挂置。八点二十分，全部装完。
四十来米的铁栅栏整齐地挂满了二十三位艺术家的一百五十余幅（件）油画、水墨画、钢笔画、木刻、木雕。一些大的木雕摆在地上，还有一些画挂在了树上。《今天》的诗人配了些短诗，也排在画旁。
小小的展地，顿时让人感到自由畅快。艺术展品的风格与展览的方式，呈现一种强烈的反抗性。
观众很快多起来，“四月影会”的朋友们忙着拍照、拍电影。美院附中的学生，课间休息时蜂拥而至，边看边临摹。不少文艺界知名人士亦兴致勃勃赶到，大家盛赞自由展览的方式，亦惊喜展览的艺术水平。
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江丰也来观看。看完当场表示支持，他说：“露天美展这个形式很好嘛，美术馆里可以展，美术馆外也可以展；美术学院里可以出艺术家，美术学院外也可以出艺术家。”
江丰为人正直，五七年亦被打成右派，一直挨整，当时刚恢复工作，在美术界威信颇高。
江丰还问我们有什么困难，我们说晚上没有地方存放展品，希望允许我们晚上放在美术馆里。江丰马上答应，并责令秘书通知美术馆馆长。
美术馆的副馆长、着名女画家郁风下来，看了一遍，大大夸奖，说：“有些作品，就是参加国际展览，也不逊色。”
一位公园管理人员来干涉：“谁让你们在这展览的，这是公园，不是展览馆，来了这么多人，乱哄哄的，你们看扔了一地冰棍纸……”
一位中年妇女远远地看着，大叫起来：“这是什么美展？我看就不美！你们是谁领导的？我去报告派出所！”
下午，北京市美协主席刘迅也来了，看完说：“展览有新意，有水平。不过，如果你们等一等，我给你们安排在展厅展出，效果会更好。”
又一位自称园林局的人来干涉，说明天不准再展了。
田力携其法国夫人来看展览。田力刚从国外回来，对艺术大发议论，当他听到人们与园林局的人争辩时，小声悄悄地对我说：“你知道，这类展览，就是在巴黎，也是不能随便办的，也得要当局批准。”
天黑之前，大家欢欢喜喜地把作品取下，放在美术馆大楼东门厅里。美术馆有士兵把守。
展览第一天结束。
九月二十八日，展览的第二天。还是早上七点，大家聚齐，从美术馆搬出作品，开始挂画。画很快挂完。阿城来帮我挂木雕。
八点刚过。阿城小声说：“回头。”
我回头一看，几个警察走近。
阿城又说：“再回头！”
我又看，远远一排白制服警察压阵，足有三、四十个。
前来的显然是头目，站定下来，等大家目光聚中，大喝一声：“这里不准展览！”
一阵肃静。
“都摘下来！”
没有人动。
警官回头看一眼身后那一排，又喊：“都摘下来，这里不准展览！听见没有？”
艺术家们拒不服从。警官大为诧讶。
一些观众胆子壮，问道：“为什么不准展览？”
警官轰鸡般地又喊：“走！没事的离开！走！走 ！”
观众：“这是人民的公园，你凭什么叫我们走？我们不想走。”
我继续挂木雕，对阿城说：“幸亏警察是八点上班。”
警官过来指着我问：“你是哪个单位的？”
我反问道：“你是哪个单位的？”
“我是东城公安分局的。”
“我是中央广播事业局的。”我故意把中央两字加重。
“你是哪个科？”
“我们那不分科。”
“你是搞什么的？”
“你是搞什么的？”我反问。
“我是搞治安的。”
“我是搞宣传的。”
“你叫什么名字？”
“这写着呢-王克平。”
黄锐上前温和地问：“为什么不准展览？我们得知道理由。”
警官说：“我告诉你们不让展就不能展。”
“你代表谁告诉我们？”
“这是上边的指示。”
“拿出来让我们看。”
“走，跟我到公安局里去看。”
“我们没工夫，你拿来让我们瞧。”
辩论之际，远远的那一排白制服警察矮了一截，都坐在公园的长凳上聊起天来。
又一位警官说：“你们肯定是展不成的，我劝你们赶紧收摊吧。”
马德升说：“这不是劝不劝的问题，如果我们违法，你们可以出示法律取缔我们，如果我们不违法，你们没权力干涉。”
一警官问我：“你是搞宣传的，你不知道北京市革委会六条通告吗？”
我说：“当然知道。”
“通告规定除‘西单墙’以外，不准张贴大小字报等。”
“我们这是艺术品，不是大小字报。”
“大小字报等，这也包括画。”
“等只能用于同类，艺术品与大小字报不一样，而且我们没有张贴，我们是悬挂。”
一警官问：“你们这些画，经过谁的审查就展览？”
“全国美协和北京美协的负责人都来看了，表示支持。”
“展览之前你们经过审查了吗？”警察一语击中要害，颇为得意。
“你觉得我们的作品有什么问题吗？”
一警官：“嗯……? 群众对你们的作品有反映！”
不少观众喊：“我们也是群众，我们觉得这个展览好！”
一警官：“你们来这里展览，影响了别人的活动与休息。”
“我们丰富了人民的文化生活。”
一警官对我说：“昨天那位跟法国女人结婚的田力不是跟你说了吗，这种展览，就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也是不允许随便办的。”
我大为惊奇，高声喊道：“正是资本主义国家不允许的，社会主义国家才更应该允许。社会主义不是比资本主义更民主，更自由吗？”我学了这么多年毛着，辩论起来还是振振有词。
群众起哄。与警察对峙当时还极为少见。
一位老警官说：“一九五七年就有文件，不准随意张贴广告、宣传品。你们这算不算宣传品？”
“五七年？哈 哈，你先把我们打成右派吧。”
“你最好把文化大革命中的文件拿出来，那就该把我们都枪毙了。”
群众哄的更厉害了。几位警官寡不敌众，而助阵的那一排白制服显然并未授予发言权。
警官拉着黄锐说：“你是负责人，你跟我们到派出所里谈一下。”
黄锐和马德升跟着警官去附近的派出所。其余三、四十个警察也马上撤回。
过了一小时，黄锐和马德升回来，黄锐说：“警察念了一大堆文件，我说这都跟我们的展览无关。有个警察暗示，这是上边大头的旨意。”
我们写了两份“抗议书”，一份由《探索》的路林拿去贴到西单“民主墙”，一份挂在了展地。
下午来的人更多了，再无人来干涉。
众多专业与业余的画家赶来欢聚，美术学院的师生争先恐后倾巢出动，艾青，白桦，叶浅予，庞薰琴，袁运生等一批着名作家画家旗帜鲜明到场助威，当时在北京的文艺界活跃人士也几乎都闻风而动，不少人说：“你们有胆量，作品也有水平，如今是美术冲在了最前面，这是中国的真艺术。”
一些人在美术馆里刚看完“全国美展”，出来又看我们的展览，说：“你们外边的把里边的给震了。”
马德升发现上午的一个警察，下午换成便衣在人群里钻来钻去，故意凑过去说：“您又来了，还想再看看。”
便衣尴尬地说：“我就不能来看呀。”
傍晚，大家依旧把展品取下，放进美术馆东门厅。
两天的展览，使人们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有人估计明天警察会更强硬地干涉，但并未引起大家重视。
就在这一天，文化部长黄镇举行盛大中外记者招待会，宣布十月中旬将召开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并大讲：“四人帮”被粉碎以后，艺术家有了创作自由，文化艺术空前繁荣，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局面，文艺的春天来到啦 ！
九月二十九日。我一早骑车到美术馆，发现一些角落多了些警察，预感到不妙。又发现我们挂在美术馆前的广告牌也不见了。我奔向小花园，只见三幅大布告挂在铁栅栏上，几个警察背手站立其间。三幅布告内容一样，用毛笔抄写，下边盖了两个大红章。
布告全文：
布 告
最近发现有人在美术馆街头公园张贴海报和搞画展，影响了群众的正常生活和社会秩序。
为了维护社会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和北京市革委会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九日《通告》的有关规定，美术馆街头公园内，不准搞画展，不准张贴、悬挂、涂写各种宣传品和大小字报。违者按《治安管理条例》和北京市革委会《通告》处理。
此布。
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章）
北京市东城区城建局（章）
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七日
我想马上打几个电话，我先到美院附中，一进传达室，只见一屋子警察，赶紧退出来。其他地方也有不少埋伏。
我转了几处，找不到电话，又返回小花园。见到黄锐，黄锐说美术馆东门厅里有五十多个警察，我们的展品被扣，拿不出来。谁也没料到警察会来这一手，我们束手无策。
我到稍远的一个研究所借用电话，先打给人大法制委员会一个熟人，他回答法制委员会只管制定法律，具体执行他们无权干涉。
我又骑车找到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员徐意。她惯于打抱不平。她马上拨电话向北京市公安局询问，市局值班的负责人回答说他们很清楚此事，并表示要坚持取缔这个展览，否则蔓延开来无法收拾。徐意只好向市公安局表示，她希望尽量避免发生冲突。
徐意又打电话给文化部，希望文化部出面帮助解决。
我又赶回小花园，遇见北岛。他夫人邵飞也参加了“星星”美展。北岛显得有些狼狈，说来了三十多个流氓，满嘴骂大街，还动手动脚，咱们这些艺术家根本不是对手。
我奇怪地问：“平时流氓总是跟警察作对，今天怎么流氓给警察帮忙？”
一人告诉我，这些流氓是警察带来的，并指给我一个满脸横肉的警察，像教练员一样站在后边。
有人分析这些流氓可能是公安学校的学生，可这些未来的公安干警，怎么会如此卑劣呢？一位路人悄悄说：“这些流氓今天一早从一辆大卡车上下来，先在居民委员会里待了一阵。说不定是从劳改所里拉来的。”
我们无法招架这些流氓的寻衅、围攻，只好全部撤进美术馆。
美术馆的东门厅里，五十多个警察形成一堵人墙，围住我们的作品，为首的几个老警官，自称东城分局的负责人，态度也平和一些。
“四月影会”的朋友们不停地拍照，已使警察极为不安，后又发现池小宁用一个小摄影机拍电影，马上将池小宁和他的助手任曙林带走盘查。
我们与这些警官谈判，要取走我们的艺术品。警官说：“展品可以还给你们，但你们应先答应不在这里展览。”
我们商量先取回作品再说。黄锐对警官表示：“我们不在这里展了，把作品还给我们吧。”
警官又改口说：“你们先各自回家，我们派车把你们的作品挨个送到每个人的家里。”
我们一致坚决反对。一人愤慨地喊道：“你们警察还是‘四人帮’那一套！”
一位老警官十分激动，说：“什么？你知道吗？我反‘四人帮’被关了十年监狱！我是‘四人帮’那一套？”说着眼泪也流出来。
我说：“我相信你是反‘四人帮’的老干部。你看了我们反‘四人帮’的作品吗？反‘四人帮’的作品为什么你们不准展览？”
老警官说：“这些你跟我讲没有用，有意见向上反映。”
一人插嘴：“不准展览是上边的指示，可派这些流氓来是谁的指示呢？”
老警官避而不答。此时铁栅栏外的流氓还在不停地哄闹。一个外国记者拍照，被他们推来撞去。一些不平的观众也被他们辱骂一番。
突然《人民日报》记者大刘赶到，向“星星”的人询问事件的经过。
老警官发现后与一警察耳语了几句，那个警察走出，在铁栅栏前大吼了几声：“闹什么？走！走！走！”
那些流氓一下子不知如何是好，站在他们身后的满脸横肉的警察一声吆喝，流氓都随着他退去。
双方正僵持着，刘迅迈着四方步驾到。刘迅亮亮相，问：“怎么回事呀？”
还没等大家详细介绍，刘迅又提议：“这里不方便，咱们到美术馆的会客厅里去谈。”
大家把刘迅当成自己人，立刻跟他来到美术馆的贵宾休息室。我们这些美术馆的常客，还是头一次走进这豪华的客厅。
刘迅让大家坐下，详细地听取了大家的申诉之后，安慰说：“你们先休息一会，我给市委领导人打个电话。”
一会刘迅回到客厅，对大家说：“市委领导很关心你们。刚才市委书记(兼宣传部长)刘导生同志在电话中说：希望你们安静下来，把问题解决。以后一定再给你们安排展览，并且还可以在《北京日报》上刊登展览的广告。导生同志还说要亲自接见大家，听取你们的意见。”
坐在松软的大沙发上，又听到这一番甜言蜜语，大家的气也消了一半。时已中午，刘迅说：“先回家吃饭吧，下午大家到北海画舫斋再具体商谈，好不好？”大家同意。
我们走出美术馆时，大队的警察已撤离。有趣的是，小花园里的三幅大布告也不见了。
下午三点，“星星”的大部分作者来到北海公园的画舫斋。
北海公园是北京市中心最大的公园，原是皇帝的御苑。画舫斋是一套画梁雕栋的古老庭院。中央一水池，荷花残落，天光荡漾。水池四周是四间展厅。这里是北京美术家协会的常设展览馆。展览一个接一个，观众却是三三两两。
刘迅在里院会议室把美协的展览表拿出，与我们商量展览的日期。刘迅提出两个方案：一是现在马上转移到中山公园继续露天展出；一是等到十月中旬，在画舫斋展。
我们一致同意第二方案。如果继续在中山公园展出，好像并未取缔我们的展览，而是让我们换了一个地方。十月中旬，北京正好召开全国文代会，这亦是一个向全国显示的好机会。
刘迅最后建议，我们把展品仍存放在美术馆，东门厅人来人往不安全，美术馆已腾出一间屋子，供我们存放。我们亦痛快地答应。会后黄锐等赶到美术馆，清点了一下展品。当然有警察的守卫，作品没有一件丢失与损坏。
我们感到反败为胜，一个个喜气洋洋，奔走相告。消息一下子传开，听到的反应却使我们感到意外。
一些人找上门来说：
“哎呀，你们被收买了。”
“你们要争取的不仅仅是一个展览，而应是艺术自由的权利。”
“如果你们‘星星’不明不白地在北海又展了，你们的形象将一落千丈。”
“你们宁可不展，也要把是非弄清。”
协助袁运生在首都机场搞壁画的曾小俊，远远地从首都机场赶到我家，带来两条高级“中华”香烟，说：“这是老袁让我送给你们的。老袁说你们要顶住，不要软。”
晚上，“星星”的核心成员与北京各民刊的负责人在赵南家开会。《四·五论坛》的有徐文立、刘青、吕朴。《北京之春》的有吕嘉民。《今天》的有北岛、芒克。《探索》的有赵南、路林。《沃土》的人一向不露真名，也有代表。《四月影会》的池小宁，在重要时刻从不缺席。其他热心的朋友们，也环坐一旁。
会一开始，民刊代表就对“星星”的妥协不满。大家分析北京市委的目前状况：第一书记林乎加是紧跟华国锋主席的“凡是派”，已是四面楚歌。上层权力争斗日趋激化，新调任的文教书记刘导生，思想比较解放，很可能与林乎加不合。取缔“星星美展”肯定造成舆论的不满，林乎加也感到不妙，所以让了一步，如果“星星”再一软，正好给他们一个台阶下。
刘青说：“我们不能挨了一棒子，当局给块糖揉一揉就又乐起来，我们应追究打这一棒子是否合法 ？”
徐文立说：“从法律上讲，公安局是理亏的。”
黄锐说：“可我们也找不到什么法律条文来对付他们。”
刘青说：“怎么没有？新宪法规定：公民有文化活动的自由。”
马德升惊喜万分：“是吗？太给劲了！”
我说：“真的？哎呀，我好像从来没听说过。”
徐文立说：“你们真是艺术家，连宪法都不看。”
“我家有好几本，那还不都是满纸空话。”
“宪法规定的多了，什么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集会、游行……多啦，全是假招子。”
徐文立说：“如果中国人连宪法所赋予的权利都不敢伸手去要，中国还有什么希望？！”
刘青接着讲：“宪法是母法、根本法。目前中国法制不健全，缺乏相应的子法来辅助母法的执行。公安局用不相干的子法来取缔‘星星美展’是不合法的。再有，子法一旦与母法精神相违，亦是无效。”
“小民犯法，公安局抓。公安局违法，为什么不可以追究？”
“当局一向践踏民权，这次得让他们吸点教训。”
徐文立站起来，响亮地问大家：“有一场胜仗打不打？”
芒克蹿起来大喊：“败仗也要打！”
徐文立、刘青以《四·五论坛》的名义提议十月一日国庆节在西单“民主墙”前开一个民主讨论会，抗议非法取缔“星星美展”。
人们开始有所顾虑。
黄锐首先反对：“我不同意。这样做会影响我们十月的展览。我认为能再展出就是胜利。艺术家还是得以艺术来取胜。”
我反对黄锐的意见：“现在大家巴望我们能为民请命，我们也应有牺牲的精神。仅仅恢复展览，并不是我们的胜利，而是为北京市委平息舆论。”
多数人支持我的意见，我又火上加油：“仅仅在西单‘民主墙’开个讨论会，不会有什么大的影响，要干就大干，咱们来个抗议示威游行！”
黄锐有些着急：“一游行，那展览是必吹无疑啦。”
我说：“不一定，有两种可能：一是都进了局子，一是展览照开。”
民刊代表也是两种意见，刘青认为游行有些过激，反授人以柄。徐文立则赞同大干一场。一场辩论，激进派占了上风。
徐文立振臂高呼：“大家想一想，我们提出游行，将他一军。但我估计这个行也许是游不成的。国庆三十周年大庆，北京有人要示威游行，林乎加肯定肝颤，料他也没这个胆。他肯定会找上门来谈判，那时我们就逼他承认错误。”
一阵叫好。黄锐依旧坚决反对。
刘青说：“只要一游行，北京肯定炸了窝子，要想到会有严重的后果。游行不游行应由你们‘星星’决定，如果‘星星’的人不同意游行，那就免了，我们其他的组织只是支援你们。”
沉默了一阵。
黄锐说：“我不同意游行。我不是怕，我是考虑如果展览不能继续，那太可惜了。如果大家都玩命，那我也奉陪。我是‘星星’的头，要抓先抓我。”
马德升大拳一挥如重锤一敲：“游！”
曲磊磊笑眯眯地说：“我看可以提出游行。”
阿城面色沉重地说：“大家的意见都很有道理，我也不用说什么了。”
各民刊的代表亦对游行表决。
游行的决议达成后，立即起草了《联合公告》。
公告谴责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粗暴地取缔“星星美展”的非法行径，并强烈要求北京市委纠正东城分局这一错误行为。北京市委若在十月一日九点以前不作出像样的答复，我们将举行集会抗议游行示威。
黄锐和马德升把阿城拉到一边，马德升说：“只要是一游行，被抓是肯定被抓了。”
黄锐说：“阿城，游行你就别参加了，我们被抓了以后，你想办法把展览继续搞下去。”
阿城说：“一定，放心。”
阿城又嘱咐池小宁，游行时一定要用摄影机拍下实况。
会议凌晨两点多结束。徐文立、刘青又组织人将《联合公告》抄成大字报，并于上午九时张贴在西单“民主墙”。另一份抄送给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并于上午十点四十五分送达市委机要收发室。
九月三十日。国庆节的前一天，首都突然装点出一派繁华。
早上我与马德升、曲磊磊将“星星美展”致最高人民检察院控告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的起诉书送到东交民巷高检接待处。负责人老刘接待了我们。他说情况马上向上反映，但又表示此事不好处理，牵涉到北京市委，高检还从来没有公诉过某一专政机关。
之后，我们三人又一同去西单“民主墙”，想检查一下《联合公告》是否贴出或被撕盖。
在“民主墙”最显要的地方，我们的《联合公告》吸引了许多人。我们穿来穿去，听着人们议论纷纷。
下午三点，“星星”的核心成员与各民刊负责人在刘青家开会。四点多钟，刘迅和一中年人突然找上门来。
刘迅无精打采地说：“市委接到你们的信，市委很重视这件事。美协已经安排你们十月中在画舫斋展览，你们还要游行，这就很不好了。”
刘青家小小的两间套屋，床上床下挤着二十来人，再加上人们的火气，真有要爆炸的感觉。
刘迅左右打量着“星星”以外的人，也不多说了。
大家把目光集中到那位中年人的身上，以为他会吐露一点市委的意图，没料此人始终不发一言。大家很快就猜出他仅是一个小秘书。
民刊的代表早已按捺不住，抢先开炮：
“市委若重视这件事，为什么不表明态度？！”
“这件事不是给个展厅就打发了，应该首先弄清是非！”
“公安局这样粗暴取缔‘星星美展’，是否合法？”
“如果‘星星美展’违法，应该拿出明确的法律条文来！”
“如果市委有错误，为什么不能承认检查？”
刘迅眨着大眼听着，那位中年人却显得有些紧张。
刘迅别有用心地请非“星星”的成员介绍一下自己的身份。
“地下刊物”的负责人一一介绍了各自的大名，那位中年人显得更加不安。
刘迅又劝告几句，也自知无效，便说：“好吧，我们把你们的意见向市委反映。”二人便匆匆钻进小车离去。
市委显然是无意认错，大家开始商谈应付的计划。
不少人估计，市委还会在明早九点来钟给一个含糊的答复，以施缓兵之计，把十·一国庆节拖过去。即使这样，我们还是见好就收，也算取得一个小小的胜利，因为党的领导还未有认错的习惯。但是，如果市委拒不理睬，那我们就坚决执行游行的计划。
大家讨论集会游行的大标语和游行口号。
刘青提出集会游行的标语为：“争政治民主，争艺术自由！”
我说“争”改为“要”更上口，大家通过。
游行的口号是：
1. 要政治民主，要艺术自由！
2. 北京市委必须保障公民权利！
3. 取缔“星星美展”就是践踏宪法！
4. 强烈要求北京市委严肃处理“星星美展”事件的制造者！
5. 必须保证公民有进行社会文化活动的权利！
6. 人民万岁！民主万岁！
最后，推选出集会游行的第一线指挥：黄锐、徐文立、北岛、吕朴。
第二线指挥：王克平、刘青、芒克。如第一线指挥被抓，第二线指挥继任。
游行的路线定为：由西单“民主墙”出发，沿长安街过天安门广场，在王府井南口右拐到达北京市委。
会后，徐文立拉住我说：“克平，你去一下我家，我家有大笔和纸，你来写大横标上的字，我的大字写得不好。”
我自知他有更深的用意，他料到此次集会游行不会有很多“星星”的人参加，将来追查，很可能就把罪责加在他们“地下刊物”的头上。事后也果真如此，刘青、徐文立的判决书上，都有鼓动和参加“星星”美展游行这一大罪状。
我骑车赶到徐文立家，按照横标红布的大小，裁好纸，写下了“要政治民主，要艺术自由”十个大字。
一九七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三十周年国庆日。自一九七一年林彪事件以后，快有十年不举行国庆游行了。今天我们却要开创三十年以来中国第一次颇具规模的非官方组织的抗议示威游行。我一早起床，收拾与销毁了一些信件、笔记，把口袋里的纸条掏了个干净，离家时把家门的钥匙留下。我没有骑车，坐公共汽车到西单。天下起小雨，但仍有不少人在“民主墙”前围观大字报。我见了民刊的人，问他们市委有无答复，都说没有。
有人来通知，《北京之春》内部意见不一致，不参加游行了，还有《沃土》也只以“艺术组”的名义参加游行。
九点正，集会开始。“星星”来的人不多，大部分是民主运动的积极分子和围观的群众。外国驻北京的记者来得最齐。一个个怒目以视的便衣警察挺立在四周。
当大横标在“民主墙”前竖起时，我大吃一惊，我昨天写的那几个大字不见了，横标改为：“维护宪法游行”。
我问徐文立，徐文立说：“昨天晚上我们又分析了一下形势，估计游行的可能性很大，为了不过分刺激官方，争取高层内部的开放派支持，所以改为‘维护宪法游行’。你写的那个，还在反面，走起来照样让人看到。”
我想这一定是吕朴的主意，吕朴办事稳重，讲究策略，其父是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着名作曲家吕骥，他对上层的派系斗争摸得较清。
九点十分，公安局的一辆三轮摩托车开来，停了一下又转回向东开去。
九点十五分，徐文立站在一高处，宣布集会游行开始。有五、六百人围拢过来。马德升代表“星星”发表讲演，黄锐宣读了“星星美展”致最高人民检察院控告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的起诉书。接着徐文立、吕朴代表民刊发表演说。会场群情激昂，不时掌声雷动。
讲演结束，徐文立宣布游行开始，并宣读了六条游行纪律，特别强调：“若遇寻衅捣乱者，要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随着一阵口号声起，几百张传单向上抛出，大横标摆向长安街，人群随着向东挺进。走出不远，随行的人数已达上千，大多数是闻讯赶来的青年及过路群众。
马德升驾着双拐，走在游行队伍中央最前列。黄锐、徐文立、吕朴、北岛前前后后指挥着游行队伍。曲磊磊举着一标语牌。“星星”的甘少成、朱金石不爱抛头露面，今日也挺身随波逐流。阿城拿着照相机站在游行队伍之外，另有几位“星星”的人，与游行队伍拉开距离，遥遥相随。
池小宁夹着脑袋举着摄影机，如同战地记者，前前后后，大摇大摆地穿梭 扫摄。
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走到六部口时，突然冲出几百名警察，前后两排横贯长安街，杀气腾腾地将路堵住。
几声喊叫，游行的人群散乱开来，向两侧的便道跑去，不少人爬到树上准备观战。围观的群众也都赶紧远远地闪开。上千人的游行队伍，一下子只剩下二、三十人。
此时天安门已森然在望，血色的旗帜在高空抖动。我夺过大横标的右杆，走在右前方。左杆是《四·五论坛》的杨靖。（杨靖后来也被捕判重刑）
游行的队伍一步一步地逼近警察的防线，远近四周顿时一片死寂，人群里没有一点声响，只听得见步伐与心跳。对面的警察亦神色紧张。一场恶斗，一触即发。
突然，远处便道上观看的人群中传来一声呼喊：“冲啊！冲啊！”
指挥员在警察面前停下来，整个队伍也停下来。
几秒钟的沉静，使局势转危为安。
一个警官喊道：“你们去哪？”
徐文立回答：“去北京市委。”
警官说：“不准从长安街过，往右拐，沿着地铁路线走。”
指挥员表示服从，警察让出一条路，游行队伍拐向北新华街。刚刚闪开的人群，一下子又围拢过来，尾随着游行队伍向南进发。
游行队伍在前三门大街向东拐。此时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又大出“洋相”，后边尾随了十几辆外国记者、驻京使馆的小汽车。除了记者外，许多外国留学生、外国专家、外交人员也加入了游行的行列。法国大使馆的公使衔参赞马腾（Claude Martin）也悄悄混在游行队伍
之中。
一路交通路口的警察大放绿灯，以使游行队伍尽快通过。游行队伍路过前门时，沿途的车辆行人全停下来看热闹，一时人潮如海。
再往前走，就是北京市公安局大楼，大家提议停一会，指挥员同意，带领大家对着公安局大楼呼喊口号。只见大楼几百扇窗户里人头晃动。
走到中共北京市委大楼前，大横标竖立在大楼前的高台上，我故意让“要政治民主，要艺术自由”冲着外面。
马德升、徐文立、吕朴又发表激昂的讲演。
马德升开口便是：“公民们，同胞们 …… ”从艺术讲到政治，从“星星美展”讲到群众住房，煽惑力极强。
徐文立则从政治方面力陈中共时弊，呼吁民主。
吕朴理论见长，则以马列主义、毛泽东言论反击官僚体制。
讲演完毕，由第一线指挥为代表，进入市委大楼。第二线指挥在外继续维持集会。
芒克指挥群众唱起《国际歌》、《团结就是力量》、《义勇军进行曲》。有些围观的市委干部，在一旁不张嘴，芒克冲着他们大喊：“这是革命歌曲，你们不唱，是什么阶级感情？！”这些人不得不跟着哼哼起来。
不到一小时，代表从市委大楼里出来，说接待的是上访接待室的人，他们只做记录，不谈任何问题。
第一线指挥与第二线指挥商议，要让市委作出什么答复，看来根本不可能。我们的集会游行已达到了抗议示威的目的，再拖下去也没必要。
徐文立向群众宣布散会。
示威游行和平地结束。
但事后听人讲了些内部情况，还颇有点惊心动魄：
九月三十日当林乎加看到“星星”和“地下刊物”的《联合公告》时，急如火燎，马上把刘迅召去，拍着桌子大骂，并责令刘迅马上去说服“星星”，制止游行。同时林乎加立即向华国锋主席汇报。
当刘迅再次见到林乎加时，林乎加却洋洋自得地说：“他们要游行，就让他们游吧。”
十月一日上午，集会游行开始，中共中央政治局亦紧急研究处理措施。两种对立的意见僵持不下，一是要镇压，一是反对镇压。结果达成折衷决议：再闹下去就抓。
政治局决议传达到北京市委，北京市委又传达到市公安局。公安局的人马上报告：这批人刚刚散伙。
“十·一”过后，黄锐、马德升还想再跟刘迅联系，但很难再见到刘迅了。
第四届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延迟到十月三十日在北京召开，夏衍在开幕词上指责“星星”一番，说：“星星”搞的游行，搅乱了中央的部署，叶剑英委员长在国庆节发表的极重要讲话，国外都没有报道，全被游行的消息给冲了。
文革前中共文艺界最高领导人周扬却在文代会上发言说：“星星美展”有人才，要保护。
另有不少各地文代会代表，也指责取缔“星星”美展。
一日我们在美术馆碰到刘迅，问是否还让我们展览，刘迅表示他已无法做主了, 还说：“你们的游行，驻北京所有的外国记者都发了消息，世界各大报刊、电视台都头条报道，影响太坏了。而且还有人在继续做你们的文章……”
十月十六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审魏京生。但消息一直极为保密。实际上是秘密审判再公开宣布。上方指示中央电视台要在审判之后发消息。
中央电视台新闻部在开审的前一天向照明部要人，正好轮上曲磊磊。曲磊磊得知消息，悄悄传给马德升。马德升撑着双拐，赶紧通知《探索》和《四·五论坛》的人。赵南、徐文立、刘青随即拿着小型录音机，连夜交给曲磊磊。
第二天法庭开庭，宣布“公审现行反革命犯魏京生”，但旁听的全是官方安排好的人。曲磊磊把书包里的小录音机启动，把书包敞开，放在扩音机音箱旁。整个审判过程，魏京生的答辩，完完全全地录了下来。
一出法庭，曲磊磊即将录音机及磁带交给了徐文立。刘青连夜将录音记录成文字，又转抄成大字报，第二天便在西单“民主墙”前贴出，围观的人一时挤得水泄不通。
魏京生呼吁民主而被判十五年的重刑，令人发指。魏京生在法庭上的雄辩，立即在国内唤起强烈的共鸣，在国际上也引发了极大的震荡。美国国务院特此发表声明，各国人权组织也纷纷发起各种声援运动。
魏京生法庭答辩的大字报很快就被便衣警察撕毁。刘青又组织人油印成传单，在西单“民主墙”前散发。
一天，一个散发传单的勇士被警察抓捕。刘青挺身而出，到北京市公安局为此人开脱。公安局放了这个小伙子，结果刘青却开始了十几年的铁窗生涯。
天一天天冷起来，一场大风就变成冬天。黄锐和马德升还是隔三差五地找找刘迅。
十一月二十日，我们得到刘迅的通知，突然允许在画舫斋展出，展期从十一月二十三日至十二月二日，共十天。
二十一日上午，我们借来三轮车，马上运画及雕刻，下午就开始布置。正挂着画，画舫斋的负责人老唐来说：《北京日报》不肯刊登“星星美展”的广告。我们赶紧派人找《人民日报》的记者大刘，请他帮帮忙。
二十二日上午布置完毕。下午一点半刘迅到。刘迅详细地看了一遍，对两首配诗提出异议，还有我的两件木雕《卫道士》和《艺术法官》，他建议不展为好。
《卫道士》是一件血淋淋的男性生殖器演变成一个头像，象征那些最荒淫的党棍往往是喊得最欢的道德家。《艺术法官》是一极丑陋的头像，喻示最丑的往往是最美的审判者，口角上还刻有六条须线，暗示毛泽东的“六条标准”。
刘迅劝我取下，但他又申明，他不是来审查，他只讲他个人意见，供我们参考。
黄锐等都劝我尊重刘迅的意见，我说如果允许我坚持我个人意见，我坚决不要取下。
1980年星星画会成员在中国美术馆（星星第二届美展）广告前合影，左起：马德升、肖大元、钟阿城、杨益平、姜云、李永存、曲磊磊、黄锐、严力、李爽、王克平、陈延生、张世琪。
十一月二十三日，上午九点展览开幕。第一天来的人并不算多，可老唐却兴冲冲地跑来说：“上午卖了五百多张门票！你们这个展览成！这里一般展览每天最多七、八十张门票，有时还只卖三、四张。”
下午民刊、“民主墙”的朋友们差不多全来了，大家欢庆胜利。有人说：“这是建国以来头一回，群众闹事反而得胜的。”
十一月二十四日，展览的第二天。观众多起来。上午一位美国记者来了，我们问她怎么知道我们又展出了？她奇怪地回答：“《人民日报》今天登了你们展览的广告呀！”
我们大吃一惊，欢喜若狂。
十一月二十五日，星期日。上午门票售出一千七百多张，下午门票售出四千多张。老唐已经转喜为忧，他估计以后人还会更多，他说得赶紧想一些安全措施。
有位观众说：“美术馆那些为工农兵服务的展览，工农兵不去看；为什么这些不是为工农兵服务的艺术，反而招来了这么多工农兵。”
有几个人告诉我们，他们的大学、工厂、机关里，有人看了展览之后，回去自己动手绘制大广告，张贴在他们单位大门口，号召人们来看。
几位艺术界知名人士看完展览说：“没看你们的展览，我们只是佩服你们的反抗精神；看了你们的展览，我们更佩服你们的艺术水平。”
下午美国合众国际通讯社的记者毛西碧（Irene Mosby）来采访，临走时她说：“一九七四年我在苏联莫斯科郊区看了第一次先锋派露天画展。我很佩服他们的勇敢。现在我知道中国也有这样的艺术家。你们这个展览的水平更高一些。你们的错误是-走在了党的领导前面。”
画家白敬周陪几位在美院偷偷搞现代派的研究生来看展览，看完对白敬周说：“这帮人不仅敢闹事，还能拿出惊人的作品，厉害。有他们这些胆大的，咱们这些胆小的也沾点光。”
展厅关门时，几位朋友围过来，给我一些警告：“克平，你收着点，别总跟外国人说话。”“你小心，这里便衣少不了。”“你知道这些老外是干什么的？到时候大家都跟着你倒霉！”
十一月三十日，展览的第八天。中午刘迅通知我们，下午在画舫斋里院会议室开一个座谈会，有一些美术界人士，也有一些新闻单位的人，希望我们在会上能做些自我批评。
下午整个会议室挤得满满的，刘迅讲了几句开场白，就由大家自由发言。开始发言的人都是对“星星”大加赞扬。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研究生，美院学生会主席孙克祥系统地评论了“星星美展”在中国现代艺术史上的特殊意义。又说：“我认为王克平的木雕，达到了大师级的水平。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看法，美院有不少教师也都这样认为。”
刘迅知道座谈会的目的，赶紧总结几句，请新华社记者发言。新华社记者显然抱有敌意，开口便问：“外国记者给你们‘星星’加了几顶桂冠：第一是不同政见艺术家；第二是地下艺术家；第三是反叛艺术家。请问，这几顶桂冠你们愿意不愿意接受？”
我跟黄锐小声说：“我就是不同政见艺术家。”并准备起立回答。黄锐忙按住我说：“别，别！”
李永存悄悄说：“兄弟，别，圈套，不能承认！我来回答。”李永存站起来：“第一，我认为中国现在并不存在像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那样的不同政见者。我们这些艺术家，包括那些民办刊物，都是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我们反对的是那些反对改革开放的官僚主义者，这不能说是不同政见者，也无所谓不同政见艺术家。第二，所谓地下艺术家，可能是用词不当或翻译不准。我们是业余画家、雕刻家，并非官方专业艺术家。第三，至于反叛艺术家，这在某一角度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就是要反叛旧的传统。”
新华社记者没好气地插嘴：“传统是应该继承的！”
我大喊：“我就是反叛艺术家！”
新华社记者厉声质问：“你们现在还认为十·一示威游行是恰当的吗？”
黄锐想缓和一下气氛，说：“示威游行是有一些不好的效果，可是如果北京市委若肯于承认错误，那完全可以避免。责任不全在我们。”
新华社记者乘虚而入：“《四·五论坛》等一批人，与‘星星美展’无关，他们参与示威游行是不是别有用心？”
黄锐柔中有刚：“他们是对我们的支援。”
我问新华社记者：“请问，你们采访之后，是不是要如实发消息？”
新华社记者说：“当然。我们是要驳斥那些外国记者，这种消息只是对外。”
马德升憋不住了：“那中国人是看不到了吧？记者先生们！为什么‘星星美展’只有外国记者发了消息？别管他们写的对不对。请问这么多中国记者都哪去了？为什么你们新华社对这一重大事件不敢向中国人民报道……”
座谈会不欢而散。新华社准备发的消息也流产了。
初冬还暖，一连几天全是好天气。观众越来越多，一些高级干部也混在其中。一天刘迅见了我笑笑说：“市委书记刘导生来过看了展览，说这些作品没有什么不可展的嘛。还指示，以后可以开辟一个公园，让青年人自由搞艺术展览。导生同志还说，我认识王克平的父亲，天津的老作家，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一九三五年）的风云人物。”
十二月二日，展览的最后一天。有些观众抱怨说，这里比公共汽车还挤。老唐告诉我们，全天共卖了八千一百多张门票。他估计加上请帖和不少关系，今天至少来了九千人。
门票收入相当可观，但按惯例不分给艺术家。我们也不想计较，捧着几大本观众留言，亦是不小的收获。
一九八零年三月官方的《美术》杂志刊登了该刊青年编辑栗宪庭的文章《关于“星星”美展》。这是国内第一篇评论介绍“星星”的文章（内部通报、批判“星星”的文件不算）。
一九八零年夏初，在刘迅的建议下，“星星”开会决议成立“星星画会”，并向北京市美协正式注册。
当商议八零年展览计划时，一个个摩拳擦掌地说要杀进中国美术馆。
阿城的父亲钟惦棐，早在延安就与江丰共事，五七年又同被打成文化界高干大右派，我们第一次展览，江丰已表示支持，这次再让阿城出面试试。同时黄锐与马德升也找了刘迅，请他跟江丰说说。
诗人艾青之子艾未未后来也加入了“星星”的行列，艾青与江丰几十年荣辱与共，艾未未与父亲亦不断地在江丰面前推波助澜。
袁运生曾是美术学院的学生小右派，与江丰一起劳改过，也是患难之交，他向江丰谏言：对“星星”的争论很大，艺术上我们可以喜欢或不喜欢，但你现在作为中国美术界的最高领导人，你应支持这些年轻人。
袁运生告诉我们：江丰不是风派，比较固执，原则性很强，但只要他认为是对的，就非做不可。
过了一阵子，北京市美协的秘书通知黄锐：江丰要看看你们的新作品。
大家赶紧把一批新画集中在黄锐家，我的木雕不易搬运，仍放在我家。一日江丰坐着小车先到黄锐家看画，十分激动，然后又坐车来到我家，其他人也骑着自行车跟着同时到达。
我把准备参加展览的木雕新作一一搬上桌子，请江丰过目。江丰兴致勃勃，连连点头。
江丰愣了一阵，一字一字慢慢地说：“我在美协常务会上提一下你们的展览要求。但是丑的、太抽象的不能展。”
江丰临走时，我突然搬出木雕《偶像》（毛像），请示江丰可否展出。江丰长时间盯着《偶像》，表情严肃。在场的其他人都面面相觑，以为捅了娄子，生怕搅了整个展览。谁知江丰看罢不露声色，未发一言，转身离去。我们当即心领神会。
不久，江丰派人通知我们，全国美协已批准我们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具体时间由美术馆给我们安排。
我们等了许久，毫无音讯。黄锐与马德升又一再与美术馆联系。美术馆的态度十分勉强，推说展厅已排满，不好再安排。我们问道：三楼两间大展厅常年空闲，可否借用呢？他们先说不行，里边有人在裱画。几天后又告诉我们他们腾出一间供我们展览。黄锐、马德升照例感激一番。
展览时间定为八月二十日至九月四日。八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在醒目的位置给我们刊登了广告。
开展的前两天，我们蹬着三轮车，把展品运到美术馆，开始布置。我的《偶像》也一同运去，锁在箱子里，暂不拿出。
此时江丰尚在北戴河休养，美术馆的人知道江丰审查了作品，给两眼也不再多问。
八月二十日，上午九时展览开幕。观众一下子都拥到三楼。我把《偶像》从箱子里搬出，放在事先留好的位置，也就是大厅中央平时挂放毛像的地方。顿时吸引了不少观众，大家捂着嘴笑，心照不宣。几个外国记者拼命拍照。
美术馆的头目赶来，看着《偶像》眼发直，回去马上请示。一级、一级、一级地向上请示，不知在哪一层歇住了。
“星星”的作品标新立异，让封闭了几十年的中国人耳目一新，展览很快在北京轰动开来。每天观众超过五千人，观众看完还总是依依不舍离去，使偌大的展厅挤得前呼后拥。
美术馆也怕出事，八月二十四日把三楼相对的另一间展厅也腾出来，让我们把展品分开，也使观众分散。
每天早上，美术馆大门前出现了少有的动人景象，几百人排成长龙等候买票。美术馆觉得门票收入可观，竟主动提出给我们延长展期三天，展至九月七日。
九月七日亦是星期天。展览结束时，美术馆的人告诉我们，全天卖票九千多张。十六天里共有十多万观众，远远打破美术馆的历届展览纪录。
当时北岛刚调到全国影响较大的半月刊《新观察》任编辑。北岛顺水推舟，组稿介绍“星星”，竟在九月十日《新观察》上得以发表。其中有老作家冯亦代题为《可喜的探索》的文章，以及李永存化名“阿蛮”的文章《街头美展的继续》，还有六张图片，其中就有木雕《偶像》。此举使“星星”的影响扩及全国，中宣部大为恼火。
“星星美展”的成功，立刻激起美术界上层人士的恐慌，并马上向江丰发难。
江丰急忙从北戴河赶回。一到北京便遭到围攻。江丰到美术馆看了展览，对我们也非常不满，说一些画他原来不同意展的，也都拿出来了。
江丰因支持“星星美展”而连遭打击，心身重创。两年后，一九八二年九月十三日愤恨离世。
乍暖还寒，星光不是曙光，“北京之春”来去匆匆。没过多久，华国锋倒台，邓小平上台执政，立即取缔西单“民主墙”，民运人士相继被捕入狱。接着又发动了批判电影《苦恋》的运动，文艺界又是一片昏暗，“星星”也再无出头之日了。
“星星美展”之时，有两位观众的留言意味深长：
但愿星星落下之后，是一个晴朗的早晨。
当黑夜再度降临，天空仍会出现星星？
1989年初稿
2009年修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