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习旗帜最鲜明的当数金融大鳄索罗斯。
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1930年8月12日－），是匈牙利出生的美籍犹太人，著名的金融投资家，因掌管量子基金、做空英镑和做空泰铢等骄人业绩而闻名于世。他是著名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的学生，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应该对他的社会立场有长期的影响。现在他是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和开放社会基金会的主席。
今年1月24日，索罗斯在2019年世界经济论坛上直指习近平：“在所有威权国家中，中国是财力最雄厚、最强大的，在人工智能等高科技方面也最先进，这使得习近平成为开放社会最危险的敌人。”9月9日，他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专栏文章称，对打败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的兴趣超过了对美国国家利益的关心。
索罗斯如此直白，可谓警醒全球。他之所以能如此坦然而高调地表明反习立场，是因为他和中国没有利益关联，也不会受到中共专制机器的直接威胁。
反习心态最为矛盾的当数私募大佬苏世民。
苏世民是史蒂芬·艾伦·施瓦茨曼（Stephen A. Schwarzman，1947年2月14日－）的中文名，是一位美国私募大佬，他掌管的黑石集团是全球PE行业的领头羊，也是第一家上市的私募基金公司。中国主权基金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第一笔海外私募股权投资就投给了黑石集团，而苏世民也在国内高校有多笔捐赠。
他是华尔街国际资本的代表，以往一直起着缓和华盛顿强硬立场的作用。去年9月20日他和中国国家副主席王歧山见面，试图协调中美双方恢复谈判，但他私下的多种努力并没有阻止中美贸易战升级。一年之后的9月17日，他在美国财经电视台CNBC的“财经纵谈”（Squawk Box）中说，中共通过牺牲西方国家的利益、成为全球超级大国，这对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发达经济体不利；中共的经济增长是躲在关税壁垒背后完成的，它们无法按照市场规则做到这一点；中共不采用发达国家通用的方式尊重知识产权，它们是通过保护手段来收获经济战利品；当采取措施对付它们的时候，它们才会意识到需要做出改变。因此，他支持川普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战。
说出这些想法对苏世民而言并不容易，因为他一直希望推动中国金融政策缓慢开放并从中受益，和中共的高层决策者维系着良好的关系。但形势的变化令他意识到，过去的愿望落空了，他不得不作出选择。
反习动作最为含蓄的当数香港的商界领袖李嘉诚。
李嘉诚（Ka-shing Li，1928年7月29日－）出生于中国广东潮安县，曾为亚洲首富及连续多年蝉联香港首富宝座，他创立的长江实业集团是香港最大企业之一。他和中共的领导人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都有良好的交往，对大陆地区的投资与捐赠都是大手笔。
习近平2012年刚上台，李嘉诚就开始从内地撤资，随后从香港撤资。2014年香港发生“占中运动”，他就以“黄台之瓜”的典故劝谏习近平对香港手下留情。今年香港爆发“反送中运动”，他再次以“黄台之瓜”劝谏习近平。9月23日，在中共官媒高调指责李嘉诚“地产霸权”的时候，李嘉诚（加拿大）基金会向有中共官方背景的公司追债。这次习近平北京阅兵，邀请他参加，但李嘉诚称病不去。按中国人传统的礼仪，这就是李嘉诚不给习近平面子。
李嘉诚深受中国文化熏陶，在商场纵横捭阖，与官场进退有度，深具智慧而谨言慎行。以他现在的言行，相当于告诉外界，他从不看好、不认同习近平的态度发展到了坚决反对的立场。
这三位大富豪，分别出生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经历长期而复杂的社会变化，可谓世事洞明。他们在文明社会获得巨大的成功，对文明社会的规则和价值有直接、深刻的体察和理解，对习近平反文明、反人权的独裁统治必然会坚决反对。他们代表了资本反对习近平的声音。
自中国入世以后，中共越来越多地利用中国经济力量来控制外国资本，让投资人或企业家顺从它们的意图，为它们唱赞歌。中共牢牢地控制了外资企业，甚至要求在中国有投资的美国企业公开反对川普的贸易战。这些外国投资者或管理者对习上台以后的变化更有切肤之痛，反习之心更盛，只是在资本撤出之前，都不敢公开发声反对。随着这些资本逐渐撤出中国，资本界反习的声音会更加猛烈。
去年，还有很多投资人、企业家或经济学者向习近平提出建议或忠告。今年，他们都放弃幻想了。
公民：吕式厚
2019年10月3日
中国公民运动网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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