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民生观察 更新时间:2019-10-27 14:28
陕西省西安市西咸新区访民王小琴,因不堪长年遭受暴力维稳迫害和限制人身自由,于今年8月份逃到北京打工。10月4日,王小琴在北京市大兴区海子角村十字路口,突然被六七名壮小伙当街绑架,扔到一辆七座越野车上强行拉走,之后被带回当地关进了黑监狱。目前王小琴被释放回家,但一家人却被24小时非法监控和限制人身自由。
据悉,王小琴的哥哥王小刚于2007年在西北火电三公司上班时被放狼狗咬伤,事后又被公司干部雇凶殴打,因此患上严重精神病,但公司没给予任何赔偿,其多年工资至今也未补发,养老金还被暗中停缴。为此,她和父亲王英强上访十多年,但至今得不到公安的立案追查,反遭到以陕西省公安厅为首的地方政府部门长年暴力维稳和监控。地方政府还私造伪证、造假低保等,陕西省公安厅多次虚假上报“案件终结”,导致全家四口一死二残。现在,全家人都被当局24小时严密看管。2019年9月16日,王英强曾发出公开声明,称全家绝不会自杀或自残,如果发生意外,责任在陕西省公安厅、西咸新区渭城街道办。
王小琴讲述事情经过:2019年10月1日中午12点左右,辖区陕西省西安市西咸新区渭城街道办事处主任杜兴鹏给我打来电话,诱骗我说,只要我在北京别给领导惹事,立马回家,街道办党委书记林军叫他转告我,街道办可以私下给我两万元钱。我不要钱,只要求尽快解决我家的案子,杜兴鹏说案子难度太大,解决不了。
10月1日晚上9点左右,杜兴鹏再次微信联系我说,他已经坐上赴京的车,预计10月2日上午9点左右能到北京,他这次进京的主要目地是带我回家。如果我配合,他可以给我两万元钱,如果不配合,他也必须想办法带我回家。
我仍坚持不要钱,只要求他尽快拿出个案子解决方案发给我,否则,我有权留在北京到各大相关部门信访登记。争论间,我发现附近有三四个不明身份的小伙子向我包围过来。我只好打出租暂时逃离。
10月4日下午2点左右,我和一个工友一起到北京市大兴区海子角村附近的物美超市购物,被六七名壮小伙当街绑架,扔到一辆七座越野车上强行拉走。车号:京KBH188。
车上一共有四名绑匪,一个负责开车,另外三个负责控制我,途中,我问他们为什么要绑架我?谁指使他们这样干的?他们回答我说,是你们区委书记亲自下的命令,你们街道办主任杜兴鹏给我们提供的你的照片和具体信息,听说前段时间你们区上领导派了不少人来北京找你,没找到,很生气,10月1日那天你和杜兴鹏电话聊天,他给你定了位,然后雇佣我们来抓你回家。没想到那天晚上你打出租车逃跑了,我们一路跟踪,在这里整整蹲守了你两天。我们只是挣钱的,只要你好好配合,叫我们把钱挣到手,我们一路上保证不会伤害你的。
其中一个小伙子对我说,我是咱西咸新区公安局的便衣,领导这次派我进京的主要任务就是抓你回家,怕你在北京给领导们惹麻烦,影响了领导们的政治前途。
另外三个绑匪均为外地口音,他们三人声称他们只服从西咸新区公安局这名便衣的指挥,保证我中途不逃跑就行,其他的事情他们不参与。
10月5日凌晨三点左右,我被他们直接拉进辖区金旭路派出所大院。关进审讯室,金旭路派出所教导员刘兵和警察崔斌叫来一名女警察,责令我把衣服、鞋、袜、内衣等脱掉,用仪器对我全身进行扫描搜身,把我随身携带的所有物品及手机全部收走,然后给我做笔录,要求我老实交待什么时间去的北京?坐的什么车?几点坐的车?到北京后都去过哪些地方?都干了些什么?都和什么人接触过?等等。
我质问刘兵和崔斌:“我这次到北京打工是为了躲避你们的长年暴力维稳伤害,我并没有到各大信访部门登记,也没有非访,你们凭啥把我绑架回来还审讯我?我犯哪条法了?”刘兵:“你是辖区重点稳控对象,必须接受派出所和街道办对你家执行的所有维稳措施,这次你敢偷偷跑到北京去,我们居然什么也不知道,害得我们被区上领导多次批评,你这次的罪名就是在敏感期失控,如果这次你敢在中央各大信访部门登记,回来之后我们可以给你定性为越级访。如果你这次敢去天安门等地区非访,回来之后我们肯定会给你判刑,以后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一直折腾到10月5日早晨5点多,才把我交给早已等候在金旭路派出所大院里的渭城街道办以信访主任任彪为首的四名维稳人员手中。任彪要求我上车,骗我说,渭城街道办党委书记林军找了个地方想和我见个面,好好谈谈。
10月5日早晨六点,我被任彪等人开车带到位于西安国际机场附近的北杜镇边方小学旁的荣欣宾馆四楼C03室开始非法关押生活。
任彪强行收走了我的手机,每天安排三男一女对我进行控制。晚上休息不允许我关房门,必须24小时接受他们的监控。
10月5日晚上9点多,任彪怒气冲冲的跑来质问我,平时是如何勾结境外敌对媒体的?并声称杜兴鹏目前在北京接到了不少外媒记者的电话和短信,都是在寻找我的下落,为此,杜兴鹏现在已经吓得不敢开机了,他本人刚刚也接到一个香港记者的电话,他现在也吓得把记者电话号码设了黑名单并关机了。
我声称并不知情,任彪说我不老实,叫来五六个维稳人员轮番对我进行审问,通宵罚站、罚蹲、不准休息、不准吃喝、不准坐、不准靠墙等等,其中一个维稳人员还威胁我说,如果我再不老实交待,他就叫人来打断我的双腿或者派人到家里把我父亲的腿弄断。一直折腾到10月6日下午大约二三点才罢休。
之后的几天时间里,任彪又拿来一张所谓的维稳协议叫我签字,大致内容为:以后每逢国家重大活动、全国两会、省、市、区两会及其他敏感期,可以带我外出旅游并酌情补助一些生活费;非敏感期如果要赴京上访,必须提前和街道办领导打招呼申请,并随时保持电话联系;如果有违犯上述协议行为,必须在一个月内退回自签定协议之后领取的所有费用,同时交给公安机关随便处置等等。
我不同意签协议,街道办维稳人员就一直坚持不放我回家。期间,任彪告诉我说,我这次偷偷跑北京打工的行为性质非常严重,西咸新区安全局已经开始插手全面调查我在北京的所有行踪了。
一直僵持到10月11日下午一点左右,我仍坚持不愿签维稳协议,只要求尽快解决我家的案子。任彪很生气的走了,扔下一句话:“让你签这个协议我是为你好,你不愿签就算了。你再好好想想,什么时候想通了,叫其他人给我打电话,我再过来找你签。”
10月11日下午3点多,其他负责监控我的维稳人员过来告知我,说是渭城街道办8月份新上任一个叫张勇的党委副书记,安排我下午回家和张勇见个面。
在两名维稳人员的陪同下,我坐车离开宾馆,车子直接开进了金旭路派出所大院,教导员刘兵又把我叫进审讯室说,今天把你叫过来,想再了解些情况。你在北京打工的那家公司到底叫什么名字?老板是哪里人?公司规模有多大?公司位于北京什么位置?属于北京几环范围?等等。
我问刘兵:“他们不是说叫我今天下午和街道办副书记张勇见面吗?是不是张勇今天没时间见我?”
刘兵:“张勇现在有事,等一会才有时间见你。我先找你谈个话。”
一直坚持到当天下午六点多,那两名街道办维稳人员才把我带离金旭路派出所,来到我家所在社区办公室。
等了一会儿,张勇终于来了,他首先拿出那份维稳协议要求我签字。我告诉他,维稳协议只是一张纸,我并不是一个贪财之人,我想要的结果是尽快依法解决我家的案子,让我全家尽快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如果我和你签了这个协议,那我家的案子将会被永远拍死,陷入无穷无尽的维稳漩涡中,永远也翻不了身。你们当领导的为啥不能想办法把我家的案子尽快解决了,彼此井水不犯河水呢?
张勇:“如果你签了这份维稳协议,至少我可以拿着这个东西去和区上领导汇报工作,说明我做通了你王小琴的思想工作,取得领导的信任,以后也好开展工作,如果你实在不愿意签,我也不勉强你。”
回到家中已是当天晚上7点多了。回家后我才知道,我10月4日在北京被当街绑架后,有好心访友曾电话告知我父亲,同时,很多访友还在不少微信群里为我发了寻人启示。
我父亲在得知我被绑架的消息后,曾多次打电话给辖区渭城街道办党委书记林军,要求他立即放人。林军每次都承认人在他手里,但坚持不放人。随后,我父亲又多次向上门给他做思想工作的党委副书记张勇要人,张勇起初坚持不承认绑架和非法关押我的事,之后,在我父亲的多次质问和公开声讨下,他才答应本周六前可以放我回家。
今天已经是回家的第三天了,我仍旧没有太多的人身自由,以渭城街道办事处党委书记林军为首的土匪官员们每天仍派多名维稳人员,倒班对我全家进行非法24小时监控和非法限制人身自由,不允许自由外出不允许正常生活。
有知情者透露说,领导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北京马上要开四中全会了,害怕我在四中全会期间赴京上访登记,影响了他们的乌纱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