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余杰，文章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1984年12月19日，赵紫阳与撒切尔夫人（Margaret Hilda Thatcher）代表中英两国在北京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 Photo Credit: AP/达志影像念给你听 powered by Cyberon处理香港问题所需要的「新思维」，其实并不「新」。赵紫阳在三十年前的智慧与远见，就可以供明智的决策者汲取和学习。
选举代表的权利是保护其他权利的首要权利。拿走这个权利无异於使人沦为奴隶，因为奴隶要服从他人的意志，无权选举代表的人正是如此。——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
中共改革派元老李锐曾评论说，如果说胡耀邦是党的「良心」，那麽赵紫阳是党的「大脑」。中共党史上出现胡耀邦和赵紫阳这两任总书记，本身就是奇蹟和例外；而他们被罢黜而死的悲剧命运，再次印证中共「优败劣胜」的权力分配制度。
在中共建政之後的历任总书记中，赵紫阳堪称最了解香港的一位，他是真正的「知港派」。 早在六十年代任广东省委书记期间，赵紫阳就研究过一岸之隔的香港的政治、经济、文化，甚至有向香港学习的想法。故而被毛泽东划入以刘少奇和邓小平为首的「修正主义」的圈子内。
当时，在处理粤港关系上，赵紫阳遵循「和为贵」的原则，竭力淡化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尖锐矛盾」。一九六一年二月，赵紫阳允许宝安县的水库向香港供水；随後，粤港两地又达成东深供水工程的协定，解决香港的淡水供应问题。一九六二年，广东民众为了摆脱饥荒而掀起大规模的「逃港潮」，每天都有数千人冲过边防线。中央下令广东要将此事作为第一任务来抓。赵紫阳在承受很大压力的情况下，仍然提出富有同情心的对策——要「安排好群众的生活，让群众看到前途，跟群众做好思想工作，讲明群众在香港很难立脚，不动武，不进行清算。」这些做法赢得外界好评。
在担任总理和总书记期间，赵紫阳得以站在一个更高的位置上审视香港问题，他把香港问题放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大棋局中来考量。赵紫阳也是中共领导人中最推崇自由经济的人，对香港的经济发展模式十分钦佩。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赵紫阳力主在南方沿海开辟经济特区，便是希望将香港经济腾飞的模式移植到大陆。一九八九年苏联总统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访问中国时，与邓小平和赵紫阳会面，曾经感叹说，苏联未能像中国那样及时展开经济体制改革，是因为苏联没有香港这样高度资本主义化的城市和通往西方的管道。在这个意义上，香港在中国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赵紫阳在任期间和在被软禁的晚年，曾多次论及香港对民主制度和选举制度。这些观点，在如今中港矛盾愈演愈烈，「党人」治港烟熏火燎之际，更加发人深省。
赵紫阳致函港大学生会，支持「民主治港」的原则
一九八四年，香港大学学生会去信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争取回归後普选特首的权利，获赵紫阳回信承诺「『民主治港』，是理所当然的。」当年学生会多名曾任学生会干事的社会名人坦言，赵函令学生会关心社会、追求民主。
一九八零年代初期，中英双方就香港前途谈判，由於事涉港人命运，港大学生会一直关注事件并发表意见。根据一九八三年评议会档，港大学生会於当年十月联同中大和理工学生会致函时任英国首相柴契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反映港人对前途忧虑。
事後学生会就香港前途问题「公投」，逾三千名学生投票通过支持学生会去信中国政府争取香港民主化，内容提及香港必须从速民主化、回归後香港「民主、法治、人权、自由」必须受保障。其後评议会成立九人小组负责草拟信件，并於一九八四年一月致函中国总理赵紫阳。
同年五月底，赵紫阳罕有回信港大学生会，以书面承诺香港回归後「民主治港」，信中特别强调「将来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民主化的政治制度，即你们所说的『民主治港』，是理所当然的。」而学生会在信中对「民主」这一概念作出了明确的定义，包括坚持港人民主治港、中国不干涉香港事务，「将来香港地方政府及其最高行政首长应由市民普选产生」等。这里的民主显然不是共产党欺骗性的「民主集中制」。换言之，赵紫阳深切地知道他支持的民主究竟是什麽。
有趣的是，占中运动发起人之一港大法学院副教授戴耀廷，当时担任学生会外务秘书，参与这一事件的整个过程。戴耀庭在接收媒体访问时声称，赵函孕育了港大学生会的民主信念，而任干事期间是他民主启蒙的一部分。
当年有份撰写致赵函件的一九八三年学生会外务副会长、现任立法会议员的叶建源回首香港现状，十分唏嘘。他慨叹说﹕「争取香港民主是我这一代人的愿望，但没想过三十年後人到中年，香港民主仍在十字路口徘徊，当年承诺仍未兑现、政改谘询仍讲循序渐进，实在拖得太久。」
如果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是另外一种结局，如果以赵紫阳为代表的党内改革派和民间追求民主法治的力量早日合流并主导政局，今日之中国必然不会是山河破碎、道德沦丧、贪腐横行的「索多玛」。而今日之香港，必然遵循赵紫阳「民主治港」的信念，早就实现双普选了。那麽，不仅今天的香港将呈现出迥然不同的局面，而且香港的自由与法治精神也有可能被内地所效仿。香港作为英国殖民地「良治」的政治遗产，也许能引导困境中的中国走出一条兵不刃血的民主宪政之路。
为什麽选举是民主体制的标志？
在香港开放出版社出版的《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一书中，有不少段落记述赵紫阳晚年对香港问题的思考。这些深思熟虑的远见卓识，绝非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之类的昏君、暴君所能具备的。
在一九九六年四月八日跟友人的一次谈话中，赵紫阳直接批评北京当局的香港政策：「在香港问题上，中国也是失策的。彭定康（Chris Patten）在香港搞立法议员民主选举，其结果是香港人民自己选出来的；中国却表示到一九九七年後不予承认，要在筹委会内部成立立法机构，以代替之；这也是违反民意的行为。中国委派的筹委会在选举时，据说有一个人投了反对票，鲁平就找他说：你不同意，那麽临时立法委员中就没有你的份。」
赵紫阳在几次涉及香港问题的谈话中，都强调香港的言论自由不能被剥夺、中央应当尊重香港的民意、香港的特首和立法会议员应由选举产生。赵紫阳晚年的很多言论率先在香港媒体发表，他本人因此受到更大压力，甚至被剥夺出门的自由。但他仍然坚持，发表意见乃是公民的基本人权，宪法中有哪一条规定说中国公民不能在香港媒体上发表言论呢？偌大的中国不遗余力地封杀一名前总书记的言论，使之只能在香港发表，这本身就是一大怪现状。
赵紫阳在八九学运中遭到老人帮的非法罢黜，他在晚年漫长的软禁生涯中痛定思痛，体认到选举的重要性。尽管赵紫阳拥有很高的民意支持度，但由於没有选举制度，民意并未形成他的权力基础。赵紫阳无论是担任总理还是总书记，他的权力都不是民众或党员直接授予的，他没有经过真正意义上的竞争性选举，他是老人帮在幕後凭己意「挑选」出来作为「接班人」的。老人帮既可以推他上台，也可以把他掀翻在地，他只能被动的接受这样的命运。
美国总统林肯（Abraham Lincoln）在南北战争的危机中说过：「没有选举我们就不会有自由政府；如果叛乱迫使我们提前或推迟全国大选，那可以明确地断言叛乱已经征服并毁灭了我们。」当南北战争刚刚结束，美国政治活动家、女权运动者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Elizabeth Cady Stanton）就开始为选举权大声疾呼：「我们的『路』直通选票箱，没有变数，也没有回旋……我们在重建时期要求共和国的所有公民都具有选举权。我们不谈黑人，不谈妇女，只谈公民。」可见，在自由人的心目中，「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选举故，两者皆可抛。」
此时此刻，尤其需要缅怀赵紫阳，重新发掘赵紫阳的思想遗产。赵紫阳缺乏戈巴契夫或叶尔钦（Boris Yeltsin）的手腕与魄力，出师未捷、功亏一篑，未能终结共产专制体制，是一个悲剧人物。但是，可以假设，如果赵紫阳没有被老人帮非法赶下台，他的香港政策必然不同於江、胡、习。
赵紫阳将以香港民意为旨归，不搞小圈子选举，不会力挺自诩为北大人「打工仔」的董建华、曾荫权、梁振英、林郑月娥，而是将直选的权利还给香港民众。就连当年被中共喉舌骂得狗血淋头的末代港督彭定康所支持的立法机构选举，赵紫阳都基本持肯定态度，要是赵本人主导中央对香港的决策，他又怎麽会像江、胡、习那样倒行逆施，引发港人走上街头、奋起抗争呢？
可惜，历史没有给香港人、也没有给中国人以这条坦途。
唯有「新思维」才能救中国和救香港
赵紫阳逝世十五年後，终於在平民墓园入土为安。但是，在中国的媒体上，赵紫阳仍然是一个不能出现的名字。在一部为邓小平歌功颂德的电视连续剧中，胡耀邦多次出现在剧情中，而只有一个「貌似」赵紫阳的、没有标注名字人物一晃而过。反之，中国民间对赵紫阳的评价越来越高，深怀「六四」情结的港人也举行许多活动纪念赵紫阳。
有香港媒体采访到赵紫阳的儿子赵五军。赵五军罕有地呼吁当局对不同的声音，包括关於香港的问题，要有「新的思维」。只要当局坚持普通老百姓只有服帖和忠诚，「总是会出现问题的」。
赵五军说，他的父亲赵紫阳在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代表中国政府签署了《中英联合声明》，该文件主张用开明的态度来处理香港问题。当时，这份文件还被送到联合国存档，以显示其具有国际公约的地位。如果中共遵守这份声明中的承诺，就能应得国际社会的尊重。然而，如今中共当局公开宣称，今天《中英联合声明》已经是一份过时的、失效的历史性文件，怎能不让港人群情激奋呢？怎能不让国际社会忧心忡忡呢？这种流氓无赖翻云覆雨的手段，岂能符合一个「崛起的大国」和「负责任的大国」的身份？
处理香港问题所需要的「新思维」，其实并不「新」。赵紫阳在三十年前的智慧与远见，就可以供明智的决策者汲取和学习。赵五军回忆了他亲身经历的一九八零年代父亲同中国派驻香港最高官员许家屯的谈话。赵紫阳对时任新华社驻香港分社社长的许家屯说，中共官员不应该插手对香港的管理。「你不是香港总督，你也不属英国内阁……一九九七年後，我们必须把香港交给香港人。」可惜，六四枪响，赵紫阳黯然下台，许家屯远遁美国，他们推行的香港政策也被中共当局弃之如敝屣。
对於父亲当年的这段话，赵五军感叹说：「如果不是香港和台湾，中国的经济改革就会无法想像。……香港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年代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始终应作为政治上宽松的标志。」他接着说：「有香港是中国的幸运。我认为香港可以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榜样。在香港实现民主程序对中国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香港的现行制度必须加以保护。」赵五军还说，他欣赏香港人推进自由选举和寻求保护他们核心价值的行动。「有些人还是会处於善良的本心去向不公正抗争的。如果他们都成了奴才和顺服的子民，那香港还有什麽意思呢？」这些，大概也是他父亲的肺腑之言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