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自由而无用的复旦人：改章程事致复旦大学公开信

改章程事致复旦大学公开信

亲爱的复旦大学：

日前教育部公布批复复旦大学修改章程一事，引起了我的身边、海内外广大校友以及社会人士的关注。作为一名普通的复旦人，我也非常关切母校的一点一滴，一枝一叶总关情。2014年第一版章程历经数年之久，广泛征集意见，往复讨论，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复旦大学自创校以来百年坚持的宗旨和理想，焉能朝令夕改？

时隔五年，母校发布新版章程，无疑是为了使学校更上一层楼，但细读之下，目标和举措背道而驰，可谓缘木求鱼。我看到了其中各项措辞及机制的完善，也看到了对于旧版的删除和修改，无疑也是十分震惊的。我的心情和12月18号中午在旦苑餐厅自发聚集高唱校歌的学妹学弟们是一样的。震惊之下，缅怀校歌之中，是对于复旦大学的深深的记挂，以及内心中的一种坚持。

每一个学校、每一个人都活在现实环境之中，不得不有所和光同尘。复旦大学历经清朝、民国以来，也几度陷于困窘危难之中，乃至怀抱一腔热血归来报效祖国的谢希德校长，她的一生的曲折的写照，也是复旦大学生命史的缩影。我诚恳地期待，复旦大学能有智慧地在各种环境下生存，当然也包括因应不同时代的要求，做出必要的妥协，但是，复旦大学作为一个百年学术机构，也应有自己坚持的底限，“长君之恶其罪小，逢君之恶其罪大”。

复旦大学作为一个公共学术机构，毫无疑问，她（他）的生命应当会长过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政府。复旦大学是以也宜有千秋万代之计，否则何以面对马相伯、李登辉、谢希德、苏步青校长以来“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政罗教网无羁绊”的百年复旦精神，又何以面对成千上万在校的、将来的青春学子。“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皓皓乎不可尚已。”我以为，复旦大学是应有此等气概的。

在我毕业好几年之后，我注意到有几个学妹学弟关注到了北区食堂员工女儿的病，家境拮据，一筹莫展，这个小姑娘最终因为白血病危重不治，但学弟学妹在其中非常努力，令人感佩，拉近了我和学弟学妹、拉近了我和学校的距离。我为母校有这样的学弟学妹，有这样可爱的青年，而为母校感觉欣慰。复旦大学应该要对得起这么多珍贵的青年。

在我毕业以后，知道钟扬老师的经历以及不幸逝世，我也在深夜潸然泪下，是母校也是人类的损失，是复旦人心中的痛；看到朱维铮先生遽归道山，我也哀思无已；我更看到哲学系汪堂家老师生前身后，学校、系里、师友对待孤儿寡母，是尽心尽力的，使得我对母校的眷恋随着时间的流驶越来越深切。当然我也看到某教授在开学典礼不学无术，大放厥辞，深感忧虑，但是看到学妹学弟的反应，我又感到放心。哪个学校没有难处，哪个学校又不是这样，有些事做不了主。我理解。

政治是一时的，文化是长远的。我不希望母校或任何一个老师或学弟学妹，因为一些我们不能抗拒的力量去做无谓的努力或牺牲，活着非常重要。但是活着也要有点样子，我恳切地期待复旦大学不那么卑躬屈膝、谄媚逢迎，而能善巧地做中流砥柱，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而不是像修改章程这样随波逐流，见风使舵。每一个人、每一个学校也都要并且一定会面对历史，切望三思而后行，有千秋万代之计，而不是惺惺作态、逢场做三五年之戏。为此期望我亲爱的复旦大学就修改章程的程序和内容，应该对师生、校友、社会，说明或解释，回应我的关切，回应师生、校友和广大社会人士的关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