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多月前，二十几个来自四面八方的中国人相约来到厦门。他们当中有律师，有从事不同职业的公民，有男有女。12月7日和8日两天，他们在一所私宅聚会，讨论时政，探讨年度十大公共事件，探讨中国政治的走向。他们也相互交换在各地进行公民权利倡导的活动和经验。在一个正常国家，这些是公民的正常活动。但是在中国，共产党政权将这样的活动视为对政权的威胁而加以围剿和打压。人们如果随意聚集在一家餐厅进行这样的讨论，会被驱散，参与者会被警察带走进行问讯，做笔录，签字，保证不再参与这样的活动。在有些情况下，参与者甚至会被拘留，或者因为警察的施压而被雇主解雇或者被房东驱赶。因为如此，也仅仅因为如此，厦门的聚会不得不是一次秘密聚会。
在共产党的眼里，这样的活动是颠覆活动。除了不是杀人罪，这是顶级的犯罪。共产党在监控、追踪、抓捕公民活动者上的投入和力度，可能超过抓捕杀人犯。有人说，在中国，妇女儿童被拐卖，警察几年找不到；但是公民活动者在哪里吃饭、和谁见面，在网上说了什么，他们当下知道，即刻传唤、拘留。
12月26日，四川成都秋雨教会牧师王怡被判九年徒刑，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正当大家感到震惊、愤怒、无奈的时候，这一天，又突然传来丁家喜律师和另外三人被抓捕的消息。“怎么回事？” “他们做什么了？” 大家急切地互相询问。
在接下来的数日里，大家逐渐了解了这样一个“厦门聚会”的情景。参会的人当中有三四人闻讯离境，没有走的纷纷躲藏，没有躲藏的遭到警察一一传讯。1月12日晚，陕西律师常玮平在躲藏了两个星期后被警察带走，后者随即宣布常玮平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
12月26日被抓捕的四人中，除张忠顺家住烟台外，其他三人看来分别从北京和福建被带到了山东烟台。警察在最初的抓捕中用了“12.13专案”这个词。我们不知道12.13这个日期意味着什么，但是了解中国政治的人都知道，“专案”意味着重大案件，区别于普通案件，而跨多省市的“专案”一定来自中央级别的指令和部署。焦虑的妻子们没有收到任何法律文书，仅仅被口头告知他们的丈夫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家属们委托的律师前去要求会见当事人时遭到推诿，被告知不知道案情、不知道办案机关、不知道羁押地点、不许会见。丁家喜妻子迄今为止看到的唯一的书面通知，是烟台警方通知律师不许会见。
“指定监视居住”意味着酷刑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就是秘密羁押，它通常发生在专门设置的秘密地点。过去几年，大量的中国人，包括人权律师、人权捍卫者、NGO工作者、基督徒、法轮功学员、艺术家、企业家、政府官员及其家人等等，提供了这种秘密羁押的第一手证词。无一例外，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人遭受了剥夺睡眠、殴打、长时间审讯、长时间端坐不许移动、人格羞辱、强迫认罪、被迫服用不明药物、24小时看守、威胁家人乃至小孩安全等各种酷刑，对受害者造成难以愈合的身体和心理创伤。秘密羁押期间，律师不允许会见，家人得不到有关他们所爱的人的任何讯息。他们每天每夜所受到的煎熬，常人难以想象。
他们是谁？
丁家喜出生于1969年，在湖北宜昌的乡村长大。1986年他考入北京航空学院学习航空发动机，1989年跟成千上万学生在天安门广场抗议，要求民主，要求改革。后来他放弃研究工作，转行成为律师，创办了北京德鸿律师事务所。他的律所不断壮大，十年内发展到有20多位执业律师，年收入两千五百万。2011年，他还获得了北京市十佳知识产权律师的表彰。
但也是在同一年，他退出了主任职位，在律所选举产生了他的继任。2013年，在创办律所整整十年后，他退出了律所，和许志永、王功权以及一批公民活动者一道，从事“新公民运动”，在全国各地组织每月一次的公民聚餐论政活动、个体维权案件、参与公共事件的围观、作为独立候选人参加人民代表竞选等活动。他们的想法是，公民要把写在中国宪法中的权利当真，去实践它们，成为真正的公民，通过践行这些权利而学习做真正的公民，为中国从专制和平过渡到民主而做准备。
他们在北京展开了教育平权活动，为在北京工作、生活、纳税但没有北京户籍的家庭的小孩争取在地高考的权利。十万家长和无数的志愿者加入了这场倡导活动。历经几年的教育平权活动获得了有限的成功，中国政府在除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仍然不许在地高考外，在全国大部分地区采纳了这个政策，成千上万中国家庭从中受益。
但是一个悖论出现了：中共在部分采纳教育平权运动要求的同时，对任何有规模的公民权利意识的诉求和行动却十分戒备。2013年春天，丁家喜和新公民运动活动者在北京朝阳公园、中关村、黄庄地铁站、和清华大学西门等处拉横幅要求官员公布财产后遭到逮捕，被判处一年至四年不等的徒刑。法庭的判决书上所列的罪行，除这些公共场所的行为造成“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外，还包括“利用群众关心的社会热点话题，组织、策划、煽动他人在北京市教委门前聚集。” 这些“他人”是为自己孩子争取在北京高考的家长志愿者。
绝大多数中国人对丁家喜们所做的事情既不理解，也不支持。生活好多了，安心过日子不好吗，关心政治干什么？丁家喜的哥哥就是这样一个中国人。但是谁比丁家喜更了解这个变化？他生活的湖北乡下是中国古代三国故事发生的地方，他长大时那里仍然使用三国时代的水翻车浇地，现在有高铁，有电脑，能上网。“但是在这个变化过程中，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中国人的政治权利没变，政治权利是零，” 他在狱中写信给哥哥。“如果你不理解我的话，你就耐心看，你不需要表达任何意见”。
丁家喜2016年秋天出狱后，国保不无鄙夷地对他说，你不就是想搞那个公民圈吗？他说，是的，继续搞，这不是秘密。
2017年他来美国看望妻女，很多人以为他会住下来，但是两个月后他又回去了。等到2018年他想来美国参加女儿的毕业典礼时，他被禁止出境了。
很多人像我一样，第一次听说同样在12月26日被抓捕的厦门人戴振亚和李英俊。从梁小军律师的描述中我們了解到，戴振亚是一名为人敦厚的私企会计师。 “我只想做厦门的一个荣誉市民，为李柏光律师在厦门树一座雕像。” 他的志向简单得让人吃惊。 “【你】为什么想给李柏光立一座雕像？” 戴说：“因为李柏光律师是在代理厦门土地拆迁维权案件期间去世的。” 至于李英俊，听说他的家人拒绝和公民活动者发生任何接触，拒绝透露任何有关他的信息。他们是惊恐还是生气，很难说。
今年52岁的张忠顺是烟台大学原讲师，他的推特自我介绍说，他“2007年8月因在课堂上引用1989年六四事件视频，被以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 他似乎是个赚了钱的成功商人。警察迄今为止搜查了他现住的公寓、他被捕前5天刚刚出租的一所堂皇的白色别墅、他在威海一所空置的公寓、以及他的苗圃公司的办公室（他说他是个“园林专家”）。令人惊讶的是，1月2日，警察从张家在这所别墅的储藏间里一个纸盒子里搜出245发子弹。张忠顺的妻子说，这不是她家的东西：子弹不是，连储藏子弹的盒子也不是。
栽赃嫁祸的迹象
这使我想起，今年五月新公民运动活动者张宝成被抓捕时，搜查令上说他涉嫌非法拥有枪支。不久前张宝成被起诉，他的犯罪“证据”是在互联网上散布“损害国家形象、危害国家利益的虚假信息”，并没有拥有枪支的指控，因为本来就不存在枪支。人们广泛认为，当局抓张宝成，是惩罚2018年底他对黄琦八十多岁老母亲在京期间时的帮助和保护。
这是一个令人忧虑的迹象。中共当局似乎在抛出这种令媒体和支持者却步的指控来阻拦及时而恰当的声援。在张忠顺的情况下，他们居然找到了真的子弹。既然张忠顺非法拥有子弹，那事情不是很简单吗？按照程序进行拘捕，并调查这些子弹的来源，同时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允许律师会见。相反，律师不许见当事人，倒是警察已经在试图说服张的妻子录制视频，说服丈夫认罪。这表示当局手上根本没有“案”，企图从张忠顺身上下手，取得突破。张妻拒绝了警察的要求。
两岸时空重叠
一月初，我去台湾参观总统大选。这是第一次实地感受台湾大选。我是个美国公民，但是在台湾看大选比在美国看大选更激动人心。选举当天，美国之音中文广播采访了我，他们问我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我说，印象最深的是7号晚上一个人在紫藤庐茶馆喝茶、读稿，把两年前我对丁家喜的一个未发表过的访谈校对出来。紫藤庐，有人告诉我，是台湾的一个“民主圣地”，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年轻律师和作家在这里聚会，酝酿政治反对国民党威权主义的禁锢。茶馆优雅宁静，一壶水在小铁炉上滚起开水泡。台湾是一个祥和舒服的地方，不止一个来过台湾的中国大陆人有同样的感觉。作为一个在共产党专制下长大的中国人，我知道这种祥和，这种舒服，是自由滋养出来的。文稿看了三分之一，看不下去了：台湾民主在短短三十年里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过几天人们将去投票选举自己的总统，选举自己的议员，如同吃饭睡觉那样自然、顺畅。而在对岸，丁家喜和他的朋友们因为一场讨论公民权利、政治变局的聚会，此时此刻，就是此时此刻，正在某个秘密羁押场所遭受酷刑和羞辱。
这种时空重迭突然变得难以忍受。
1月11日，选举结束了，蔡英文大胜。这是台湾人对自己前途的一次确认。
我们一行人的活动直到13日才结束。从选前到选后的一个星期里，我们走访了各个候选人的竞选总部。我们与大学里的选举研究人员进行了交谈。我们参观了立法院，见到了不同党派的立法委员。高雄的一位做国际运动游览的男子给我们讲了他的投票史，其生动反映了台湾人的自由和自豪。
大选后第一天，我在一个互动剧场听一群年轻人讲述他们的选择。在这次投票中，很多年轻人与父母一辈做出了不同选择。他们投票决定自己的国家该往哪里去。
人权博物馆的馆长告诉我们，由于台湾被排除在国际公约体系外，为了能够按照国际标准保障人权，台湾将种种国际人权公约法律化。这使我非常感动：被中共挤压而被排除在世界体系外的台湾，原来在如此默默地完善自己的国家。
在高雄，一位台湾基进党的年轻人向我们讲述了他们的建党设想。在这次选举中，这个小党首次获得了一个立法委员席位。
我注意到台湾有很多女性立委，原来，法律规定党团推选的不分区立法委员中必须保证一定比例的女性。
在台北老城一个设计优雅的茶馆，一位前立委给我们讲述了他在迪化街建设社区、孵化创业者的过程。
离开台湾的前一晚，我和一对同婚女性在东门饺子馆吃了一顿饺子。
所有我遇到的台湾人，都给我一种年轻、专注、生机勃勃的印象。
与那些天同步，我在手机上不断收到有关厦门聚会参与者的最新消息：
35岁的常玮平律师在躲避了两星期后在西安被抓捕，随即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他的父亲，一个在陕西乡村做了多年支书的老党员写道：“今天听说我的儿子被宝鸡国保抓捕，口头通知，罪名是‘颠覆国家政权’，我万万不能相信。我那仅仅工作几年、不会拿刀玩枪的孩子，只是做了一些公益案件，帮过几个人，做了几个所谓的敏感案件，现在和朋友吃了一顿饭就颠覆国家政权了。作为70岁的我万万不能相信。”
【常玮平律师在被拘留十天后已经于1月22日被“取保候审”。】
为了躲避警察搜捕，文东海律师12月29日匆匆将妻子和两个幼子送往日本后一直躲藏至今。17日，他的妻子在推特上发出讯息：“今天是我们来日本的第18天，不知你现在身在何处是否安全，如果你能感觉到我们在想你，请你想办法给我报平安，我电报，推特，还有Signal都装了，或者托朋友转达也好，你平安我才心安！”
同一天，躲避中的湖北宜昌刘家财发布一则视频说，“我只是想做一个公民，在自己的祖国自由的行走，和我的朋友吃饭聊天，关心我们的家园。但很遗憾，在厦门吃了顿饭，你们就害怕得如临大敌，大肆抓人，制造恐怖，我只能被迫在自己的祖国流浪。…. 你们从人民的头上拿走的够多了，还给人民一点点自由，一点点说话、吃饭的自由，天塌不下来，吃个饭、见个面，至于要逼到我们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吗？”
新注册了推特账户的戴振亚的妻子18日写道：“今天是腊月二十四，戴振亚已经被带走24天了。迄今为止，我们没有收到任何一张法律文书。警方通知我们请律师，可律师去了不让会见，有关案情不告知。….年关将至，家里八十几岁的老人等着儿子回来过年，全家人都期盼振亚回家团圆。”
不管在烟台还是在宝鸡，律师们提的问题和要求，一律得到了“不知道”、“不允许”的回答。
许志永也在躲藏中。除丁家喜外，他可能是这次抓捕的“要犯”。 警察抄了他的家，带走了他的女友和外甥女，对她们进行了24小时的拘留和审问。警察还去到河南他姐姐家“查户口”， 跟踪他八十多岁的母亲。
他在躲藏中写了一篇文章，《这是我的祖国》。”2003到2013十年间，我们是改良主义者，通过个案援助、调查报告、围观参与推动社会进步。我是后知后觉者，成为革命者，是2016年了。总是怀着最大的善意，希望看到主动改变，后来实在看不到希望了。” “革命不是打江山坐江山，王朝轮回。我们是公民，追求现代文明，民主自由，美好中国。革命不意味着混乱动荡。我们以建设的方式推动中国民主自由，建设公民社会，为专制脆断时，已有健康力量引领国家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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