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代纽约时报报道民权运动有细节误差，比如把两人被捕说成四人，警察起诉诽谤（不像中国直接抓人）。官司一直打到最高法院，纽约时报胜，判决理由是，言论须有“呼吸空间”，误差难免，过于严苛，自由将不复存在。此判决确立了公共言论违法的标准，即“实际恶意”，不能证明故意造谣，就不违法。
武汉肺炎本是冠状病毒的一种，很接近sars，网民说发现了sars，无可厚非。有医生准确说出了新型冠状病毒，也被训诫。相对央视“辟谣”，这是何等真实而宝贵的信息啊。只准州官造谣，不准百姓说话，武汉公安助毒为孽，害死多少中国人。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不让人说话，会害死人的。这教训还不够深刻吗？
即便故意造谣，针对公共事务，也是民意表达。美国最高法院在另一个判例中确立了新的违法标准——“即刻而清楚的危险”，比如在电影院里大呼“失火了”造成踩踏。因此美国人民对政府，对总统，有充分的造谣自由。如果没有疫情，谣言有什么可怕的呢？官方公信力太差了，人们不相信了，谣言才有传播空间。
恐惧谣言是极权专制的痼疾。根本是恐惧人民的知情权。网民说，如果时光回到1月20日之前，你能拯救武汉吗？不能，我会成为第九个造谣者。如皇帝的新装大游行，统治者特别害怕一个孩子说，他什么都没穿啊。
公民 许志永
2020年1月30日 流亡中
来源：中国公民运动, 文章转自网络，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