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爆发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以后，中共为什么没有重演十七年前的“非典”（SARS）危机中的脚本，查办地方官员以安抚民意？时评人长平认为，主流民意没有跟上“新型官状病毒”变异的速度。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历过一次又一次天灾人祸的中国人民，已经磨练出顽强的忍耐意志以及各种生存策略。这一次在武汉爆发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以来，愿意再一次重复中国式救灾模式的人们，发现对官方的期待有些不灵了。和”新型冠状病毒”一起发生的，是”新型官状病毒”，而且后者的变异速度更快。
这个主流的救灾模式原本是这样的：疫情发生之后，必然会发生抓捕”造谣者”、掩盖真相等事情，由此导致地方疫情升级为全国乃至世界性灾难，民怨沸腾。沸腾的民怨并不期待由此改变体制，反而主动压制批评体制的声音，呼吁”救人要紧”、”不要添乱”。不仅如此，它还期待官方表现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越性：官员们一改平时的官僚和无能，以民为本，展现出技术精英的专长；领导人迅速达到现场，感动等待感动的万千百姓；中央雷厉风行，查办失职渎职的地方要员，足以抵消体制的一切罪责。
与此同时，看到希望的民间社会充分动员，大爱无疆，互助互救，谱写出一曲曲和谐社会的赞歌。最后，官方宣告在党的领导下，从胜利走向胜利，又一次赢得了战胜困难的人民战争，同时挫败了西方反华势力借机唱衰社会主义制度阴谋。当然，官方不会忘记用一纸文件，将民间募捐全部收归己有。
主流舆论期待落空
这一次新型冠状病毒的爆发，武汉在去年12月底就发现了疫情，不仅没有及时公布，而且以造谣名义抓捕8名发布消息人士，错过了阻断疫情传播的关键时期。直到今年1月20日，习近平、李克强批示之后，官方从无所作为转变为过度反应，”不惜一切代价”阻断疫情，体现为各地封城和挖路。封城之前没有任何物资供应、医疗增援的准备，患者和潜在的患者成为被无情扔弃的”代价”，医护人员成为赤膊上阵攻打病毒的”人肉炸弹”。
让主流舆论期待落空的是，除了发布官方严格控制的募捐信息之外，中国政府没有允许更多民间救助通道，大爱姓党，维稳如常。官员和武警的防护设备强过医护人员，几年来被摧毁殆尽的公民社会并没有看到借助特殊时期死灰复燃的机会。
尤其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姗姗来迟的湖北省政府的首次新闻发布会终于在1月26日举行，却变成了官方形象的”大型车祸现场”。发布会上坐在左侧的湖北省委秘书长别必雄戴口罩露鼻孔，中间的湖北省长王晓东未戴口罩，右侧的武汉市长周先旺戴的口罩上下前后面全戴反。
在发布会上，湖北省长王晓东通报本省各类口罩年产量时，三次改口，从108亿只到18亿只再到108万只，完全心中无数，而且心不在焉。而且，省长王晓东说”医用防护服、口罩等防护物资仍然特别紧缺”，武汉市长周先旺则说，武汉防护服紧缺问题”已得到全面缓解。”
在这个新闻发布会之前，网络已经广泛流传，湖北官员已经被撤职查办，中央”钦差大臣”临危受命，重振地方政纲，全面迎战新型冠状病毒。显然，迄今为止，这是网民按照旧版”官状病毒”传染和防治模式一厢情愿的想象。十七年前的”非典”（SARS）危机中，中国卫生部长张文康与北京市市长孟学农在舆论压力之下被免职。
革职以谢天下？
1月24日，《湖北日报》记者张欧亚在微博公开发声要求武汉换帅。随即，他被要求删除微博，《湖北日报》向武汉市委道歉。
1月27日，也就是湖北省政府首次新闻发布会的次日，武汉市长周先旺，接受了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的采访。他回应疫情掩盖批评说，”作为地方政府，我获得信息、授权之后才能披露，这一点在当时很多不理解”，”后来，特别是1月20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要求属地负责，在这之后，我们的工作就主动多了。”
这段话传递的信息十分清楚：不是地方政府，而是中央掩盖疫情。随后，他还表示，”最后说要问责，说人民群众有意见，我们革职以谢天下，只要把疫情处理好。”
也许内地很多民众不知道，去年9月，在香港人反《逃犯条例》修订抗议运动中，在路透社透露的一段录音中，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提到，作为服务”两个主人”的特首，她的政治空间”非常有限”。她说，”如果可以，会选择辞职”。
人们在争论，到底是谁的罪责更大，是武汉地方政府，还是中央政府？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方方的说，”湖北官员的表现其实是中国官员平均水平的表现，并不是他们能力比其他官员更差，而是他们的运气更差。官员们历来按文件做事，一旦没有文件，他们就六神无主。这次事件如果在同一时间落在别的省里，那些官员的表现，不会比湖北的更好。”
习近平支持了方方的说法。1月28日，他在会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时强调，”对于这一次的疫情防控工作，我一直是在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他面带微笑，语气轻松，看不出来他为106人的死亡、数千人的感染和数亿人的困扰感到任何遗憾。对于方方批评的现象，”官场逆淘汰的恶果、空讲政治正确而不实事求是的恶果，不让人讲真话不准媒体报道真相的恶果”，习近平显然感到满意，他一再强调，要”统一领导，统一指挥”。
“绝对忠诚”导致灾难怎么办？
主流民意没有跟上”新型官状病毒”变异的速度。”六四”之后的江泽民和胡锦涛政府，面临”与国际接轨”的压力，希望表现出与西方社会的内在一致性。中共希望人们相信，中国没有选票，但是官方同样重视民意；司法机关要听从党的指挥，但是党重视法治；媒体要充当党的喉舌，但是党也需要舆论监督；没有民选总统，但是中央有互相制约的集体领导；没有民主决策机制，但是方便”集中力量办大事”。
习近平上台之后，政策导向变成了”世界与中国接轨”。各种以”世界”命名的大会在中国召开，即便在只有外国人才能看到的社交媒体上，也不允许”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天灾人祸必然还会发生，但是为了民意查办官员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专栏作者长平
“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这是选拔官员的基本原则。”绝对忠诚”导致灾难怎么办？习近平表现出目空一切的”大无畏精神”：别怕，有我在这里兜底！人权律师可以抓捕，异议人士可以坐牢，藏人可以随他自焚，维吾尔人可以关押百万，民意算什么？只要习大大出门走两步，表现出一点点亲民的作风，黎民百姓就会痛哭流涕。事到如今，他还没有感觉到有此必要。查办官员？那倒是习大大的一大喜好，但唯一的理由是调整权力布局。
此次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清楚地证明，很多中国人引以为傲的专制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正是导致世界性灾难的原因。但是，如果方方是在借罪恶体制为地方官员的罪责辩解，那么只能说明她作为党领导下的湖北省作家协会的主席十分称职了。专制体制是个人作恶的保护伞，但是并非他们的遮羞布和免死牌。
长平是中国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作家，现居德国。
转自：D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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