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型冠状病毒在中国传播，武汉及湖北省的医院已连续三周向全国人民紧急求助：送更多的防护装备来。
送来的东西近在眼前，却令人沮丧地遥不可及。捐赠给中国红十字会武汉分会的医疗用品在仓库里闲置着。距离武汉110公里的仙桃市，是世界上最大的防护用品生产中心之一。仙桃市官员已下令该市的工厂停工。试图组织救援物资的个人面临违反中国严格的慈善法的风险。
中国政府已向世界证明，它能封闭整座城市，能在10天里建成一座医院，能让14亿人在家里呆上好几周。但它也暴露出一个明显的弱点：政府不能与自己的人民合作。这个弱点让生命处于危险之中，并威胁到控制疫情的努力。
新冠病毒的暴发让人们看到，中国突兀地缺少一个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这些诸如商业团体、非营利组织、慈善机构和教会的民间协会，能在无需政府参与的情况下，把人们组织起来。
可以把公民社会看作是帮助一个社会平稳、灵活运转的神经系统，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200多年前在费城组建第一个志愿消防队、第一个公共图书馆，以及第一家慈善医院时，就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一个人能干的好事数量惊人，如果他把其当成事业来做的话，”他在1783年写道。
“大政府’包办一切的传统管理机制已不高效，甚至力不从心，”管理咨询师段战江在一篇关于疫情管理的文章中写道。“政府很忙但力不从心，民间力量闲置但也只能干着急。”
段战江建议政府克制事事主导的冲动，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监管上。
中国共产党从不喜欢也不信任公民社会。它对任何可能对其统治构成挑战的组织持怀疑态度，包括大的私营企业。中共一直在打压非政府组织，如人权组织、慈善机构，以及教会和清真寺。中共不希望在自己的政府与中国的14亿人民之间有任何阻碍。
中国的大公司和富裕的个人一直在捐赠，许多都很慷慨。但他们也都设法保持低调，担心冒犯政府，因为这个政府急于将任何功劳归于自己，动不动就怀疑外部团体对其发起挑战。
这些隔阂在抗击疫情的前线非常明显，那里的工作人员一直缺少保护自身安全的适当装备。医生和护士穿的是一次性雨衣，而不是防护服。他们在给病人进行危险的咽拭子检测时，戴的是普通的、不胜任的外科口罩。他们穿着成人纸尿裤，因为他们一旦脱下连体防护服，就得将其扔掉，而他们每天只有一套防护服。
当局本周一说，已有3000多名医护人员受到感染，但这些人并不都是在工作中感染的。
中国老百姓用自己建立的社交媒体群，帮助病人寻找医院床位，派志愿者开车送他们去医院，从世界各地采购防护装备。他们可以通过与政府协调做更多的事情。
“我们就是小舟，能力有限，”家住北京的设计师Panda Yin说，他建了一个约有200人的微信志愿群，帮助一线医护人员寻找保护装备。“本来有高速路，但很多人知道路上有大坑。”
这个“大坑”就是中国红十字会。中国红会与其他地方的红十字会没有隶属关系，它是政府用来垄断慈善事业而控制的两个组织之一。武汉市政府坚持要求所有捐赠必须经过当地的红十字会分会。
中国红会的腐败和低效早已臭名远扬。国内媒体报道过好几起红会丑闻，包括九年前的一起：一名据称在中国红会有高级职位的人在网上发图炫耀自己的奢华生活。
据中国民众用不完整的数据所做的分析，红十字会在发放口罩和其他物资方面行动迟缓。中央政府已在周五要求红会加快发放捐赠，证实了人们的说法。
据中国红会自己的数据，这家机构在发放口罩时，将最多最好的直接发给当地政府部门，而不是一线医院。
2月11日，武汉市政府防疫指挥中心收到了近1.9万个N95医用口罩，它被认为是过滤颗粒物最有效的口罩之一。而武汉最大的公立医院之一协和医院只收到了450个口罩。当天仅有四家医院收到了口罩，协和医院是其中之一。2月13日，所有的N95口罩都送给了当地的卫健委。没有一个送给医院。
本月早些时候，湖北省的三名红十字会官员受到纪律处分。武汉红十字会本周表示，自己只是该市物资供应队伍的一部分，物资的分配由市政府官员负责。如果说红十字会是分发医疗物资的瓶颈，地方和中央政府有时则是私人生产、购买和分发这些物资的障碍。
仙桃市政府2月3日关闭了该市几乎所有防护产品工厂，只批准了10家继续运行。
一名当地官员上周对官方报纸《人民日报》说，出于质量控制的原因，市政府做出了这一决定。该官员说，在该市113家中型企业中，只有两家有在中国销售医用防护服的资格证书，因为仙桃的大部分无纺布产品仅供出口。
仙桃一家工厂的老板说，那是瞎话。由于担心遭受报复，这位老板要求记者只写他姓王。他为英国和美国客户制造的防护服必须至少达到与中国相同的标准，如果不是更高的话。他说，这些产品很多都又被卖回到中国了。仙桃的官员没有回复记者的置评请求。
王先生和另外两名因担心报复而要求不具名的工厂老板说，真正的原因是，如果工厂工人感染病毒或产品出现质量问题，仙桃的管理人员不想承担责任。这种说法得到了中国当地媒体报道的支持。王先生等人都认同，政府在这个特殊时期需要限制价格、严格检查产品质量。但他们说，政府可以制定规则并监督他们，而不是关闭工厂。
那名当地官员告诉《人民日报》，在得到省政府的批准后，该市在2月9日前又批准了73家公司恢复生产。假如出现问题的话，省政府的批准为市级官员提供了政治掩护。不过，王先生等人说，大多数工厂仍处于闲置状态。
仙桃也切断了私人购买保护产品的努力。本月早些时候，仙桃官员阻止了湖北荆州的志愿者获得所需物资。荆州位于仙桃以西约160公里。
据一名志愿者说，仙桃当局在他们离开时，试图在一个检查站没收他们的物资，并将他们赶出了该市。这名志愿者要求记者只写他姓张，因为他是政府工作人员，未被授权接受新闻媒体采访。
张先生说，他和其他志愿者不得不采取行动，因为荆州市卫健委应付不过来，而且过于官僚，无法及时向当地医院提供所需物资。
他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志愿者将防护服、护目镜和医用酒精送到医院的照片和视频。他在一个聊天群里说，当他看到当地一家发热门诊的医生和护士除了普通外科口罩外没有任何防护装备时，他都快哭了。
他说，门诊的负责人非常感激他们，她把四个西瓜送给了他。像张先生这样的志愿者正在通过社交媒体筹集物资。他的一个聊天群里主要是一些企业家，比如一名姓刘的50多岁的科技创业者，由于担心遭受报复，刘先生只报了自己的姓。群里讨论的一个话题是，他们是否可以在微信朋友圈（类似于Facebook的时间线）上发布他们的筹款公告。中国对个人向公众集资有严格的规定。
群里像刘先生这样的企业主有与政府打交道的经验。他们有人担心公共卫生部门会认为他们越轨，会因任何可能违反公共筹款规定的行为来找他们的麻烦。
刘先生说，如果他们不得不避开所有非常模糊的界线的话，他们大概什么都做不成。
“人命第一，”他说。
袁莉为《纽约时报》撰写“新新世界”专栏，专注中国及亚洲科技、商业和政治交叉议题。
转自：纽约时报
来源：中国公民运动, 文章转自网络，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