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街的清晨
2005年3月一个黄昏，我在上访村找个床铺住下。为公盟研究项目《中国信访调查》，接下来两个月我大部分时间在这度过。
房东刘老板，跟河南老乡来北京打工，曾开一个小饭店生意不理想。2002年租一间房把床位租给上访者。那时他经常拿房客的案卷到《中国改革》杂志社求助。近三年过去了，小旅馆扩大到四间。大房间住三十多人，小的住十人，每天每个床位3块钱。
小房间只有两张床，加上木板拼成两个通铺。破败的墙上蓝色粉笔阿拉伯数字写着床铺编号。
晚上九点半。大家和衣而睡。床被有一股难闻的味道。门开着，灯亮着，鼾声渐渐响起。火车从旁边经过，屋子微微颤抖。
清晨六点。起床，排队刷牙洗脸。背起上访材料，出发。
从上访村到最高法院信访接待室，大约四百米行人踩出的小路，穿过铁路和东庄花园。清晨的阳光洒在铁轨上，摇曳着三三两两的身影。路边墙根处，一个挨一个窝棚，有人烧火做饭。
信访接待室旁边的小街，叫幸福街。
熙熙攘攘的人流繁荣了一些小饭馆、复印店、书摊。卖的书主要是三类：法律、性和占卜。地摊有人叫卖通讯录，上面印有中央各机关、各大媒体、一些敢言学者、记者的姓名电话。我的名字也在其中。
距离开门时间还有四十分钟，高法接待室门外已经聚集上百人。这里是早晨的信息集散地。从这里走向中纪委、国家信访局、中央电视台、天安门、东交民巷等地。
去电视台，渴望曝光，其实希望渺茫，“焦点访谈”一度能关注一些呐喊，可是后来也沦陷了，成为新闻联播的延续。天安门，帝国的超级敏感点，很多人因为下跪被判刑，可是能引起一点重视就很幸运了。东交民巷，老访民知道，温总理家在那。
一群人围着一个中年女士在唱“消灭贪官保江山，永保国泰民安。”反贪官保皇帝，这土地上古老的策略。
一个人号召大家去游行示威，光等待没用。他慷慨激昂演讲，周围人频频点头。中国特色的困境，温和的上访转回地方常常没用，激烈的行动可能引起重视，但也有被判刑的风险。
七点四十五分大门打开，人们涌进胡同，排队填表，进大厅等待红色屏幕上出现自己的名字。
从交表到接谈，不知道要等多久。半天，一个星期，或者超过一个月。你从很远的地方来，在陌生的首都，吃，住，很多麻烦。这个体制不在乎，它从不在乎草民的哀求和困苦。
中国病
2006年之前的北京南站，一片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矮房子。
延续向南是东庄。凌乱的村落四周，一年四季夜晚随处可见露宿者。他们来北京上访。
这是一个古老的话题。至少清末已有记载，上访者聚集在前门附近。杨乃武与小白菜，恶人，包青天，圣明天子，是漫长专制下文学艺术持久不衰的话题。
打江山者坐江山，分封各级官员。权力来自上级。负责对象自然是上级直至皇帝，不是人民。遭受不义，上访，找上级乃至最高权力讨说法，理所当然。所以专制国家上访成为重大社会问题。
每个国家都有上访，但民主和专制天壤之别。
没有绝对的公平正义，没有完美的政治。人性，从倔强到顺从，正态分布。一个官员民选司法独立新闻自由的国家，各级官员都很在意选民的声音，认真对待每个人的抱怨。多数人感到公正。只剩极少数最有个性的，也许不到人口百万分之一，感到不公而执着上访。美国白宫前也曾有人安营扎寨，声讨美国不民主。
上访者很少，不必担心。不必在首都四周层层设防，不必在议会开会时全国高度紧张上访者一出示身份证就警笛大作到不了首都被拦下。
中国不一样。各级官员不是民选，权力来自上级任命，人大是摆设，司法不独立。自古官官相护。他们不在乎下面百姓呼喊，只在乎上面的命令。只有上级的上级，甚至最高权力命令下来，他们才重视。所以很多人来到北京。
强权社会，关系社会，公权私用特权腐败不公不义，多数无权无势者默默忍受，少数个性倔强者走上了漫漫上访路。当社会如此不公不义，以至百分之一的人受不了了，结果是，中国每年信访量超过一千万，上访者在北京聚成村落。成为中国特色的社会病。
我们的报告有一章把民权县作为个案研究。结论中有一个假设，如果县级，仅仅是县级，政府、人大民选，司法独立，权力真正对人民负责，中国的上访量将减少80%以上。
如果，国家信访局每年接待一百人，能给每个人派出专案调查，公正处理。一千人，也能处理差不多。可一千万人，任何国家机关都无能为力。
这不是设立何种信访机构的问题，这是民主还是专制的问题。专制结束前中国信访问题无解。
官方形容三次信访洪峰。1954年，恐怖高压略微放松。1976到1980，文革结束人民再次看到希望。2003年胡温新政，公民维权之年。不是极端不公时，而是人民经过不公之黑夜又看到重新燃起的希望之光时，才上访。
过去半个多世纪，国家信访局、全国人大信访接待室、最高法院信访接待室都设在永定门附近，这里自然成了上访者集中的地方。距这最近的便宜住处是东庄。20世纪六十年代起，东庄及其四周成了上访者聚居之地。
2002年东庄拆迁。凉水河以南、开阳路以东、铁路以西遗留下一片小房子。2003年这片挤下2000多人的小房子几乎成了纯粹的上访者聚居的村落，成为著名的“上访村”。
二十公里，从繁华的国贸穿越到这历史遗迹。
苦难担当者
最早看见上访者是1997年冬。中央电视台东门接待室。他们排着长队，等传达室收下材料。那里被称为国家第二信访局。他们渴望曝光，渴望领导看到自己的冤情做个批示。比中彩票还难，可没有别的办法。
那年我硕士三年级来北京找工作，专门去那看看他们。在那里，你才能看到，岁月静好的背后，极权给千千万万无权无势者带来的深重苦难。
一个排队的中年妇女问一个人要水喝，那人不给。她开始小声啜泣，然后吵闹，嚷着要进电视台找领导。一辆警车把她带走了。
多少人在漫长的上访路上渐渐绝望。这次就在我眼前，一个人渐渐精神崩溃。很多年了，那个场景一直那么清晰。
2002年9月，我兼职《中国改革》农村版月刊采编中心主任。这里聚集了一群理想主义者，李昌平、邱健生、刘湘波、涂名等。采编中心每周末轮流接待上访者。有时来的太多了，常有一辆警车停在楼下。
后来公盟在双井的办公室，每周四接待日，屋子里常常挤满了人。
苦难太多了，人会麻木。我们挑选最有社会价值的个案。最极端的不公，无辜者被判死刑的，或者涉及最多的人。想以有限的资源帮助更多的人。所以面对不那么极端的个案，常常一遍一遍地说，对不起。
痛苦或幸福，只在于一个人的心，安放何处。
自横刀者向天笑，殉道者幸福踏上归途。可多数人注定不会知道。知道了也无法摆脱。痛苦是人类的现实。所以需要制度，区分现世的权利边界，维护公平正义。
也需要信仰。通往幸福的路崎岖漫长，有时爬坡，有时休息，有些追求，有些放下。
我和黎雄兵、李方平等志愿律师帮他们分析案件是否公正，告诉他们怎样维护权利。也告诉他们可能的结果。很多时候，希望渺茫。我会告诉他们希望渺茫。安慰他们，想开点。
我祈愿他们爱仇敌。在上访村发传单《爱在通往公义的路上》。可这世间注定的角色。如果没有执着的人，怎会有社会进步？一个不公不义的社会，他们是苦难担当者。
体验截访
上访村向北不远是国家信访局。
1999年冬天我第一次来到这里。漫长的通道冷冷清清，两边高墙烟熏的痕迹和歪歪扭扭的标语口号，拐两个弯穿过一间小屋，赫然出现“中共中央国务院人民来信来访接待室”的大牌子。日本为方便上访把信访机构设在超市里，而专制国家，总想把它藏起来。
2005年4月1日来这里，因为常听说上访者在这被打。
接访，又名截访、劫访。上访量影响政绩。各地政府贿赂国家信访局官员，消除记录。还有一个办法，截访，把上访者抓回去。后来数字极权时代，抓捕更精准了。
20世纪50年代，内务部设立信访机构。包括永定门火车站的“接济站”，卢沟桥的永定砂石厂，上访者被强迫劳动挣回家路费。“无理取闹者”，交由地方政府强制“接”回去。
1982年“法治化”。《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把接访与收容遣送合为一体。
收容遣送站里，有流浪乞讨者，有农民工。上访者单独关押一个区域。
2003年收容遣送废止。上访人群暴涨。天安门附近接连发生数百人至上千人的集会游行。中共中央指示地方政府把上访者接回去。截访队伍迅速扩大。
上午十点多，信访局胡同口外。马路两边停满了各地牌照的警车。胡同口黑压压的人群，数百截访，他们来自各县市乡镇，有信访局的，有公安便衣，有政府各部门抽调的。
我着装大概看起来不像上访者。胡同口截访们上下打量，没敢拦截。胡同里还有宣武教育局等几家单位，进出的不都是上访的。他们观察，以免拦错了人。据说曾有一个信访局官员在此被截住殴打。
往里几十米，更密集的人群堵塞了胡同。突然背后一只手拽住我的肩膀，问，哪里的？
我说，河南的。人群立即炸开了锅，纷纷高喊，河南的河南的——。
冒出三个人抓住我的胳膊，问，河南哪里的？开封的。人群又高喊，开封的，开封——，老刘——，刘局长——。
一个基层干部来到跟前。上下打量，问：“开封市委去过没有？”没有。“没有就是越级上访！越级上访是非法的！有话出去说！”他突然提高调门，大声呵斥。
三个人拽住我往外拖。我奋力挣脱。可是走不出人群。
重围中我被故意挤来挤去。隔着人，有人从后面伸出拳脚，看不清谁打的。终于逮住一个。我大声质问，你是谁，凭什么打我？“我没打你。谁看见我打你了？”一幅无赖嘴脸。
刘局长再次出现。态度和气，给我看他的工作证，河南开封市信访局副局长刘凤翔。“十个省市截访在这，你知道谁在打你？我既然给你看了工作证，就是为了保护你。”
“你们地方官员就这个德性吗，每天在这里打人抓人？”
“我告诉你，动手的都不是开封的。”后来知道，刘局长说的大半是实话。截访和一些当地老上访认识，动手不方便，也怕报复。所以渐渐形成了默契：各省截访相互帮打。我看到过黑龙江截访殴打内蒙上访者，河南洛阳截访殴打湖南上访者，辽宁截访殴打河南上访者。
我在恶意的人潮中被挤来挤去，还有背后的拳脚。终于借助一辆车通过时冲出重围，来到信访局大院已近十一点了。
刘局长再次出现，估计担心我有什么背景，热心帮我拍打裤子。回头发现，裤子上很多鞋印。
信访局要下班了，保安正在清理人。人群渐渐散去。胡同口外，四五个人正在拖拽一个年轻上访者。他满脸恐惧，声嘶力竭地喊，打人啦，打人啦！放开我！
旁边停着一辆北京的警车，警察透过窗户静静地看着。
我动手了
两个星期后我又来了。这次不一样的角色。
打车在几百米外停下。走到胡同口附近，坐下休息一会。逐步靠近这个群体。这是调查研究的策略，不知不觉中一步步融入他们。
我和他们聊天。问一个女孩，你也是截访的吗？她突然显得不好意思。这个群体是他们的广场，乌合之众不以黑恶流氓为耻。可把其中一个人单独拎出来，和她聊天，她恢复了个体人性。人性本善，只是深陷罪恶体制。
我站在墙边。脚下墙根一个坐小板凳的中年人抬头奇怪地看了我一眼。刘局长出现了，他应该也看见我了，没打招呼。应该还有别人认出了我这个特殊的客人。
黑压压的人群中，不时有上访者穿过，几乎都会被拽一把或踢一脚。一辆三轮车通过，他们拽住不让进，然后哈哈大笑。
哈哈大笑。那一刻的角色，理想，人性，良心，都没了。他们就是流氓无赖。在这里，这一刻，人性之丑恶充分张扬。
那亦是一种奇怪的放纵，在这苦海深处，嘻嘻哈哈解构自己良心的重负。
大约两点半，一对白发夫妇被围住了。离我只有两三米远。老太太说江苏连云港的。截访要拉他们走。夫妇俩坚守在墙根。人群开始推打老人。
突然一个皮肤黝黑的强壮男子一拳把老太太打倒在地，用脚猛踢。
刹那间我热血沸腾冲上去照那个脑袋就是一拳！
那人一个趔趄，愣了一下，然后发疯一样朝我冲来，我身后也遭到几个人拳打脚踢。
我摔倒在地。挎包里证件洒落。收拾东西的瞬间，他们不见了踪影。
自高中毕业，我再一次出手打人。只恨力量不够。
我站起来。横指现场上百截访大声痛斥：“人民的血汗钱养活你们这帮狗东西，老太太跟你妈一样年纪，就敢这样打！还是人吗？问问自己的良心，你们是人吗！谁在这里打过人？谁？都他妈人渣、畜生！”
截访没一个吭声。老太太从地上爬起来，高声痛骂：“你们是人吗？你们打我，过来打啊。你们丧尽天良啊，不得好死啊，你们就没有父母没有子女？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你们家人出门会被汽车撞死！”
很多时候，面对强权暴虐，弱者除了诅咒没有别的武器。
而阳光之下，天地间有浩然正气。接下来半个多小时，现场沉默了，没有暴力，也没有玩笑。
老太太流泪向我道谢。夫妇俩把上访材料展在地上。中间照片是他们穿军装的儿子。我没有深入了解背后的故事，只知道他们当兵的儿子被打死，责任人没有得到处罚。
三点半，有事不得不离开。坐在出租车里，突然眼睛酸酸的。感谢你，赐我力量守护这一刻的安宁。
我把以上经历写成文字，发在网上。2005年6月，国家信访局一位副局长和接待司司长约我见面。说领导批示了，为我被打道歉，承诺信访局门口不再打人。此后截访被驱逐到胡同口百米外，打人现象，至少表面上减少了。
很多年后，我在想，作为非暴力主义者，我应不应该动手打人？我应该出手，制止暴力，捍卫正义，可我不该有愤怒。面对最无耻的恶徒，哪怕必须暴力制止，也心怀慈悲。爱，是非暴力的灵魂。我尊敬面对极权的正当防卫，他们不惜热血生命，震撼这麻木冷漠的世道。可我们不应有恨。爱的信仰，才能救赎这古老民族。
2018年当我再次看到这些文字，心中有了一丝愧疚，是因为我的咒骂。在弱者面前，我从来谦卑，可在强权面前，我有一种骨子里的骄傲。我不该骄傲，在任何人面前都不该骄傲。爱，及于众生，包括自以为高高在上的。
那些熟悉的背影
1968年秋，郝文忠的丈夫被抓走批斗，第二天死了。有关部门的结论是，“解放前曾经当过土匪……按病故对待”。
为丈夫讨一个“政治上的清白”，避免子孙“遭受政治运动的迫害”，她从1976年文革结束开始上访。2005年有人帮她统计，三十年间，被关押、拘留、送精神病院，一共199次。
在女儿帮助下，她在上访村租了房子，当起了房东。2006年除夕夜，我和马莉住她家，大家一起包饺子。马莉曾是电视编导，在这里拍纪录片。
2006年上访村拆的七零八落了。
国家得了癌症，上访村是病症。把它拆除，它只会转移、扩散。
将近午夜，四周烟花升腾。废墟边上一点亮光，一对老夫妇守着一台小黑白电视，拨弄着铁皮油漆桶里的火苗。
我蹲下来，和老人慢慢聊天。他八十二岁了。因为承包地被村干部夺去，上访了七年。
春节晚会传来吉祥三宝的歌声。转过头，看见黑暗中一架摄像机。后来知道，那是赵亮。他的纪录片《上访》里有这个镜头。
第二天一大早，零星的爆竹声中，老太太“给温总理拜年”去了。她很急迫，不知道生命何是尽头。
再次见到老人是2010年11月30日。这个夜晚我和雨桥住通道。冷空气来了，连续两天通道里的被褥被城管清走，我们想看看干这事的是些什么人。
顺便去看看，一个窝棚里居住的三十多位老人。残垣断壁加上塑料布、旧家具，搭成一片窝棚。突然看见了那张熟悉的刻满皱纹的脸。那一刻她也认出了我。紧紧握住我的手，拍着肩膀问还好吗，听说去年也受了委屈？我说还好，谢谢您。差不多五年没见了。
她依然渴望渺茫的希望。内心深处烙下那个年代的恐惧，再也无法摆脱专制历史的阴霾。
这古老民族，难以摆脱的又何止她一人？
王金英来自河南长葛，为弟弟被判死刑申诉。第一次见到她是2005年5月12日。宣武医院急诊室走廊尽头。
弟弟王明轩，长葛市建设路办事处副主任，2000年7月10日被捕，11月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判决书说，“因死者赵艳丽往其家打电话，引起夫妻不和而对赵怀恨在心，6月25日10时许，王明轩到赵的住处，用不锈钢茶杯猛击赵的头部并将赵勒死。”
此案几乎每一个环节都可疑。多人证言，王明轩案发时在办公室工作，没有作案时间。我给辩护人郝光辉律师打电话。他说这是一起冤案，“有政治背景。”
一审宣判后，王明轩在判决书背面写了7页辩护信。讲述了极其残酷的刑讯逼供。
另一封托人带出的信中，他写道：“请尽快给高检、高法联系好，以防万一，他们杀人灭口，因为在提审我时，我举报他们合伙诈骗100多万元的事（参加诈骗的：刑警、电力联合诈骗势力很大）……神州有青天为我洗清不白之冤，请家人相信我没有杀人，是有人害我！弟，明轩。”
这些年见过很多申诉书。没见过杀人者会有如此泣血的呐喊。
河南高院没有开庭，书面核准死刑判决。12月25日王金英上访途中，王明轩被执行枪决。
王金英上访中七次遭遇野蛮暴力，其中五次受伤住院。这一次，2005年5月10日，她被截访打断脚踝骨和三根肋骨，投进了东庄花园的枯井。幸好有访民看见了。
大家把她拉出来。打110，警察和截访都来了，嘀咕一阵，各自走了。大家不断打110和120。一直到晚上九点多，终于来了一辆救护车送她去宣武医院。
没有人支付医疗费。医院把她临时放在了急诊室走廊尽头。用一块白板遮挡着。
我找医生看她的X光片，医生挨个指出肋骨的断裂处，一处，两处，三处。
几天后王金英家人送她到长葛市医院。5月26日她从医院里打来电话说，家人付不起医疗费，二弟王长明当天早上割腕自杀，深度昏迷，和她在同一个医院抢救。
我以为，她会放弃。
2011年人权日。我收到一个短信：“恩人，我是河南长葛王金英来到了北京，我已身患癌症晚期将不久于人世，请你一定要帮我弟弟伸冤啊，感谢主！”公盟办公室门口，我帮她搬动沉重的轮椅，再次看见她浑浊的泪水。
性格豪爽的刘华来自辽宁省沈阳市郊区农村。夫妇俩算是村里的能人，开过鞋厂、跑过运输。
2001年底，村干部私下把200多亩地卖给了开发商。村民不满，找到“见多识广”的刘华。
刘华带领下，村民几次到省里、市里上访，没有结果。2002年3月20日，愤怒的村民把开发商盖了几层的房子推倒了，把地重新种上了庄稼。
刘华的丈夫受村民拥戴当选了村长。村民聘请沈阳审计署审计村里财务，发现1000多万亏空。《中国改革》杂志社以《救救中国的9亿农民》为题对刘华夫妇做了专访。
拿着审计报告，村民们多次到省里，两次到北京。民选村长无能为力，连自己的家人也保护不了，刘华两次遭到村支书殴打。
看不到希望。村民渐渐恢复了往日的生活。刘华夫妇却从此越走越远。2006年1月，刘华和丈夫被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的名义判处劳动教养一年零九个月。
来自吉林的盛其芳是一位退休公务员。为公安机关非法扣押损毁三轮车案，代理当事人马继云抗争了16年。起诉了十多次，找行政诉讼专家论证了三次，很多媒体进行过报道。他们不只为自己，把阻止警察滥用权力作为生命的价值。
漫长的上访路上，盛其芳成了一个职业维权者。替访民写诉状。写下很多上访问题的分析文章，组织编写了《冤民泪》、《三千冤民联名反对新信访条例》。
小天意，母亲来自福建，2005年3月14日上访途中公交车上肚子痛，在前门路边120急救车上生下了她。大家把她们送到医院。24小时后交不起医药费，被迫回到上访村，大家给她起名“天意”。还有那位穆斯林老人，戴着白帽拿着喇叭号召大家去全国人大游行。还有老王，为核污染上访多年，那年4月28日突然失踪了。
那些曾熟悉的姊妹兄弟，你们还好吗？繁华背后，那些苦难的背影。亦是我生命的部分。
幸运者
2009年冬。那天北京最低气温零下十六度，四十年来最冷的纪录。南二环一个地下通道里住满了人。
上访群体中最贫困者，住不起3块钱的通铺。白天去市场拣菜叶馒头，晚上住窝棚或桥洞。某个夜晚有人悄悄死去，早上警车开过来，拉上警戒线，几分钟处理完毕。
曾有韩国基督徒每周末发放食品。大家排着长队。我看见一位老妇接过一袋包子咧着嘴哭了。
后来我们也来了。这是一个虔诚的团队。正琳大学读法律，佛教徒，曾萌生出家念头，在这找到了入世修行的路。王克智是退休教师，骑自行车从河南兰考到北京，一路狂热宣扬大爱。老黄开着自家车，是救助团队的司机兼搬运工。还有基督徒雨桥、新浪微博网友代表“一枝冰镐”、北京资深慈善市民兰靖远、湛江等。还有更多默默的支持者，常常有汇款到我们的救助账号，有包裹寄到公盟办公室。
我们在南站旁租了一间十多平米的小屋，满是棉衣棉被。正琳他们每天到南站周边、吕村等访民聚集的地方登记名字，发放衣物。希望北京这个冬天不再冻死人。
这个下午志愿者黄先生的汽车里已经没有了棉衣被褥，只剩一些馒头了。这些天，大家每天发放几百件棉衣被辱和两百多斤馒头。
一个孩子出现在这冰冷的通道里。他大概六七岁，脸红红的，双手捧着方便面，简单无助的眼神。
谁的孩子？我大声问。一位矮个中年男子出现在眼前，讲述家庭的悲惨遭遇。
我没心思听，心里有些愤怒，为什么带孩子到这里来，为什么不让他上学？
男子几乎哭出来。说孩子是从垃圾堆旁捡来的，送到医院做过两次手术，自己的妻子被人打死了，没办法才把他带在身边。这才注意到，孩子被缝合的唇裂。
我轻抚他的头。他还小，无法理解一个陌生人如此悲伤。
这世上人与人生来不平等。一个人长得丑，生在贫穷人家，被父母遗弃在垃圾堆旁。一个人性格倔强，无法忍受特权腐败顺从卑贱者的命运，被强权社会无情抛弃。
他应该去上学，我对那位父亲说，我们想想办法。
几天后接到刘先生的电话，约我去通州。包括那天我们见到的孩子，一共五个孩子被安排到通州的一个寄宿学校。
这个冬天太冷了。我两次听到北京南站传来死亡的消息。那个山东菏泽人，几天前还在网络上留下照片。那天我们来到南站，公交车旁边角落里还有他凌乱的被褥。他死的那个夜晚，睡在身边的同伴不知道。
那些执着于内心正义的人们，来到国家首都，寒冷、饥饿、疾病的角落。有人悄悄死去，在一个正义社会到来之前。每个人都有自己命定的角色，通往正义的路上，他们是殉道者。尽管他们自己不知道。
我们是幸运者。
他给了我们粮食、蔬菜、温暖的房屋。给了我们慈悲的心念，美好奉献的机会。人们渴望的黎明还远，我们燃起一点点星光。
救助者也是自救者。怀着感恩的心。为内心的感动，为信仰，为在世间活出他的样子。
黑监狱
黑监狱是我起的名字。希望没有侵犯别人的知识产权。
非法拘禁上访者的宾馆、地下室、学习班，非法的地下的监狱。截访的一个环节。
国家要面子，北京各处警方抓来的上访者关马家楼，不能过夜，过夜算非法拘禁，要地方政府当天接走。不能及时遣送老家的，临时关押。非法拘禁的恶行交给地方政府。坏事都是马仔干的。
2005年就知道有黑监狱。2007年两会期间接到短信，同一个地方出现三个不同省份的人求救，黑监狱规模化专业化了。
专业化的典型之一，2010年9月媒体曝光的安元鼎公司，靠截访每年收入2000万元。
2008年9月21日早上接到一位上访者的短信，他们被关押在陶然亭公园附近青年宾馆后面的胡同。刚好有空，我叫上朋友去了。
青年宾馆背后的胡同里，一个不起眼的白色铁门紧闭。敲门。男子慌慌张张地找锁，一边问，哪里来的。我说，河南的。他突然好像感到了异样，说找驻京办和他联系。
我说找王金兰。他说没这个人。撒谎，是他们的常态。我给王金兰打电话，一会她来到窗前，要求出去。我对着窗户拍照，男子把窗关上。
很快周围涌出来六七个男子，一个伸手要夺我的相机。一个光膀子的照我胸部就是一拳。一边做凶神恶煞状，手里拿着铁链和锁头。社会黑，大小黑社会无处不在。
我很平静。任由其侮辱谩骂以及偶尔的拳头。等他们嚣张累了，我也拍了照，说，我可以走了吗？他们一度想把我拖进黑监狱，但被他们的头阻止了。临走，我回头说，你会为今天的行为感到后悔的。
第二天，我们准备更加充分。未到黑监狱门口，四五个看守已经在等候了。
其中一个穿红上衣的看守很面熟，原来是开封市信访局副局长刘凤祥。三年前见过。共产党的官员都是多面人，脸说变就变。我给王金兰打电话。刘局上来一把夺过我的手机，照我脸上就是一拳。他旁边的大高个猛烈推搡间杂着拳头和耳光，把我一直推到几十米外的62中门口。
夕照光芒中，同学们放学涌出校园，一张张青涩稚嫩的脸。我大声说：“同学们，请你们记住，就在你们身边，有一个黑监狱，关押无辜的上访者。”困惑的眼神，也许他们根本不理解我在说什么。
王金兰从里面发出短信说：“他们不让出，这里有31人，刚才有个洛阳钢厂的叫刘翠花被打断肋骨，带着输液针头被送过来，现在走廊里。”
62中学门口，看守们发现了我的媒体朋友。大个上前夺过她的手机猛地摔碎。几个看守焦急地打电话，要求赶紧把王金兰接走。
场面暂时平静。我温和地问一个刚刚打我的大高个是做什么工作的。他突然怒吼：“你管我干什么呢！有本事你考公务员去！当了大官！改变这个现状！”
打我们，打到自己要疯了。这社会就这样！你——能——改——变——吗？！
是的，我们能改变。这悖逆良心的社会，很多人精神分裂。我们来，是为抚平创伤。
来了一个地方法官接王金兰。看守为自己找个台阶把王金兰交差，巴不得我们赶紧离开。
王金兰说，自己是在到最高法院正常上访时刚填完表就被带到了这里，没有触犯任何法律。信访局官员的亲戚雇佣打手，组成黑监狱。一个房间关押六七个上访者，每个上访者地方政府要给宾馆每天付150元。和“昌平挖沙子”一样，这也是一条罪恶的产业链。
2012年宋泽做了一个黑监狱地图。北京，现场核实的黑监狱42个。
一点点阳光
10月13日接到求救短信，我们再次来到青年宾馆黑监狱。
约了三个媒体朋友。一位留在62中学门口接应。
马喜荣来到窗口要求出去，她对看守大声说：“我是一个合法公民，你是什么身份，凭什么阻拦我在这里？”
那个曾经光膀子的凶恶打手骑自行车从我们面前来回两趟，蹲在远处看。几个看守在62中学门口盯着我们。我给滕彪打电话，告诉他我们又到了黑监狱，请他随时关注。
我身边是媒体人郭建光，他敲门问什么时候放人出来。对方说正在联系。僵持了差不多一个小时。
一辆面包车突然从外面开过来，停在黑监狱门口，跳下三个人，上来就打郭建光。周围的看守也都围上来。耳光、拳头、脚踹，建光被推到墙角，他平静地站着。一个看守冲过来揪住他的头发把他打倒在地。
我就站在建光身旁。那一刻多想冲上前猛击凶徒的脑袋。可我必须克制自己。
此刻，我们是非暴力进攻者。必须使自己内心彻底平静。我们是来受苦的。这和信访局门前见义勇为不一样，被打的老人是受害者，我们不是。我们是进攻者。受苦，是有力的进攻。
紧接着我的脖子、胸部、脸上挨了拳头。那个光膀子的从后面猛踹我的后膝，试图迫使我跪下。我平静地站着，同情地看着他。
一个看守一边打我一边大喊，“我们是政府行为，我们怕什么？有本事你打110？你现在就打！”我第一次在这里被打，110来过，警察看了看什么话没说就走了。
我们能依靠什么？唯有的依靠是亿万中国人的良心。
激烈的暴力之后，我们三人谁也没有离开。没有任何恐惧，原地平静等待。
一个基层干部匆匆过来接出马喜荣。我们一起离开。
看守们在我们后边吆喝着骂着。走过62中学门口，我回头对看守说，我们还会来的。
他们立即冲上来，高个疯狂地大喊，你敢再来，信不信我现在就开车撞死你！一边说一边拉开车门上车。
我很平静。光膀子再次冲过来拽我的衣服，掐脖子，把衬衣扣子拽掉了一个。
这叫色厉内荏。我们一次次到来，已经威胁到这个黑监狱的存在。尤其这次，野蛮暴力通过网友现场直播，阳光已经照到这里。
他们是政府行为。可这行为实在太丑陋了，党要面子，所以，只要曝光了，也会和马仔切割。这是我们的行动空间。
黑暗歇斯底里了。我们怕什么呢？
马喜荣拿出她的上访材料。她在西安交大读书的儿子被交通肇事撞死，她不服法院判决，一直上访。走在王府井街头被搜查出上访材料，带到这里。
她突然在我们面前跪下，为我们被打而痛哭。
我扶起她。眼睛湿润了。其实想说，我们没有吃亏，能分担一点痛苦是我们的荣耀。
20天后，我们没再接到求救信息。张亚东等志愿者去青年宾馆看看，它已经消失了。
记一次打黑行动
我们组建了公民围观团，专门打黑。
2008年12月28日下午，河南省南阳驻京办京宛宾馆后院黑监狱。
这次我们准备充分。郭玉闪、滕彪、徐春柳、谭翊飞、姚遥、单亚娟、王仲夏、殷玉生等近四十位公民。除了手机、相机，央视的宋大哥还扛来了大机器。
下午两点多，大家陆续来到京宛宾馆东侧小树林集结。有出走社的兄弟姐妹，有浙江、吉林等地黑监狱受害者，有南都、新京报等媒体的朋友。我们重申，无论遭遇什么情况，一定坚持绝对非暴力。
围观团分为三组。一组5人与黑监狱交涉，二组6人距离一组不远拍摄记录。三组20多人在大门外等候。
大约三点钟，京石高速公路边上，我和滕彪、徐春柳穿过几十米长的通道，来到京宛宾馆门前。从宾馆东侧绕到后面，是一个两层楼的小院。院子大门紧闭，门上贴着奥运标志和“维护首都和谐”大字。后极权的黑恶势力，总要把自己伪装起来。
刚刚和里面关押的上访者联系过。我们来到黑监狱门口，他们下楼来到门前，要求出去。谭翊飞等拿出相机拍摄，要求看守放人。
里面看守说拿手续来，说是要到宾馆114房间开手续。来到114房间，一个中年男人说需要请示领导。我们再次来到后院。
很快，七八个男女看守集中过来，要夺谭翊飞的相机。里面被关押的上访者也猛烈敲门要往外冲。这时第三组公民观察团从大门外快步进来。每当看守试图夺我们的相机，我们很多人围过去用身体把他们挡开。他们可以耍流氓，打人，毁坏财物，我们不可以，出于安全，更出于信仰。
一位70多岁的老人从里面爬上大门，不停地大喊“救命”。我们拍照记录。
我打了110，报案京宛宾馆非法拘禁犯罪。我们已取得证据，也担心看守先报警和派出所串通找麻烦。很多朋友也报了警。
十几分钟后警察来了。大门上的老人正在呼救。我们向警察指出，这是非法拘禁犯罪行为地，犯罪行为正在发生，请警察依法处置。
后极权社会，法治，是政治正确的话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贴满大街小巷。这是我们常用的武器。
救命声以及撞门的声音不断。一个年轻看守跳进去从里面把老人往下拽，局面还是无法控制。警察只好同意把那位老人开门放出来。
开门间隙很多上访者往外冲。我们也挤过去试图帮助他们逃离黑监狱，但门口集中了很多看守，最后只出来了那位老人。可是老人没能走出大门，被警察拦到警车里等待。
警察站在黑监狱一边。他们不关心犯罪正在发生，而是要求我们到大门外去，只留下我和滕彪等少数几个人。为首的卢沟桥派出所孔副所长答应我们说正在和驻京办联系，等驻京办的人来了，让被关押的上访者选择跟我们走还是跟驻京办走。我们提供了六个被非法拘禁者的姓名。
看到派出所站到他们一边，看守们又嚣张起来。京宛宾馆的总经理扬言，只要他一个电话我们这些人谁也出不去。
天黑了。警察要我们去派出所录口供，试图把老人交给信访局人员。但老人坚持要和我们一起走。孔所长阻拦。我强烈指出，你凭什么限制他人身自由？最后警察只好答应老人和徐春柳乘一辆警车，我和滕彪乘另一辆警车，一起来到卢沟桥派出所。其余朋友在京宛宾馆门口等候。
在派出所大厅等了很长时间，他们向上级汇报。门外黑监狱看守的一辆车在等候。我们几个商量，徐春柳、滕彪掩护，我带老人离开。
走出几百米，在一片荒凉地带，我让老人躲起来。观察一会，看没人跟踪，走过去塞给老人100元钱。目送老人消失在夜幕中。突然眼睛酸酸的。
回到派出所，打电话告诉郭玉闪大家可以撤了，至少这次救出了一位老人。
这时形势逆转。孔副所长热情地给我和陈亮端茶。接张小玉的电话，他们六个已获得自由。
阳光开始起作用。黑监狱是见不得人的。这天来的很多朋友写博客。还有很多媒体的朋友。上面感到了压力，下面也就变了。跟踪我们的黑监狱看守刚刚还凶神恶煞，突然变得很温顺。孔所长几乎是央求我们，说南阳驻京办想和我们谈谈。
驻京办的头儿一直道歉，问我们有什么要求。滕彪说，记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不管你们是信访局还是驻京办，你们的行为毫无疑问是非法拘禁罪。对于犯罪行为，任何公民都有权利也有责任举报。你们必须立即停止犯罪行为。陈亮说，今天的整个过程都已经被录像，我们还会继续关注。
晚上十一点多得到消息，其余被关押的三十多人已经被转移到京宛宾馆住，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他们对大家表示感谢！
后记：此后几个月，我们的打黑团队声势越来越大，去聚源宾馆（上访女孩被强奸的地方），黑恶势力几乎是望风而逃。这样的努力一直持续到2012年。我知道，人是救不完的，只要专制还在。可我们在一起，分担一点点苦难，引进一点点阳光。也给这罪孽深重的土地一点点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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