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左起：蔡咏梅、田牧、陈维健、廖天琪。图／田牧
香港的“反送中运动”，被眼下突发的武汉新冠状病毒，及至蔓延到世界各国疫情，暂时淹没了，但这场声势浩大的公民运动话题尚未结束，它已成为世界公民运动的标杆与旗帜，此后的美国、法国、英国、西班牙、阿根廷等国的公民运动，纷纷打出了“香港模式”的旗号，成为国际公民运动可圈可点的大话题。
蔡咏梅女士身份特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其一，蔡是香港的外来户，原籍是中国四川，1980年移民香港；其二，蔡是媒体人，先后担任香港《新报》、《香港时报》、《开放》杂志等的特稿记者，1994-2014年，蔡任职《开放》杂志的执行编辑；其三，蔡还是一位作家，现任独立中文笔会女作家委员会协调人。
蔡咏梅全程经历了香港的护法运动，以媒体人的客观公正态度，向我们讲述了这场运动的背景、过程，香港的民心民意民情民生，及“反送中运动”的经验与意义……。
香港人的“公民意识”
香港是亚洲的经济重镇，一度成为经济飞跃的亚洲四个经济体之一，人称亚洲“四小龙”。
蔡咏梅解释道：香港确实是商业社会，香港人精于经商，但香港人不是只关心经济利益，这是外界的一种片面认知与误解。
在政治上和地缘上，香港地处中国大陆边缘，然而在经济和意识形态上，却处于西方民主世界主导的中心地带。所以香港人具有强烈的“公民意识”，即：公民个人与地理区域（城市、国家或民族）之间的身份认同，及个人的工作、生活与地域的治安、政治休戚相关，简而言之，是个人对该地域的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的心理认同与维护。
香港的“反送中运动”，绝不是港人的经济利益驱使所致。
香港的四次大规模运动
蔡咏梅说道：香港历史上的大规模群众运动，一共有四次，与经济利益、民生生活、增加工资、学费等都没有直接关系。每一次的运动，均是围绕着价值观，及维护香港自由民主法制而发动的社会运动。
第一次的大规模运动，是在1989年，中国爆发了八九民运。当年香港人倾巢出动，那是一次百万人的示威游行，声援北京的学生运动。这以后，年年“六四”这一天，香港人都会走上大街，举行纪念活动，每一次均有几万乃至数十万人参与的大型祭奠活动，一直坚持了30年。
第二次的大规模运动，是2003年反对23条国安立法。那年的7月1日，由香港民间人权阵线筹办，目的主要是反对《香港基本法》第23条的确立。大会要求参加者穿黑衣出席，当日游行有50余万人参加，这也是一次捍卫香港法制与言论自由的运动。
第三次的大规模运动，是2014年的雨伞运动。那一年的9月26日至12月15日，在香港发生了一系列争取真普选的公民抗命运动。参与的人数达上百万，示威者自发地占据多个主要干道，静坐与游行，运动的目标只有一个：要求香港行政长官与立法会议员的选举，采取真普选方法。媒体称此运动为“雨伞运动”或“雨伞革命”。
第四次的大规模运动，自2019年6月直到12月，这一次运动，规模最大，持续最长，从开始的“反送中条例”，到后来的五大诉求，即：香港市民的护法运动。
英国为香港人设置了“防火墙”
蔡咏梅说：这次运动从“反送中条例”开始。
1997年，尽管香港回归中国大陆，但香港与中国的法制体系依然完全不同。当年香港回归时，英国政府有意在香港法制体系上设置了一道“防火墙”，即中国在执法与施法上，不能强加于香港，或者逾越香港的宪法。
而这个“送中条例”，是港府刻意在两个不同的法制体系中补漏，或者说试图打开一个缺口。倘若“送中条例”冲破香港法制“防火墙”，那么“一国两制”50年不变便由此被突破，维护香港法制就成了一句空话，香港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将会改变，或者说受到严重干扰。
社会有人质疑道：有人在内地犯法，逃回香港，可引渡回中国审判。问题是：法律引渡，需要在相同的法律体系内执行。比如说：在沙乌地阿拉伯法律通奸是违法的，刑律是斩去一手，若违法者逃回美国，沙乌地阿拉伯要求引渡执法，美国会同意吗？也就是说，香港人是不会接受中国的法律体系的。
修订《逃犯条例》背后的阴谋
港府说是修订《逃犯条例》，是因为香港人陈同佳在台湾杀害女友后逃回香港而起，这是一种藉口。其实主要有这么几层意思：
一、通过修订《逃犯条例》，香港人在中国大陆各地违法，即便逃回香港，也可以被名正言顺地引渡回中国执法，香港法制独立将不复存在，会被严重的削弱与破坏。
二、通过修订《逃犯条例》，澳门人在中国大陆各地违法，处理结果与香港相同，澳门的司法独立也将是形同虚设。
三、通过修订《逃犯条例》，香港法律事实上将台湾纳入为中国大陆的地区。
这样的修改，遭到香港人民反对，是必然的。
台湾官方在第一时间也表达了反对意见，不能接受这样的条例。台湾的理由很充足，一是维护台湾的自由民主与主权独立地位；二是支持与声援香港市民维护自由民主法制的权利。
所以说，港府修例只是个藉口，修例的背后是为了打开香港司法独立的缺口，甚至设局把台湾也圈入法律条例中。
香港法律与中国法律，不是一回事。仅举刘晓波的例子，香港是言论自由地区，刘晓波的言行在香港绝对不会有问题，更何况他还是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怎么可能被判罪与坐牢呢？这就是香港法律与中国法律的根本区别。
“反送中”，反对修例，是为了维护香港司法独立，为了维护自由的生活方式。
香港人坚持半年运动的硬核精神
蔡咏梅解释道：“反送中运动”分两个部分，前阶段是反对修例，后阶段是反对暴政。面对市民的和平示威活动，从官方与警察的做法来看，已经完全改变了他们历来的执法模式，香港政府已经采纳了中国政府的那一套——专制政权镇压人民运动的方式。
严格的说，在香港回归后，香港警察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优秀警队，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维持社会治安，维护基本的法律秩序，所以他们的执法，有一套严格的规定，不能超越权限与过度暴力执法。但是，这次警察完全是超越权限执法，比如殴打无辜的市民，过度使用暴力，再比如，当立法会议员站出来斡旋，或者理论时，警察竟然不问青红皂白，直接喷射胡椒粉，甚至对记者、对医护人员，也是动辄使用武力，蛮横施暴，全无王法。
当然，这不能责怪普通警察，他们只是听命行事，这是高层警官故意这么安排的，背后就是港府与北京政府。香港三万人警队的性质完全变了，变成了国家专政机器与镇压人民的工具，所以后期香港市民不只是简单的与警察对峙，而是展开了反抗国家暴力机器的斗争。香港市民中流传着这么一句话：没有暴徒，只有暴政。
无领袖与“公民意识”
说香港“反送中运动”是世界公民运动的旗帜，还真不是说说而已，是有事实依据的。外界都知道这次香港的“反送中运动”是自发的公民运动，既没有组织团体的领导，也没有明星式领袖人物的带领。支撑着这场声势浩大、连绵不断的运动，恰恰是香港人的“公民意识”，比如有律师站出来，主动承担免费的辩护团工作，有医生护士站出来，主动救援示威抗议活动的受伤者，有美术广告人士站出来，主动承担横幅广告的宣传工作，还有音乐家、艺术家主动搭台义演，声援市民的抗暴斗争等等。
互联网在这场运动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所有的行动都在互联网上发布，传遍了香港的每一个角落，香港市民纷纷踊跃参与其中。
香港“反送中运动”的经验与意义，一是坚持了“公民意识”，真正做到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各扬其长，各司其职；二是让港人明白了，若要维护个人的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必须积极参与和维护社会的政治与法制。
愿香港的“反送中运动”火种，也能点燃中国大陆百姓的公民意识！
民报2020-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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