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监狱，回到家乡，考虑的第一件事就是尽快找份工作，承担起家庭经济重担。五年的牢狱，拖累了我的家人，我对不起我的家人，尤其是对不起我的爱人和孩子。在监狱里，监区长对我说：你在这里，劳动、吃饭、睡觉，生活很简单，一开始，肯定是不适应，慢慢的适应了也没有多么的苦，最苦的是你的家人，他们比你苦，他们不了解监狱里的情况，不知道你究竟在监狱里怎么样，为你操心，为你担心，他们是最痛苦的，你说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要对你说你也不是一个人在生活，不能只为了自己的信仰和理想，我觉得你有些自私，你也要考虑考虑你的家庭、你的亲人，你想没想过你为他们做了什么？你给他们带来了什么？
人生有时会进入两难境地，做出选择会非常的痛苦。二十多年来，我坚持着做真实的自己，我时常心里很矛盾，面对我的亲人，我很愧疚，我亏欠我的亲人。我的亲人，他们都是工薪阶层，生活的已很不容易，但看到我失去自由、失去工作、失去经济来源，他们毫不吝惜的拿出省吃俭用的钱来接济我、帮助我，我不仅没为他们分忧却还增加他们的负担。我让他们一直为我提心吊胆、担惊受怕。父母思念、牵挂着狱中的我，临终前，恳求当局能让他们见我最后一面也不能如愿，带着深深的遗憾离开了人间。父母为我，挂念、牵盼、担忧，若没有这些沉重压抑的心情，他们会活得年岁更长一些。我的孩子因为有我这样的一个父亲，“政治审查”不合格，想从事的一些工作被拒之门外，想出国旅游也因我的缘故出境受到限制。我在狱中的一千八百多个日夜，我的亲人们在牵挂、压抑、焦虑、恐惧中苦苦的煎熬。虽然这些都是当局强加、是我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却是因我的连累而受到伤害，因我而受到株连。二十多年来，我所做的一切，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这个社会，对得起我生长的这块土地，对得起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们，我却对不起我的家人，尤其，对不起我的父母、我的爱人、我的孩子。想到这里，我愧疚万分，心如刀绞……
我要尽快找份工作，减轻家庭负担。正在考虑到哪去找工作，正巧一家监理单位招聘，我去报了名，监理证已经过期了，重新参加了培训，考试，二个月后，证下来了，公司通知我上岗，我挺高兴，毕竟是从事以前的工作，轻车熟路。跑了几天，感觉身体健康状况很差，上楼爬坡或走路稍快一点，就感觉心慌，感觉心脏卡在嗓子眼快要跳出来，两腿发软，腰、肩、颈酸痛。到医院体检，医生看了体检报告说要住院治疗，我问多少钱？医生说不好确定，需要边治疗边诊断，初期治疗费至少也得好几万，而且只能暂时缓解，不能保证可以治愈，以后可能还会复发。我只好回家，不是我不愿意接受治疗，是实在没钱，看不起呀！刚刚找到的工作也只好放弃。
当局了解到我的情况后，找到我，对我说，可以给我治病，可以每个月给我充足的生活费，但有条件，条件是我的家里不要接待外地的朋友，不要与圈子里的人来往，待在家里，不要外出，如果要办事到外地要先报告，也不要与外地朋友见面，不要与朋友谈论敏感话题（我没明白哪些是敏感话题？他们告诉我：国家元首，政治制度，香港问题，涉军维权等等）也不要在网上谈论敏感话题。我说：谢谢你们！我不愿给政府添麻烦，我有手有脚，我可以自食其力、养活自己，你们的要求我做不到，我是需要用钱，你们给的这个钱，我心理上接受不了，请你们理解。
去年春节期间，我的同乡丁家喜来到我家，带来了保健品，说是国外产品，是海外朋友送给他的，分给我一半。我高兴的连声说：谢谢，谢谢。家喜说：你还跟我客气啥，咱们哥们儿就别说这些了，好好把身体养好，有什么难处就说，我能帮尽量帮，帮不了的，你也别怪我。
不知身陷囹圄的家喜现在怎样？我清楚知道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比关押在看守所、监狱要遭受更加残酷的折磨，很担忧、很焦急……
中国各个地方的看守所和监狱在管理上存在很大差距，不知山东（丁家喜现被山东当局秘密关押即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在管理上是否规范了一些？我通过丁家喜、唐荆陵了解到的情况是北京和广东的管理相对比较规范、文明一点，而湖北的看守所和监狱的管理就极不规范，非常落后和野蛮，狱警满嘴粗话、脏话，使用侮辱、体罚、虐待、酷刑的方式进行管理，认钱不认人，只要给钱就可以得到适当的照顾。例如：在看守所，狱警对待有钱人就像对待亲爹亲妈一样，只要有钱肯出钱，可以不值班，可以睡宽铺，可以洗热水，可以不整理内务不劳动，可以与外界传递消息，可以买到看守所里买不到的食品。例如：在监狱里，劳动岗位有轻松和繁重之分，轻松岗位要么是狱警的关系户要么就是要花钱贿赂，在监狱里买不到的一些物品可以通过狱警高价买到，有些狱警还让服刑人员帮着偷铜线渣去卖钱，每年都要召开整风肃纪的抓捕大会，每个监区有抓捕指标，对平时消极怠工、顶撞狱警、抱怨牢骚等表现的服刑人员在会场进行抓捕，趴在地上，脚踩背上，双手反铐，再拽起来，挂牌示众，然后，送严管队（现改为高戒备监区）遭受饥饿、罚站、殴打、电击、穿约束衣、坐约束椅、灌服镇静剂药片（如：阿米替林）等不同程度的惩罚（几位狱友告诉我：他们曾看到有的服刑人员被折磨得精神失常，疯了。）接着数天继续在路边，胸前挂个大牌子，低头弯腰，站一排示众。我看到后说：真是荒唐，野蛮，都什么年代了，我感觉穿越时空，回到了文革年代。狱警警告：刘家财，不要散布反改造言论。
说到看守所和监狱，想起了去年的夏天，当局带我去重庆参观渣滓洞、白公馆，接受爱党爱国思想教育。看完后，我说：这里山清水秀，鸟语花香，环境优美，住宿条件没有我待过的看守所和监狱那么拥挤，风场也比看守所的风场和监狱的活动室要大很多，国民党的监狱比共产党的监狱条件要好，我情愿关押在这里。如果那些牺牲的先烈们在天有灵，知道现在的社会是这样，他们一定会认为自己的牺牲非常的不值。
有些扯的太远了，还是说说我想要做贩夫走卒和公民。
荷兰的朋友了解到我的病情，问了我收件地址，给我寄来欧洲生产的治疗腰间盘突出的非处方药品。江苏睢宁的仝浩医师得知我的情况告诉我他愿意免费给我治疗，上海的杨勤恒老兄给了我去江苏睢宁的路费。虽经治疗和调理，顽疾难除，效果还是不太明显。我心中非常感激国内外朋友们对我的关注和帮助！在此，再次感谢他们向我伸出援手！
监理工作做不了，总得做点别的事，要维持生活啊！在宜昌公民们的帮助下，开了网店，卖土特产，投资少，门槛低。第一个月，几乎没什么生意，第二个月稍微有点起色，赚了二千来块，许多网友为了支持帮助我，每月都照顾买点产品表示一下，几个月后，销售量开始萎缩，请一些网友们帮忙转发我的广告，效果也不太理想，我想不能总指望圈子内的朋友照顾，这样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必须要向圈子外扩展，一定要做陌生市场，做出口碑，做出品牌。我很想花些钱请网上的大V们写个软文做个广告，托人联系也没有结果，销售土特产对我来说是陌生行业，我从网上和线下同时收集相关信息，了解、摸索。我的出行受到当局的限制，我想如果条件允许，就去其他城市拜访一些老板、企业家，考察学习，寻求更合适的产品、项目和经营模式。
我自知之明不是经商的材料，对物质追求没有过多的奢望，只想能够赚点小钱维持生活。我和爱人住着六十来平米的安置房，我们没有存款也没有车，以前的投资血本无归，合伙人提光了帐上的资金跑的没了踪影，我借出去的钱，别人一直赖着不还，而且电话也不接了，我和爱人也并不感到很苦恼。我的父母都已离世，女儿早已成人，有了自己的家庭，我没有太多的顾虑和压力，只想做一个贩夫走卒，卖良心货，赚良心钱，吃良心饭。挣点钱以备我们夫妻俩治病和养老。说到医疗和养老，就让我很纠结、很忧虑，我不得不费点口水说几句。
首先让我纠结、忧虑的就是医疗，我们夫妻俩虽然都办了医保，住院治疗有个门槛费，有一千元不能报销，其他的一些费用能够报销的也很有限，许多费用都得自己掏腰包，物价又不停的一个劲往上飞涨，就算存点钱，也只是杯水车薪，起不了多大的作用，真要患上大病只能放弃治疗，回家等死。爱人对我说：如果真要有了那一天，她患上大病，让我给她买包老鼠药喂给她，早点结束痛苦，千万别让她活得受罪，让我保证一定要做到，让我答应她。我听着很心酸，我说：好，我会想办法买到毒药，我不能喂给你，喂给你，我就是故意杀人，你得自己吃下去，如果我有那一天，你也这样帮我，遗体就捐赠给医学院，既可为社会做了最后贡献还节省了一笔安葬费。以前，我给红十字会打电话说我想死后把遗体捐献，他们回答说，先生，我们不要尸体。我说你们的意思是你们只要钱喽！那我要找哪个机构啊！他们说让我联系三峡医学院……我希望我比你先死，死在你的前面我感到是一种幸福。如果你先死了，我会很孤独，很痛苦……
关于养老也是让我纠结、忧虑的事，我和爱人缴纳的社保是百分之六十的最低标准，等到退休了那点退休金只够填饱肚子，吃得好就不提了，能吃得饱就不错了，等到老的动弹不得的时候，那点退休金既住不起养老院也雇不起保姆，只能把房子卖掉，住到乡下亲戚家，请个保姆照顾，等钱花光了我就爬到政府大门口等死，让人们看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府。爱人说：那时，你爬都爬不动了，你怎么爬过去？我说：是啊！那时，我爬不动了呀！那我怎么办？我更纠结了……
我的爱人很爱我，为我付出太多太多，我一直有个心愿，要是能够有点闲钱，就陪伴她去旅游，世界那么的大，我要带上我的爱人一起去看看（我被“边控”，只能在国内看看。）现在，我要专心做好我的小生意，我就想做个不偷、不抢、不乞讨、不坑蒙拐骗、能够在自己的祖国自由的行走的贩夫走卒。
我没有远大的抱负和崇高的理想，我已近天命之年，不再有往日的满怀豪情、昂扬斗志。但我不能漠视社会的不公和身边的苦难，我不能麻木不仁、视而不见。我不能看着穷人被欺压、弱者遭欺凌，我不发声，我不呐喊。我不能对政府的违法犯罪行为，我不怒吼、沉默不语、熟视无睹，我觉得，我保持沉默我就像帮凶一样。我呼吁废除当下的养老、医疗、住房存在着巨大差距、极不平等的制度，建立平等养老、大病免费医疗、农村住房商品化的公平正义的制度。我没有“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高尚情怀，只是想能够参与公民社会的建设，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在我帮助接受我帮助的人的时候不被阻挠、骚扰。我要发出我不同的声音，我渴望一种能够让我不遭受不公的社会制度。
一年来，许多与我来往频繁的公民分别告诉我一些与我有关的情况，这些公民都曾被喝茶、传唤、拘留过。有的说：“他们又找我了，让我不要跟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人来往，虽没提到你的名字，其实，他们说的就是你。”有的说：“他们要给我钱让我监视你，把你的情况随时向他们报告，我没答应，他们说我不干会有其他人愿意干的，你要提防着点。”有的说：“他们在调查你的情况，又再挖坑，害你，他们说你在建立组织，他们有意要把事情搞大，好立功授奖往上爬，你一定要注意小心。”有的说：“你是他们的摇钱树，他们这样搞你，才好向上面要更多维稳经费。”有的说：“他们想害你，他们引诱我，有意问我刘家财是不是让你们举牌、拉横幅、上街游行，我说从来都没有过。”还有的打电话告诉我：“省公安厅在调查你的情况，要对你下手，你现在的处境很危险，你千万要小心谨慎。”
有一天，我又突然被传唤，那时，香港人民的游行示威活动仍在持续，非常惨烈。当局问我：有一个东莞的网友通过微信发给你了一张文字图片，说是香港中文大学的湖北籍的学生要寻找家乡的组织，你看到了吧？我感到实在是莫名其妙，我说：我没有看到，我的微信每天信息太多，看不过来，没有时间看，《宪法》35条规定公民有结社的自由，我们有结社的自由吗？结社都不允许，哪来的什么组织？你们是无中生有又想陷害我……
我一直遵守现行法律，我只想做一个维护公民权利、甘地式的和平主义者、对社会有担当的公民。然而，我说真话、实话却让我诚惶诚恐，提心吊胆，我的日常生活被长期骚扰，人身自由遭受非法限制，家庭收入受到严重影响、雪上加霜，常年累月战战兢兢的在恐惧中生活，我不坚强也不勇敢，我不愿再次被投进牢笼遭受凌辱、摧残、求死不能的迫害，只能被迫远走他乡，过着流浪的生活。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我只想做一个贩夫走卒，我只想做一个公民。我非常的渴望，渴望“让自由在我们这一代实现”。
湖北宜昌·刘家财
2020.02.02
以下是我爱人王玉兰的手机号码，我若再次被迫害入狱，希望朋友们能够安慰她！
感谢朋友们！鞠躬！握手！
联系电话：+86 159-7164-6832+86 150-7174-1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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