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大程度上，可以把自去年12月发生的这场新冠病毒疫情看作是对习近平政权，特别是他个人政治生命的一次大考。习自己也认识到这点，他在2月23日一个面向十几万官员的视频会议中直截了当地说，“这是一次危机，也是一次大考”，他还承认，“疫情应对存在明显缺陷”。
从目前来看，虽然他已渡过前期因瞒报和应对不力而陷入被动的状态，重新控制政局，但大众以及包括相当部分官员在内的社会精英层对他的不满也达到了一个阶段顶点。对习而言，要想其今后的统治稳固，他就必须打赢这场战“疫”，防止疫情回潮，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回顾中国政府对疫情的应对和防控部署，1月25日即农历正月初一是一个转折点。是日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成立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全权处理疫情防控事务，小组由总理李克强挂帅。然而时隔三日，习在会见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时，却突兀抛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他“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话，让外界大跌眼镜，猜测北京在应对疫情上存在两种声音和两个司令部的权力斗争。
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说法后来一再被强调，根据中共党刊《求是》2月15日全文刊发的习在2月3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透露，他最早1月7日在政治局常委会上就对疫情防控工作提出了要求，1月20日又专门作出指示，要求全力做好防控工作（习首次对疫情公开表态）。1月22日，他更是明确要求湖北省对人员外流实施全面严格管控。再接着是1月25日的第二次政治局常委会。“从年初一到现在，疫情防控是我最关注的问题，我时刻跟踪着疫情蔓延形势和防控工作进展情况，不断作出口头指示和批示”，习在讲话中强调。2月，习又召开了一系列大小会议，而所有这些会议，主题只有一个，就是举全国之力，尽快将疫情控制住，不使疫情发展成为一场能动摇中共统治的社会危机。
然而，即使有习“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有他“从年初一到现在”把疫情防控当他“最关注的问题”，但是中国政府还是未能阻止武汉失守，使疫情成为1949中共建政后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背后原因何在，是否说明他更应对此负最大责任？
在信息缺席和不对称的情况下，舆论多把武汉疫情失守归咎于地方政府和卫生防疫部门前期的瞒报，没有告知最高当局实情，可越来越多的信息表明，中国政府其实在疫情暴发之初，就已经掌握了情况。经济学家华生在为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辩护的文章里也透露，疾控部门及时向卫生主管部门上报了武汉疫情包括人传人的事实，后者也上报了决策层，但“新冠病毒疫情的前中期防治为什么还会出现那么多的迟缓、失误和问题，真实信息的传递和反馈为什么在相当一段时间远远滞后于病毒的传播和扩散，以致在一个医疗资源极为雄厚，并且是向全国介绍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经验的模范省会都市，却完全无力阻止刚刚开始传播的传染病，有效医疗资源逐步枯竭崩断，一步步发展为这个让武汉以及湖北人民付出此种惨重代价、波及全国乃至世界的严重疫情”？华生认为，这才是人们应当关注和不能不追问的。
在我看来，要解答华生之问，答案只能从现行体制中寻找。正是在此意义上，习本人要为这次疫情的泛滥负最重要的责任，因为正是他的改造，导致这个体制无力有效应付诸如此类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虽然这个体制本来就千疮百孔，但大体还能运转，可习近平是不是像个医术拙劣的医生，硬是给它动了一个完全错误的大手术？
一般来说，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或类似灾害，专业判断、信息透明、公众监督和领导人的担当与责任，对战胜困难和危机缺一不可。但人们看到，在此次疫情的处置中，权力意志特别是习近平的个人意志支配着疫情防控的进程。当年中国政府在应对SARS疫情时，尽管也离不开权力意志、隐瞒的时间比较久、被中共最高层换届问题纠缠，但那时官僚队伍里尚有一批技术官员，他们还尊重专业和公共舆论。现如今则完全变成了政治官员，他们崇尚权力意志，唯上是从，以讲政治作为头号使命，它导致本届政府在应对新冠疫情时官员的懈怠和不作为表现比胡时代更突出。如武汉市长周先旺说没有上面的批准，地方政府不能公布疫情；湖北等各省、部级领导就疫情防控讲话通篇都是大谈习近平。官僚队伍的这个蜕变，我认为，是习近平对中共改造的结果。
在习的新时代，权力的至上性表现得更加不遮掩。中共对权力的高度垄断以及官员行使权力的专断，还有泛政治化，都达到了一个顶点：党管一切，根本不和社会分享权力，而习独占人事、决策和监督大权，成为唯一核心和唯一权威。
可以说，这个新极权体制关闭了几乎所有的外部监督和信息通道，剩下的只有权力本身，它不仅造就官场大批的依附性官员和他们的依附性人格，不敢主动作为，害怕担责，坐等上面尤其最高领导发号施令，形成体制性谎言和官僚群体的趋利避害，也导致社会特别是基层失去应有活力，在灾害来临时缺乏自救能力。故而，尽管有高科技，有无所不在的天网监控，有数字极权，仍无法解决权力的不作为和乱作为现象，更无法改善乃至进一步加重民众对政权的信任赤字。在这次应对新冠病毒疫情面前，政权变得更僵化暴露无遗。
不清楚习是否意识到他亲手打造的这个体制的此种弊端。但当下他还必须依赖这个体制和官僚体系去防控疫情，不至使它完全失控，演变成他无法承受的灾难。由于前期的应对失据，包括没有预案的仓促封城，以及吹哨人李文亮医生之死，导致民怨沸腾，民意和民心出现集体转向，社会矛头直指他指挥无方，领导无能，自由派知识分子公开发出让他下台让贤的宣言（如许志永的《劝退书》），即使一向是中国政府坚定辩护士的某些左派人士和国家主义者，这回也就这个糟糕局面发出严厉警告，告诫官员要实事求是（如张维为的文章）。总之，几乎所有人都在等着看他如何收拾局面。故可说，今次疫情是中共自八九“六四”后遇到的最大一次合法性挑战。
习应该知道他身处的这个险境。在渡过前期的慌乱和反应过度后，他正在自救和反扑，重新强化官方舆论对他个人权威的塑造，强迫官员站队，突出在他主导下对疫情的有效防控部署。综合这段时期中国政府采取的防控措施，特别是最近的政治局会议、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的部署，结合《求是》习近平讲话透露的信息，可以把习应对新冠疫情的策略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是打响武汉和湖北保卫战，以牺牲武汉和湖北为代价，一手抗疫、一手复工，两手都要硬，换取全国的防疫安全，以期尽快控制疫情，恢复国民经济和社会秩序。这首先当然是因为武汉和湖北的疫情最严峻，故当务之急和重中之重是控制两地疫情，把它们稳住，全国疫情就稳住了。（而北京作为首都的独特政治地位也决定了它在这次疫情保卫战中不能失败。）习近平如此安排还有一个不能不提的因素，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中共许诺的第一个一百年的目标任务，不能因为疫情而有动摇和拖延，因为它是习赢得长期执政的资本，在几次常委会上他都对此有提及。要在今年如期完成这个目标任务，就必须尽快控制疫情，唯如此才能恢复生产。从此角度不难理解他对武汉仓促的封城决定。鉴于湖北在全国的经济权重不大，截断武汉和湖北同全国的疫情联系，即使两地全年不开工，只要其他地方能恢复生产，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就不会那么大。
二是通过一系列高频率的会议和指示，发起全面动员，推动和敦促官僚队伍投入抗疫中；同时通过强调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恢复社会对他的信心。从1月25日到3月4日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单常委会议就召开了六次，再加上依法治国委员会会议和深改委会议，以及政治局会议和全国电视电话会议，如此高频率不但在习上台以来所没有，即使在中共执政史上也罕见。除连开会议部署外，习还发布一连串的防疫指令，并视察北京市的防疫工作。所有这些会议、指示和行动，目的只有一个，即动员全国力量抗疫。同时，要突出他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以修补前期因应对不力而受损的形象。
三是有限度地放开与疫情有关的舆论管控，让民众有一个宣泄渠道，并继续强调做好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严控网络，打击“谣言”，防止社会不测事件发生，两者并行不悖，对自由派知识分子对习和政权的攻击，则全力镇压，确保政治安全。武汉疫情大暴发后，官媒和一些市场化媒体在报道疫情时，突破了政府之前的某些宣传纪律，如《财新》和《财经》两份刊物对疫情的全面深入报道，官媒对“八个造谣者”的集中报道，特别在李文亮事件中，一些官媒和民间舆论相呼应，表现很大胆。在全力防控疫情的当下，官方也需要媒体去监督官员的行为，防止再出现瞒报和其他乱相。但对媒体的有限放开只是针对疫情，对借之“兴风作浪”的“谣言”则继续打击，对网络舆论的管控不能放松，特别是对民间对中共与习的攻击，更不能纵容，必须镇压。
四是成立调查组，调查社会反映强烈的李文亮被训诫的事情，以回应民众对政府封锁信息和应对疫情不力的不满，安抚社会情绪。吹哨人李文亮医生死于新冠病毒，点燃了大众对中共和习近平政权的极度不满和失望，连中共喉舌也一改之前的冷漠而不得不附和，它让习近平如芒在背，感受到埋藏于社会的怒火，让北京看到了激怒于民的危险性，如不对这种社会情绪作出退让姿态安抚，很可能会发生不测事件。
五是对湖北和武汉两级政权的主要领导换人，并加大对防疫不力的干部处分，一方面凸显了习对人事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其优柔寡断的弱点和用人狭窄。与SARS时期中央对北京市长和卫生部长瞒报行为和防控不力的果断处理不同，这次对湖北和武汉两位主要领导的换人，从时间上说有些晚了，它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习的性格的犹疑之处，这种犹疑也体现在他对整个疫情的指挥部署中。如果真如他所说1月7日就已对疫情发出指示，那么，正是其犹豫不决、瞻前顾后耽误了最佳防治时机。另外，两位地方主政者的换人，以及加强对防疫不力干部的处分，虽然凸显习在人事方面的主导权，但也说明他戒心加重，只能使用自己的旧部和亲信，无人可用是他面临的困境。此外，此次人事调动还有一特点，就是有政法经验和资历的官员今后可能会得到重用。
六是加强疫情的国际宣传和危机公关，让国际社会明了中国的处境和抗疫形势，对中国政府的防控有信心，不要在此时“落井下石”。习在这段时间内，先后同美、英、德、法等主要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通了电话，介绍中国政府的防疫情况，强调同国际社会和世卫组织合作。习近平的电话外交，目的是要打消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国家对中国疫情的不必要恐惧，及对中国政府防疫不力的怀疑。随着中国确诊人数的下降及疫情向全球扩散，习也表示中国将更多地帮助其他疫情严重的国家。
疫情对习近平的大考还在进行。现在的问题是，即使习的上述防疫策略见效，中国政府最后取得抗击疫情的“胜利”，但民众已经不再信任习近平政权，对中国在他领导之下是否有光明前景不再抱有任何信心。从这个角度看，其形象几无修复可能。假使中共在疫情过后的反思结果不能迫使官员戒掉空讲政治的“病毒”，在日常治理中走向体制透明，中国依然不能避免下一次突发的公共危机，习近平的未来之路依然堪忧。
转自：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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