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良知媒体
前言：一天，产房出现一个第二胎分娩的产妇，因子宫颈裂伤大出血，平时遇到这种病例，应立即缝合止血。但在这个非常时期，红卫兵干将赵湍慧不会做缝合术，产妇因失血过多死亡，留下一岁多的女儿和出生三个多小时的儿子。尸体送往太平间时，产妇的母亲、丈夫等十几人哭得声嘶力竭……当时我被关在牛棚，隔着窗户看的很清楚，事后当时在现场的助产士、护士也告诉我说：“能救活的产妇死了，真令人痛心”。
中国共产党党内人士一般认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共产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其实不然，其结果适得其反。
由以毛泽东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统治阶级，自上而下动员成千上万红卫兵在中国大陆进行的全方位的阶级斗争，其实是派系斗争、失去人性的斗争、破坏性的斗争、无耻的斗争。在此期间普遍的批斗、游街、抄家、破坏古物，破坏了生产，经济损失很大，同时也毁坏了历史等文化遗产，使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与人伦道德遭受严重损失，亦有数不清文物惨遭蹂躏。
一、失去人性的凶恶
前文叙述了“牛鬼蛇神”游街、批斗等情况，很多情况令人惊心动魄，这是在第一阶段的最初行动，是社会大乱的开始，从此毁坏了道德、灭绝了人性，凶恶的世人罕见，伤天害理史无前例。
1966年8月26日，游街后我服毒自杀未遂，遗留下药物性肝炎;我遭受过批斗和抄家之苦。更可悲的是家属受到连累，我唯一的儿子1955年10月19日出生，1968年11月22日被军代表栽赃、逼供以现反革命进入冤狱，开封第一监狱;儿子三年冤狱刑满，直至1974年才彻底平反。因儿子的冤案、我上访北京多次，莫名其妙地被送入劳动教养所。因是虚造罪名，我丈夫上告北京，于1974年才得以平反。以上四件灾难性悲剧，接蹱而至，我在《高洁的灵魂》一书中作了详细的叙述，并附有我两人的判决证书、平反证书、各级消毒证书等照片，此处不再赘述。
抄家是一波跟着一波，全国无处不在，这里我只举一个例子。
有文献记载：有的人因为有亲戚在国外，被红卫兵以有“海外关系”等罪名批斗抄家，反动权威人士也难免被抄家。8月与9月，北京市共有33695户家庭被红卫兵或自称红卫兵的人员抄家。红卫兵在一个多月内获得了十万三千两(约5.7吨)黄金、三十四万五千二百两白银、5500余万人民币现金，以及613,600件古玩玉器等。在上海，仅8月23日至9月8日期间就有84,222户家庭被抄家，其中1,231户为教师或知识分子，红卫兵除获得了大量的金银珠宝外，还获得了334万元美金、价值330万元人民币的其它外币、240万民国银元，以及3.7亿元的人民币现金或凭证。据1966年10月的党中央工作会议文件称，至此全国的红卫兵仅黄金就获得了一百一十八万余两(约65吨)，并将这称为充公“剥削阶级”的不义之财。其实这些财物多数进入了红卫兵的个人腰包。
二、无辜进入劳动教养所
1973年7月我被判三年劳动教养。我医院革命委员会通过外科李护士长的丈夫张立顺的后门，将我送到劳动教养所径山石料场，没有宣布我的罪名，当然我也不知我犯了何罪。我被抓走之后，我丈夫四处找人了解情况。他还要每月去劳动教养所看我，那里不通汽车，他要步行十几里路，若遇到凶恶的女人周敬宜值班，她会不让我丈夫见我，而带来的食物也让女流氓们抢吃了。
我在劳教所和其他人员住在一起。这个地方关押着36个女犯人，其中多是青年女人，有34个人是因为卖淫、偷盗罪关进的，只有一个姓张的中老年女人是因言获罪，她骂厂长、书记是恶霸被定罪“反党”。一天，李风华(工人乱搞男女关系)小声告诉我说：“劳动教养，是最高的行政处分，还有公民权，只是暂时被剥夺，你让家人给干部送点礼，她就会对你好些”。
这里在押的女流氓，举止轻浮，袒胸露乳，说下流的话;可是主管女号最凶恶的干部周敬宜，却偏爱那些女流氓们。女流氓陈爱莲是给周敬宜送礼换来的大红人，她在女号中称王称霸，夺取她人的食物是经常发生的事。我们出工是砸石块，一次下工时，我饿得走不动，行动慢了，陈爱莲用砸石头的铁锤在我头上打了个疙瘩，至今我左鬓上还留有杏核大—块骨质增生的结节。
住处是很长的四间房，睡的是一个大土坑，每个人都头向外，占地面积仅能容下一人平卧，灯光暗夜间不熄，对面白墙上写着大黑字：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固到底，死路一条。
生活每天三顿饭，每人吃玉米面馍，一点白菜或萝卜，看不到一点油星。每十天半月或节日改善生活时，也仅是在菜碗里多了三、四片猪肉。那些女流氓们抢着吃，我拿着馍之后，先分下半块放在衣兜里、留着夜间锇了吃，也免得被她们抢走了。
我在劳动教养所径山石料劳教场那里住了13个月后，医院把我接回去了，革命委员会什么也没谈，要我正常上班，我没有同意。我去公安局问个说法，为什么判我劳动教养三年，才知道原来是因为给未婚女人打胎(当时各医院都设有计划生育门诊，有专人主管人工流产，说明人流合法化了)。公安局给我一个证明上面写着“打胎构不成违法”。不久后，在我整理退回告状的材料时，见周恩来办公室批示说：“这位妇产科大夫如果是女性，放人”，这时我才明白，医院军代表抓我的报告写的是：“我强奸妇女致怀孕，人工流产消灭罪证”。
我是个女人，怎么可能强奸妇女致怀孕?这个罪名太荒唐了，肯定是有坏人造谣。从此我天天找公安局张局长说理，要求处理造谣人，一天他拍着桌子说：“这个军代表无端的找麻烦，让公安局为难……”因此事无法处理，很快我被调到河南省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要我1974年4月上班，接管妇科病区。那里没有产科，我也不想干产科，因为妇产科太容易被捏造事故，风险太大，我决定改行治疗妇女生殖细胞癌，走上了一条坦荡的道路。
三、如狼似虎的两个队
1968年秋，工人宣传队进驻我们医院，欢迎大会要求全体职工参加，革委会主任谢梦谦(在文革深挖阶级敌人时期，他卧轨自杀身亡)和工宣队负责人(我已记不清他的姓名)在大会上大讲毛泽东比爹娘还亲，歌唱毛泽东，“只有共产党给我们希望……”。
大会开了一个多小时，临散会时，工宣队员李修武扬起皮鞭在我身上毒打，美其名曰给“牛鬼蛇神”一个眼色看，把我打翻在地。皮鞭把我的衣服打烂了多处，在我背上、臀部、大腿多处留下一条又一条的青紫血状癍痕……这是我永生难以忘记的事件。
医院工宣队由郑州市纺织机械设备厂的工人组成，是一群耀武扬威、无知、无法、缺德的无赖，他们只知道为个人谋利益，把他们的关系人(农村的助产士)调到大学附属医院当大夫。这些人没有中专文化，却胆敢对中医学院工农兵大学生胡说八道地讲课。
例如，有一次学生张学友问我：“高老师，妇女带避孕环怀孕，生下的婴儿发现避孕环长在小孩的腿上……”一会她又说：“避孕环如果长在脸上更麻烦了”。我听了很奇怪，我问她谁告诉你的。张学友说：“田大夫在讲课时说的，她说‘这个事例是她处理的’”。我们同学们听了觉得很可怕，今后我们工作了，要遇见这样的病例怎么办呢?
我听了之后哭笑不得，这真是无知者在开玩笑、说笑话。
我立即告诉同学们，妇女怀孕早期，胎儿从三个胚层开始发育，如果在子宫腔内接触了避孕环、即造成自然流产，避孕环不可能进入胎包内，绝不会长在胎儿身上;若避孕环体积小或位置不正，有的妇女带避孕环怀孕，分娩时避孕环会随胎盘排出，这是科学，你们放心吧!你们永远也不可能遇到你问的这样的病例。
更可悲的是军宣队进驻我们医院。他们是支左派的主力军，他们狠抓政治思想，从军宣队入驻医院后，每晚政治学习开始必须先唱毛主席的赞歌，例如：“大海航行靠舵手”、“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千好万好没有社会主义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毛主席是中国的大救星”、“毛主席是永远不落的红太阳”等歌曲。
医疗业务上搞的一塌糊涂。许多护士改职为大夫，给她处方权。他们没有医疗知识技术，完全是应付病人，医疗质量严重地降低，大小医疗事故多不胜数……
一天，产房出现一个第二胎分娩的产妇，因子宫颈裂伤大出血，平时遇到这种病例，应立即缝合止血。但在这个非常时期，红卫兵干将赵湍慧不会做缝合术，产妇因失血过多死亡，留下一岁多的女儿和出生三个多小时的儿子。尸体送往太平间时，产妇的母亲、丈夫等十几人哭得声嘶力竭……当时我被关在牛棚，隔着窗户看的很清楚，事后当时在现场的助产士、护士也告诉我说：“能救活的产妇死了，真令人痛心”。次日军宣队负责人姓龙的还表扬妇产科抢救产妇及时，很辛苦。真是没有人性!
1966年12月，毛泽东又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指示，1966、1967、1968年的初高中毕业生(后来称为“老三届”)上山下乡，从此知识青年下乡的运动开始，又毁怀了一批青年人的前途。
四、史无前例的红卫兵
有文献记载：由于得到毛泽东对“造反有理”的支持，之前各级政府党委试图控制局面的措施反而可能被视为镇压革命，于是对于红卫兵的管制全面撤销。有大量“革命师生”从红卫兵身份从各地前往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闹“革命”。
8月18日至11月期间，毛泽东、林彪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共8次，总计超过1100万红卫兵，并且由红卫兵代表为其佩戴红色袖章，成为全面支持红卫兵活动的最有力表示。从此全国彻底进入混乱状态，红卫兵四处串联并散发传单、张贴大字报、标语，开会演说辩论。还出现两派红卫兵的斗争，由文斗变成武斗，双方都出现人身伤害，甚至致人死亡。
9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凡外地师生来京观摩文革运动者，交通费与生活费由中央财政补助，此前就已经开始的大串联达到高潮。全国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同时进入武斗高潮。红卫兵具体死了多少人无文字记载，中国红卫兵墓园很多，只有重庆红卫兵墓园保存完好。
红卫兵不但在国内四处流窜，扰乱社会稳定，有些年轻的红卫兵还跑出国外。2007年3月我来美国领奖时，遇到一个的士司机。他是河南开封人，我问他你几时来到美国。司机说：“1967年10月红卫兵串连时，我们在北京受到毛泽东等接见。我们十几个人回家时走错了路，本来应该乘向南开的火车，我们坐上向北的火车，等现时己到外蒙古国了”。
“我们这伙人全是初中生，最大的15岁、最小的12岁，我13岁。因言语不通，天气很冷，我们进入了运货的火车内避寒，后来全睡着了。待醒来时发现已到苏联，我们怕当地抓人，于是四处躲藏。这时，我们自带的干粮也吃完了，也没钱买回家的车票。我们开始流浪乞食、偷食，成了难民，到处流浪。很多人因此生病、死亡，经过阿富汗等国到加拿大时，只剩下5个人还活着。那时我己17岁，为了吃饭我给停车场洗车。后来我学会开车，赚了钱我买了的士，自己经营赚钱多了，娶了个中国妻子。她是不识字的难民，生了两个孩子，现在大儿子己大学毕业了，现在我家的生活还不错。”
这个例子说明当年红卫兵的乱跑造成很多悲剧。这个司机有幸生存下来了，而他的多数同伴在这次行动中已失去了宝贵的生命。事实是非常悲惨的!
高耀洁从劳教场回家后与丈夫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