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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里瓦尔
美国探讨数据追踪抗疫 隐私保护问题引人关注
华盛顿 —
美国卫生当局正在研究中国、韩国和其它国家利用手机数据遏制新冠病毒疫情的做法，以探讨如何在抗疫行动中部署大数据，对此，美国议员和维权组织对隐私保护和民权自由问题提出了关注。
到目前为止，美国对现有数据使用有限。美国没有使用手机位置数据来追踪接触过病毒的个人。公共卫生官员只是利用这类数据来观测疫情趋势和热点地区。
但是，一旦新冠病毒病例数字增长减缓，特朗普政府和各州州长采取行动解除居家令和其它拉开社交距离的措施后，其它国家所使用的、成功度各有不同的接触者追踪技术有可能在美国也大行其道。
接触者追踪是一项公共卫生程序，用于识别与感染者有过接触的人并且进一步搜集这些人的额外信息。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监控与网络安全顾问詹妮佛·格拉尼克说，当病毒检测变得更为普遍时，接触者追踪有可能派上用场。
但是她警告说，对这类电话数据的任何使用都必须是透明和自愿的，而危机一旦过去，这些数据必须被销毁。
在上星期与媒体的一次电话记者会上，格拉尼克说：“当收集数据有助于公益的时候，我们必须确保我们尽可能地保护隐私，并且有效地使用这一工具或数据。”
欧洲联盟落实地标性的隐私保护规定《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两年来，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议员一直敦促通过类似法规，保护美国消费者。
如今，人们越来越重视使用数据来抗击新冠病毒，而同时，对隐私保护的担心也被推到了前台。
上星期四(4月9日)，参议院商务、科学和运输委员会通过互联网召开了有关大数据和新冠病毒的首次国会“文件听证会”。委员会主席、密西西比州联邦参议员罗杰·威克在开场声明中说，对个人数据的任何使用都必须保护隐私。
“减少隐私风险的起点是，了解在追踪社交距离措施遵守情况时是如何收集消费者位置数据和任何其它信息的。同样重要的是，了解这种数据是如何被匿名化的，以去除所有个人验证信息并防止个人被重新识别。”
委员会的首席民主党成员、华盛顿州联邦参议员玛丽亚·坎特威尔警告不要“仓促做出决定，扫荡式收集大量不相关的数据集“。
坎特威尔说：“而且我们必须警惕政府对我们的个人数据发起定义模糊和不透明的行动。因为在紧急时期临时放弃的权利和数据，要收回时可能就很难了。”.
去年，威克和坎特威尔都推出了隐私法案，希望让美国消费者得到与欧盟GDPR类似的隐私保护。
美国之所以推动更多使用手机数据信息以抗击疫情，部分原因是中国、韩国、新加坡和以色列等国家做出了类似努力。
在中国，政府收集千百万人的手机位置数据，目标是查出与病毒感染者有过接触的人。政府利用被感染者的位置距离来找出接触者，对他们进行测试，如果必要，还将他们隔离起来。
这是中国控制疫情的几项手段之一。
ACLU在上星期公布的一份白皮书中说：“这种追踪是中国一再在展开的努力的一部分，在遏制病毒方面似乎取得了成功，因此增加了这类追踪的吸引力。”
ACLU在白皮书中列出了这一手段的几点问题。
其中一个问题是，基站定位信息和GPS数据并没有精确到具体标明两人彼此有“密切接触“的程度。
ACLU高级政策分析师杰伊·斯坦利说，中国发现，基站定位数据“产生了太多的假阳性”。
斯坦利说：GPS数据“可能足以说明你曾经在某座清真寺或堕胎诊所附近，但是并不足以发现你的距离是否足够近，有可能接触了新冠病毒疾病”。
其它的问题是：计算机的算法并不总是可靠，而手机位置数据分布在“由侵犯隐私的公司所组成的整个生态系统“之中。
在韩国，当局在部署大数据方面采取了不同的做法。
韩国官员使用被感染者的手机位置数据来追溯其行踪，然后通过手机应用软件和网站，将被感染者经过“匿名化“处理的位置历史公布于众。如果有居民通过应用软件得知他们有可能接触了感染者，这些居民立即接受检测。
然而，ACLU说，韩国当局虽然有效遏制了疫情，但他们“数据匿名化工作做得并不好”。
白皮书提到，“比如说，一则警讯通知民众说，芦原区某43岁男性居民，在麻浦区上班时参加了一堂性骚扰课。”
在美国，当局一直避免使用这类侵入式的技术。他们主要利用手机位置的聚合数据来观察疫情趋势和疫情热点地区的人流出入。
专家们说，这种聚合式的位置数据通常不构成侵犯隐私的担忧，他们涉及的是大批人群而非具体个人行踪的信息。
然而，随着新冠病毒疫情曲线平缓以及病毒的地理分布越来越地方化，个人和卫生当局有可能更多使用接触者追踪技术。
接触者追踪应用软件将自我报告的健康状况和位置历史结合使用，让用户避免接触病毒。
苹果和谷歌星期五(4月10日)宣布计划联合开发一个利用蓝牙技术的接触者追踪应用软件。这项应用软件让用户报告他们的阳性诊断并可以收到他们与某位被感染者有密切接触的警告。
华盛顿大学法学教授瑞安·卡洛警告说，新加坡、韩国和以色列使用的那种追踪接触者的数字手段有很大可能带来“意外后果、滥用和对隐私与公民权利的侵犯”。
就那些国家的接触者追踪技术所取得的成功而言，卡洛在参议院商务委员会的书面证词中说：“它们不是自愿的，不是自我报告，也与自我帮助无关，而是由公共官员强制服从并派调查人员前去面谈，而且如果必要，强行隔离接触者。我认为这是一个没有定论的问题，那就是，美国人是否会安心接受这种程度的国家开支和介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