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刚 Sunday, May 29, 2011 ，来源：作者博客，文章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英雄狗熊，立见雌雄：丁子霖致高智晟公开信，并附高智晟的回应。
我每看到这封信，我就无法理解一个死去了儿子的母亲竟能对高智晟如此恶毒。丁子霖那封信，是在高智晟以绝食抗议共匪的时候公开发表的，正因为有了这封信，才使共匪痛下决心绑架高智晟。
刘刚
2011年5月28日
丁子霖致高智晟公开信，并附高智晟的回应 2011-04-25 20:20:09
请回到维权的行列中来
——致高智晟先生公开信
尊敬的高智晟先生：
尽管我们素不相识，我还是决定冒昧地给您写这封信。这封信我已考虑多日。每天看到有关您发起的“反迫害维权接力绝食”的消息，我总有一种不祥之感。我仿佛又回到了十六年前的那些寝食难安的日日夜夜，那时抢救绝食学生的救护车不停地呼啸着穿梭于天安门广场与各大医院之间，每一声尖厉的鸣笛声都让我揪着的心难以放下。后来，政府的军队开进了北京城，用机枪、坦克杀害了数以千计的和平居民，包括我的十七岁的儿子。这件事对我的打击太大了。如果要说对这个罪恶政权的憎恶，我要比您深一百倍；如果要说对一个自由中国的渴望，我要比您强烈一百倍；如果要说对今天弱势群体和无辜受害者的同情，我也不会比您少一分。我深知这个政权的残忍，我对您本人和您的朋友眼下遭受的迫害，如同身受，因为从上世纪90年代初一直到今天，我也是这样走过来的。但是，我还是要劝您停止绝食，因为我不知道您这样坚持下去会有什么样的结果，难道唯有拼个鱼死网破才算是我们的追求！您想过没有？万一再发生类似十六年前那样的惨剧，我们怎么向那些受害者的母亲和妻子交待？
高智晟先生，您是一个律师，一个出色的维权律师。这样的律师在当今的中国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我不相信这样的绝食运动能达到为老百姓维权的目的，我只相信每一个维权个案最终得通过法律手段去解决。因此我很难理解您为什么这样轻易地放弃律师职业而去从事政治活动。我觉得您把维权活动与政治活动搅到一块去了。在我看来，把维权行动政治化的做法是不可取的。这会给维权的民众带来难以承受的风险，而您则会越来越远离那些需要得到您帮助的底层民众。您说您现在这样做是为了“减少”维权英雄群体的“道德颓势”和“耻辱”。但是在我看来，那些把自己的聪明才智放在本职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到每一个维权个案的律师先生是值得人们尊敬的。他们有时也许不能成功，但至少他们在为我们这个社会的法治化添砖加瓦。从根本上说，律师先生们的一个具体维权行动，对于民众法治意识和权利意识的觉醒，要胜过一打漂亮的宣言。从长远看，一个缺乏对法的敬畏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它绝对跳不出中国王朝时代“治与乱”的恶性循环。
高智晟先生，也许在您看来，像我们这些在十六年前失去了亲人、有着“深仇大恨”而不思复仇的母亲和妻子一定是活得窝囊到了极点。是的，我们从失去亲人的那一天起，再没有踏上天安门广场一步，我们也没有鼓动“六四”受难亲属到中南海去请过愿，更没有鼓动大家在家里绝过食。我们的做法也许很可笑，那只是每年向人大、政协两会及国家和政府领导人写一次或两次信，要求全国人大按法定程序把“六四”问题作为专项议案递交大会讨论、审议，要求政府有关当局以协商、对话方式来求得“六四”问题的公正解决。为此，我们提出了包括重新调查“六四”事件、依法给予“六四”受难者合理赔偿，以及立案侦察并追究“六四”事件责任者司法责任等三项要求，以此作为同政府方面协商、对话的基础。我们从第一次写信到今天已经十一个年头过去了，至今没有得到政府方面的回应。是不是继续这样写下去呢？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我们相信总归有那么一天，政府方面会同我们坐到一张谈判桌前。您一定听说过西方有个“西西弗斯”的故事，或者中国本土的愚公移山的故事。我认为面对强权和暴政，需要更多的西西弗斯和愚公。中国聪明人太多，缺的就是像西西弗斯和愚公那样的人。
高智晟先生，中国不能再搞什么群众运动了，即使像1989年那样的天安门民主运动，也不能再搞第二次。您说放弃绝食，就等于放弃对人类尊严和正义的捍卫；等于向流氓的淫威屈就。我认为这话说得太绝对。还有人说：如果连绝食24小时都做不到，都不愿做或不敢做，你们还能做什么？！你们还配做中国人？！甚至还有人说，在坚持还是放弃绝食这个问题上，“英雄和狗熊之间仅一念之差”。这些话说得更没有边了，而且极不负责任。在我看来，自由的空间是靠一分一寸挤出来的，公民的权利是靠一点一滴争取积累起来的。一个人登高一呼，一个新世界从天而降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今天是各利益群体博弈的时代，讲究的是游戏规则，而不是耍枪弄棒抡板斧。都说今天的中共政权越来越黑社会化了，这是事实。但我们需要的是用文明来代替野蛮，是花大力气迫使当权者不得不遵守人类文明的准则。这件事做起来很难，但再难也不能放弃努力。
高智晟先生，我也注意到世界各国各地区的中国人和外国人纷纷加入到您发起的绝食行列，这看起来很受鼓舞，事实上也应该感谢他们的声援。但是，必须看到，真正的担子毕竟没有压在他们肩上，他们也不可能来分担国内人士的任何风险与后果。这里，我想借此机会向海外的朋友们呼吁，请爱护高智晟，不要再给他施加压力了，弦实在绷得太紧了，让他有一个退路，让他慢慢调整自己。一个自由中国的到来路还长着呢，不要期望一下子就能跑到终点。
最后，我必须声明，各人有权作出自我选择，我不想强加于人。以上所言，仅是一个建议，出于我的担忧。望考虑。
丁子霖 2006年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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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智晟：关于丁子霖女士公开信的回应
丁子霖是一位令人尊敬的母亲。她像千千万万个普通的母亲一样，用自己的血、自己的灵、自己的全部生命来证明人世间最伟大的爱－－母爱！
丁子霖是一位伟大的母亲。以她为代表的一批在天安门事件中被杀戮生命的母亲，不仅代表了母爱的永恒与坚韧，同时，这些人世间最不幸的且最令人尊敬的母亲，以及她们对人类可贵尊严的坚守，即代表了记忆及证明着专制暴政的血腥、野蛮和人类应有的反思。
我今日的文字不是专为讴歌母亲所作的。
丁子霖是一位令人尊敬的母亲，她同时也是在海内外有着较大知名度的母亲。她最近就我所倡议的绝食维权抗争问题给我写了一封公开信；眼下，我家中的电话、网络及办公室的电话尽数被中共特务所切断，我只通过朋友打手机知道了丁女士公开信的部分内容，我不是带着一定要回应的注意力来听了公开信的部分内容，所以，记得不一定很全面，只能按记忆来对应谈及一些商榷观点，凡有不妥帖之处，仅愿丁女士谅解。
首先有一点我不甚理解，丁女士在公开信中言及，说我轻易放弃律师事业而参与政治（大致是这样的意思）的结论。我珍视律师事业若生命，这也正是当我还能以律师身份做事时的巨大热情、及持续着极高的激情和精力所依。现在，正如丁女士力所看到的一样，我被这个政权非法强制剥夺了这样的权利，而不是如你公开信所言的那样，是我为喜从政而轻易放弃了律师事业，再次说明。
关于我回应涉足政治的问题，恕我就事论事。人类社会中，任何禁止、或者是事实上禁止普通人参与的政治都是最邪恶和最不道德的政治。中国权利垄断集团历来的野蛮及下流，终使他们心安理得的确信了这样一种逻辑：即政治就是统治者的专有物，人民的任何涉足（哪怕是被迫的涉足）行为，都是逆上行事，都是动机不良的代名词。只要将一个人和平抗争行为或者是一个事件扣上有政治倾向，或者是政治事件的帽子，这个人、这样的事件，这必是臭不可闻，必是反动无比。从而在事实上形成了这种制度下的特有逻辑：即政治在当局那里永远“伟光正”；在不被党所悦纳、或者不愿被党所悦纳的那部分人那里，政治就绝对代表了反动、不负责任、不光彩，可以以任何理由非法打压甚至是杀戮的对象。让丁女士持续痛着的“六四”，以及让大多数国人深痛万分的法轮功被迫害事件，无一不被一贯理屈词穷的中共当局扣上政治事件的帽子。这样的荒诞逻辑在中国大行其道五十多年后，包括丁女士您在内的许多普通国人，也接受了这样的是非判断逻辑，即：普通人，只要是涉足政治，不光是代表了危险和恐怖，而且本身就是不恰当或不正确的。
一方面，政治本身应该是公共的和美好的。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言：政治是众人之事。捷克前总统哈维尔倡导一种基于人性的、良心的政治。另一方面，在制度文明方面，法律本身即是政治游戏规则运动的结果。政治的文明本质决定着法律的文明和本质。离开对政治的关心而去谈法治，得到的只能是任人宰割的悲惨结果。今天中国社会人民命运的悲惨现状，不是正在证明着这样的严峻规律吗！
丁女士谈到依法维权至上的价值，这正是我所喜见的和梦幻般持续渴望的。作为律师，我何尝不懂得这样的价值呢！您谈到您十七年来的维权经历的理性、宽容与坚韧，我非常钦佩。遗憾的是，经过了十七年的惨痛教训，您本身没意识到在这样的邪恶制度下，依法维权的路径到处被堵死！您的孩子，一个鲜活的生命，是被这个冷血制度的所吞噬的无数母亲的孩子之一。您十七年的维权经历，却在这个制度下没有哪怕是一刹那的依法讨论的途径。您十七年不去天安门，十七年不去中南海静坐的绝食本身也是一种政治抗争。它根本就不允许您取得任何依法的抗争途径，十七年前如此，十七年后的今天就更加如此。十七年前，热血青年齐志勇被这个政权的冰冷的坦克压断了腿；十七年过去了，这个政权是如何对待它的人民的，尤其由于它的罪恶而惨遭不幸的人民。前阶段他来和我见面，他告诉我十七年来，中共当局一天都没有放松对他的凶残迫害，直到最近，当局还在扣留境外善者寄给他的用于度命的人道救济金，几十年来一直恶劣如此。就在我写这篇文字时，“六四”受害者齐志勇先生被当局下流绑架十天，生死不明。
丁女士以较我百倍了解中共的邪恶，尤以天安门事件的惨痛为立论，建议停止目前的绝食抗争。恰恰基于这种惨痛的教训，我认为今天的抗争是理性的。同样是绝食，却是不走出家门、不同时绝水、不强迫他人，每个人绝食也不超过48小时。丁女士的公开信里，模糊了群众运动，即大范围起而抗争的性质界限，有中共以来，我们社会花样百出的群众运动至今令人毛骨悚然，它的价值是反文明、反道德。但这却与今天的大范围的、甚至是群体的起而抗争之举的性质完全风马牛不相及，有着截然的内外因产生条件，更和您在信中谈到的阶级斗争不可同日而语。
丁女士呼吁我立即停止绝食，并说，今天的中国再也不会是一人振臂高呼，众者拥而应之的时代。丁女士这种清晰认识本应充分地释怀她对今天绝食抗争的忧虑。今天的全中国，乃至全球呈风云劲势的绝食反迫害、反暴政之举，决不会是，也不可能是一者登高一呼的结果！它产生于极权统治对众多个体生存条件的持续剥夺、对基本权利和自由的持续侵犯、对人性尊严的长期蔑视以及对民间怨愤的长期压制。
丁女士是宽容的，这样的宽容是中国社会减少或者是避免动荡的宝贵资源。我将坚守我对丁女士十七年来维权模式的尊重，这就像我必坚守我自己认定的维权模式及信念一样。
我坚决支持在今日中国的非暴力抗争的各种尝试，不管这种坚持需要我个人付出何种代价!
2006年2月24日 于被特务及黑社会打手包围着的北京家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