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民生观察
武汉疫情受害者家属陈敏在7月20日通过邮政特快专递（见附件1）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邮寄索赔追责的起诉状，在7月21日，该起诉状被武汉中院签收（见附件2）。这是自“新冠病毒肺炎索赔律师顾问团”成立来的第二起索赔追责诉讼案。
无防护感染 求医难入院后几近等死
在武汉政府对外公开疫情之前，武汉市民都不知道一场灾难已经在身边蔓延。陈敏的父亲在1月10日开始发烧，最初以为是感冒，就在住处附近的武汉市青菱医院治疗，但一直没有改善。
在1月25号的晚上，陈敏父亲发烧得非常严重，陈敏赶紧带其到武汉市科技大学医院检查，做了CT和血常规，结果显示是病毒性肺炎，双肺严重感染，然后连夜赶到定点医院武汉市第七医院，排队等候了三个多小时后好不容易看了医生，医生看过CT后答复是高度疑似新冠病毒感染，而且已经双肺发白，属于危重患者，血氧90，在这种情况下，还被要求排队做核酸检测，拿到阳性结果后才有资格排队等待病床。
1月26号，陈敏的父亲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采集了咽部样本，直到28号下午才给我们结果，显示“新鲜冠状病毒核酸阳性”。
1月29日中午，陈敏的父亲被救护车送到武汉市第三医院光谷分院，因为没有空床，在医院门诊大厅等候了大半天，直到下午5点多才勉强安排了个走廊的加床，陈敏及家属不能去照顾，全都要指望医生护士，陈敏从父亲那里得知，因为病人爆增，医护人员根本就不能照顾，三天基本都是没有吃东西，更别说吃热的了，人清醒的时候能吃点冷饭菜就不错了。另外，由于一个护士要管30多个人，病人很难得到护理，陈敏父亲戴着吸氧面罩想上厕所都没有办法，大小便只能在床上，也没有人换床单，陈敏现在想起来仍然非常痛心。
陈敏说，最重要的是，医院除了吸氧根本没有其它的治疗措施，这也是她父亲被加速死亡的原因之一，就连自费买的球蛋白送进去都延误了两天，到住院的第三天即2月1日才开始打，打了两针，陈敏父亲就在2月2日凌晨去世。
医生病例上写的是抢救了两次，就是1月31号的那次抢救完了才跟陈敏打电话，要她去签字。陈敏说，2号凌晨走的时候到底有没有抢救？怎么抢救的？这些都不得而知，全凭事后补写的住院病例，这些都被他们一句人手不够搪塞过去了。
陈敏认为武汉市政府和湖北省政府及其下属职能部门卫健委故意向公众隐瞒疫情真实讯息，释放假讯息，麻痹公众，致使她家人放松警惕，疏于防范，是导致新冠肺炎大范围传播的主要责任人，一方面造成她父亲感染，另一方面由于前期大面积感染造成后来医院感染病人暴增，造成她父亲入院难，住院后也得不到治疗和护理。所以她将武汉市政府和湖北省政府分别列为第一被告和第二被告起诉至法院。
受害者被骚扰威胁日频 维权顾虑增加
“新冠病毒肺炎索赔律师顾问团”的合作伙伴杨占青一直参与协助受害者维权，他介绍说，目前在维权的受害者基本都是在政府公开疫情信息之前感染的，所以他们维权动力很大，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家人死的太冤枉，太不应该。但同时，受害者家属的顾虑越来越大。由于武汉警方和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一方面污名化杨占青是反华势力，不让受害者家属和他联系，但这些受害者家属又急需法律援助，在找不到援助律师的情况下，这些受害者家属不得不通过杨占青求助顾问团，仍希望能有机会给家人讨个说法。所以，这些受害者家属在维权中态度摇摆，顾虑很多，很可能今天决定起诉，第二天又不打算起诉。
陈敏也是犹豫再三后决定维权的，好不容易付诸行动，递交诉状后却不敢通报媒体，担心被警察找。后来估计是看起诉后发现没有任何部门回应她，实在没有希望才决定曝光给媒体。“媒体的曝光对当事人来说是双刃剑，曝光后地方政府官员会极尽骚扰威胁手段，胁迫当事人放弃维权，若当事人不放弃，地方政府就设法沟通，早日解决，所以很多时候，当事人的维权是否有进展，在于地方官员良心和当事人承压能力。若不曝光给媒体，估计真的没有人在乎她是否起诉。”杨占青说。
附件1：起诉状邮寄单
附件2: 起诉状签收状态
附件3:起诉状（去掉了个人具体信息，若需更详细的信息联系陈敏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