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在2013年4月因其作为公民权利活动家的工作首次被捕。他和活动家许志永一起领导的新公民运动（现在的中国公民运动）旨在和平推动中国的民主和宪政。为此目的，他们帮助志同道合者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与地方人大代表选举，他们发起了诸如要求官员公示财产、维护产权所有者权利和要求教育平权等诸多倡导活动。
我父亲于2016年被刑满释放后，立即重拾他的社会倡导活动并继续要求更公平的政府治理、民主改革和更大的国家透明度。其后，在2019年12 月26日，他再次被警察从其暂住的朋友住处带走。
他的手机和电脑被扣押，他所居住的房间被里里外外翻了个遍。与2013年那次被捕不同，这一次，他被秘密关押，并很可能被施加了酷刑。
中国在漠视绝大多数人的基本人权方面有漫长而恐怖的历史，而且自从习近平掌权以来，对共产党的批评者的镇压愈发频繁而严酷。2015年的709大抓捕将300多个人权律师、法律助理和活动家列为目标，标志着强迫失踪、秘密羁押、刑讯逼供等手段的进一步升级。这一次，我父亲恐将面临和709律师相同的命运，如果不是更险恶的话。
其他活动家，张忠顺、戴振亚和李英俊，在我父亲被捕的同时也被带走。是什么导致了这新一轮的抓捕？是去年12月在福建省厦门市的一次聚会。其实中国的真实情况是，政府从你家中把你强行带走并不需要一个理由；一旦你引起了官方的怀疑，你已全然处于一个不同其他人的法律系统之中。在此系统中，你没有一丁点儿权利可言。
按照中国法律，政府如果将一个人带走是必须提供书面法律文书的，但是我父亲的亲属没人收到任何文件。我们只能猜测他是被山东省烟台公安局带走的，因为戴振亚先生的夫人被告知她的丈夫被关在那里。我父亲的律师到烟台公安局询问但不允许与我的父亲会见。起初，烟台警方告诉律师我父亲的活动“危害国家安全”，因此不予律师会见。律师其后收到一纸文书，称我父亲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不予律师会见。“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是一个专为信仰者、律师、人权活动家制造出来的罪名，用以打压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
我需要向那些不了解的人解释一下什么是“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它是共产党用以施加酷刑和秘密关押政治异见者的惯用手法。据China Change网站所载，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人通常会承受殴打、羞辱、逼供，24小时监控，以家人和孩子相威胁，剥夺睡眠、超限审讯、强迫在数小时内保持一个姿势不许动，或者注射未知药物等。这些酷刑手段对受害者的身体和精神造成不可磨灭的创伤。在被秘密关押期间，他们被禁止律师会见，他们的家庭成员无法获得任何有关他们的信息。
我母亲全身心地投入到争取我父亲释放的努力中。她半开玩笑的说：“救你爸爸和与共产党斗争已经变成了我的副业。”
她写信给纽约州参议员、“中国人权捍卫者”机构、国际特赦组织和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她和中国人权机构的朋友去华盛顿特区，在那里接受了媒体的采访，并与白宫、国务院、以及国会和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官员交谈。她还在纽约市和国会议员吉米麦戈文、纽约大学亚美法研究所的孔杰荣教授见面。从我父亲被抓的第一天起，她就在推特和脸书上大声疾呼。因为中国当局密切监控社交媒体的言论表达，这是一种让我们可以向中国当局清楚表明要求的方式。中国警察对被羁押者的家属说，沉默可以换取更轻的刑责，但事实是恰恰相反。
我的家乡纽约州阿尔弗雷德也在行动。我们社区教会的成员写信给烟台市公安局，拍照片请愿，上传视频表达他们对我父亲安危的关切。本地的阿尔弗雷德大学，我母亲的母校，那些倡导人权的学生团体征集请愿签名，发送给中国当局、中国大使馆和纽约州参议员。在他们的协助下，我母亲在阿尔弗雷德大学做了一场和我父亲有关的演讲。
为了提升国际关注，我母亲和我父亲的律师一起工作，要求保障我父亲的律师会见权和与亲属的通信权。几乎每天晚上，我母亲都要熬夜到凌晨三点，给烟台市公安局打电话，和律师交流，或者说服我父亲在国内的亲人设法获取必要的文件。
就在我母亲准备到更多大学演讲以及收集更多请愿签名之际，美国很多州因为新冠病毒肆虐而陷入封闭。我父亲的律师也因为中国国内的旅行禁令无法出行。我母亲却依然不屈不挠的一遍遍的给烟台市公安局打电话、给我父亲写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任何组织或个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隐私”的规定，公安机关和检察院在刑事案件中可以检查、但不能截留信件。我父亲本应该能收到这些信件。然而，尽管我母亲和我们社区一直在不懈努力，数月过去了，一切如故。我父亲从没看到那些信，他的律师也没有见到他。
今年早些时候，联合国要求中国政府提供包含我父亲被捕的信息，包括拘捕的法律依据、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定义、保障生理和心理健全和律师执业权的证据。5月21日，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发表了中国政府对上述要求的回应。
中国政府给出的回应非常唐突无礼：公安部门已经确保了所询三人的法定权利。
张忠顺、戴振亚和李英俊三人已在今年6月获释。我父亲却没有。我父亲的亲戚在6月23日收到了一纸迟到的逮捕通知书。告知我的父亲已经于6月19日被山东省临沂市公安局逮捕并移送临沭县看守所。我母亲开始每晚给临沭县看守所打电话，但警察每次都在反复质疑她的身份后告诉她说，他们的电脑系统中没有名为丁家喜的人。7月8号，我父亲的律师前往临沭县看守所时才获得确认，我父亲被以化名关押。
他依然不被获准会见律师。如果此种情况继续下去，我父亲势必会在没有代理律师的情况下受到不公正审判——假定中国当局会按照他们的法律程序进行审判的话，他们当然完全可能全然不顾这些所谓的法律程序。
很多次，我都在想，如果我父亲能够和我们在一起该多好！在他第一次被捕之后，我和我母亲、我姐姐为了躲避警方的骚扰和监视离开中国来到美国。从那时到现在，我们分离已经七年了。当我远眺蓝天，沐浴阳光的时候，我多想他也能在美国和我们一起呼吸新鲜空气和自由！
他其实曾有一次这样的机会。当他2016年获释后尚且可以自由出入境时，他曾短暂地来美国看望我们。我们所有的朋友都试图说服他留下。
朋友们说：“你为什么要回去呢？在美国生活多好。你的妻子和女儿在这儿。”“你完全可以在美国做倡导活动，很多人都在这里做。”
但我父亲呆在美国不会快乐，他的心属于他的人民。在目睹了共产党强权统治导致的太多不公之后，在中国继续他的倡导对他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因此他很快就回到中国，就像河流终归大海。
庆幸的是，我母亲、我姐姐和我在美国，可以为他大声呐喊。我要求中国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我父亲，直到这个要求实现之前，我会凭借社交媒体，继续讲述我父亲的故事。
中国政府知道他们在关押一个无辜的人，所以他们隐瞒那些关押我父亲的人的姓名，他们不让外界知道我父亲的身体和精神状况，而且化名关押他。我不会让他们得逞。他们每一次想要封我们的口、向我们施压恐吓，我都要将之曝光于天下。
如果你在读这篇文章，这表示你生活的政治氛围足够平静，让你可以听到一个中国政治犯女儿的讲述。美国的政治图景尽管麻烦不断，但和中国相比是天堂，因为美国推崇基本的民主原则，而这些原则正是我父亲在中国追求的。
在中国，打压之风狂嚎，理性之言难闻，但你和你的政府可以给那些要求中国政府承担其国际人权公约义务的声音施以援手。持续的媒体关注和来自政府的行动对解救我父亲和其他与他有着同样命运的政治犯至关重要。
作者请求：为采取行动，我强烈建议您给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领事馆写信。您可以使用国际特赦的紧急行动做为您写信的指南。https://www.amnestyusa.org/urgent-actions/urgent-action-update-lawyer-charged-for-inciting-subversion-china-ua-20-20/
原文链接：
Op-ed: China must release Ding Jiaxi, civil rights activist and my father, CAROLINE DING, The Tufts Dail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