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小时后，我背拷着坐在一辆蓝色的商务车上，全程手铐勒得我手腕很疼我尝试调整姿势却越勒越紧。随后车到了海淀区办案中心。我第一次被传唤时也是关押在这里24小时释放了。所以，心里不由得闪过一个念头：会不会24小时之后我就被放了啊！
之后，经过验血验尿的体检程序后，我被要求戴着手铐坐在审讯室的铁椅子上，两位未出示过身份证件的便衣人员坐在我对面，年轻那个又高又壮很凶地瞪着我；年长的那个低着头不看我。
这时年轻的那个凶巴巴的质问我：知道为什么传唤你吗？
我回答：“不知道”。
他用提高嗓音表示更加生气的样子：“你是不是在网上乱发东西了？还接受了外媒的采访？”
我真的被他的语气吓到了，心跳急剧加速。可是我的这些行为并没有什么错啊，于是我努力使自己平静一点点，尽量不让声音颤抖，我回答：“我只是如实的把自己的传唤经历发布出来有媒体关注我，给我打了电话我也只是回答了自己被传唤的经历，这些也有错呜？”
他不理睬我的反问，继续大声说：“你这段时间都做了什么？见了什么人？你自己心里清楚！”
我听得一头雾水，从戴手铐跨新年回家后，即使是春节期间，都有国保的专门车辆跟踪，他们对我的所有的行踪都一清二楚，为什么还要问我见了什么人、做了什么事呢？我所有的行为都等于是在他们眼皮底下进行的呀。
见我不说话，另外一位年长一些的语气和蔼地说：“你做的事隋肯定会留下痕迹，没有事情我们也不会找你，你也不用着急回答，之后我们有很多时间慢慢聊。”
听到这里，我的心咯瞪一下，我可能会被“消 失”吧！想起在网上看到的709律师的遭遇，我不禁哆嗦了。审讯好像快结束了，我鼓起勇气问了一句：“许志永现在怎么样？他还好吗？”
和蔼一点的那个人走到我身边拍了下我的肩膀，回答：“我能跟你保证他现在起码是健康的。”
审讯结束后，我被要求在讯问笔录上签字，年轻一点的那个显然很不满意我的回答，他在签字时嘟嗦着：“我都不想签这个字”。之后，我被送回办案中心临时关押的房间，房间内只有我一个人，我坐在冰冷的石板上，一直戴着手铐，恐惧、焦虑、担忧不断袭来，加上房间内实在太冷，实在困极了，就在冰凉的石板凳上躺一下，可是立刻就感到冰凉刺骨。一夜未眠。2月16日一早，给了我一个菜包子，我申请吃抗抑郁的药，看守人员说：“我们也做不了主，你要不是发烧感冒之类的问题，再等等吧。”
在办案中心的时间过得很煎熬，我一方面不断回想着自己到底做了什么，被安上了“煽动颠覆”的罪名，同时担心着已经跟我失去联系十几个小时的志永：听审讯的意思，他应该是被抓了吧？有没有受到暴力对待呢？疫清期间的防护有没有得到保障呢？另一方面，心里也没有完全放下还在进行中的武汉志愿者工作，方舱的防性别暴力建议写的怎么样了？几个小时前还在沟通的病患家属是不是已经等到了医院的床位……时间就这样在复杂的思绪中度过。
大概16日下午，我被带到办案中心的大厅，门外的车上下来5、6个未穿制服未出示过身份证件的人，拿出一个黑头套罩在我头上，我瞬间什么也看不见了，第一次遇到这种清况，吓得我腿都软了、脑中一片空白，被两个人架着胳膊推进了车里。
我全程戴着手铐和黑头套坐在车里，已经没有了时间概念，不知道车行驶了多久，也不知道车被开到哪里。
当黑头套被取下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处于一间四周都是软墙的房间，房间里有一张单人床，一张桌子、两张椅子，在我的周围站着4、5位年轻的穿着制服的女性看守，还有一位较为年长的正对着我，声音严厉的要求我将身上的衣服全部脱下来进行检查，并换上她们事先为我准备好的衣服和拖鞋。之后，我被要求以双手放腿上的固定姿势端坐在桌前的椅子上，三位看守围站在我身边，戴着对讲机，她们称呼我为“目标”。她们说：“你在这里不许说话、不许乱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