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0日那个周四，我看着《法律与秩序》(Law and Order)的重播睡着了。第二天早上醒来时，我成了一名逃犯。
中国国家电视台说，香港当局已对六名在这个所谓的半自治地区推动民主的活动人士发出了通辑令。
我是那六个人之一。什么指控？“煽动分裂国家”和“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这些罪名都在中国共产党7月1日对香港实施的《国家安全法》中。这两项罪行受到的最高惩罚都是终身监禁。
我已在1990年离开香港，来美国居住。我成为美国公民已有25年了，但这无关紧要。
我违反的是新国安法第38条规定：“不具有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身份的人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以外针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本法规定的犯罪的，适用本法。”
换句话说，这部在北京制定、绕过香港立法机构的法律每一条款，都适用于香港以外的所有人。没有人不受这项法律管制，在美国的我也不例外，在香港生活和工作的大约8.5万名美国人当然也不例外。
我令人惊讶的国际逃犯新身份，显示出在过去一年里，民主活动人士一直在警告的言论自由所面临的紧迫威胁。
1984年，英国同意将对香港的控制转交给中国，1997年兑现该承诺时，中国政府曾庄严地向世界宣布，“一国两制”政策50年不变，这期间，香港人享有“高度自治”。如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政府已彻底推翻了这个契约。
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继续扼杀香港的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集会和抗议自由。国安法颁布后第一个被逮捕的男子，是一名身穿“光复香港”T恤衫的年轻人。最近几天里，当局还开除了香港大学一名终身法学教授，并逮捕了四名在网上发帖的年轻活动人士。周一，香港警方逮捕了香港传媒大亨、亲民主倡导者黎智英。学校禁止学生唱抗议歌曲《愿荣光归香港》。
随着这种打击香港基本自由行动的展开，那里的许多民主活动人士，包括我本人以及无数其他美国人在内，一直从远处观看，我们也通过智能手机和Twitter显示团结。但现在，如我的经历所示，你不用非得在香港才会惹上麻烦。你转发的下一个推文可能就会让你入狱。
国安法第38条称，有权利和能力在全球任何地方逮捕批评者，这对世界来说似乎是一个极不寻常的宣言。
难道香港会派特工来美国国会逮捕去年11月投票支持《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国会议员吗？他们会来逮捕美国总统以及其他支持香港，因中共官员在那里侵犯权利、进行镇压而对他们实行制裁的美国官员吗？
如果从字面上理解第38条，就存在这种威胁。这多么可笑。但北京的打击行动并不会因此而变得无害。
例如，我担心我不能再去香港，或任何与香港特区或中国政府签署了引渡条约的国家，因为存在被逮捕和引渡的风险。我不能与我在香港的年迈父母交谈，因为这会让他们面临警方调查和侵入性搜查的可能。
我不会是中国寻求施加某种惩罚的唯一一人。如果我能成为打击目标，任何国家任何为香港发声的公民也可能成为打击目标。
有些人还记得约翰·F·肯尼迪(John F. Kennedy) 1963年在一分为二的柏林发表的演讲《我是柏林人》(Ich bin in Berliner)，当时他向德国人和世界上的其他人保证，美国支持他们的自由。通过把自己宣布为柏林人，肯尼迪把西柏林描绘成西方自治的勇气和意志的伟大试验场，描绘成共产主义东方与自由西方的战斗前线。
香港今天面临的威胁与西柏林当年面临的一样真实。不同的是，在我们这个更全球化的世界，北京已经把其种种侵犯人权行为带到了美国的大门口，带到了美国的企业、个人设备和私人空间里。
北京的行为已经引起华盛顿的回应。上周五，特朗普政府对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及其他十名执行北京对香港新政策的高级官员实施制裁。第二天，香港政府对美国作出反击，称制裁是“明目张胆和粗暴地干涉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政；部分美国政客为了私利，以香港作为棋子，在中美关系之间制造事端”。
美国人从远处看到了香港的抗议活动，而且许多人分享了他们对香港的支持，但对我和其他五名民主倡导者的通缉令已将审查、镇压和逮捕的威胁变成了现实，而且不只是对在香港的香港人。香港国安法有让任何美国人陷入圈套的可能。
这使得我们所有人现在都成为了香港人。
朱牧民是倡导组织香港民主委员会(Hong Kong Democracy Council)的创始人兼总监，该组织总部位于华盛顿。
转自：纽约时报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