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岁高中毕业那年，我去探望在另一个城市生活的父亲，那时我第一次感受到和家人之间的巨大价值观差异。父亲当时关爱地给了我许多嘱咐，其中一条是： “千万别找个黑人（结婚）。”
震惊之余，我试着提醒他这句话的不妥，但没想到他完全没有意识到问题，反而继续跟我强调黑人是多么恶劣——尽管在他的生活里，从未真正见过一个黑人。
在那之后，我逐渐意识到自己和家人在各种人权议题上——种族、宗教、女权、民主、社会运动等等——原来有着许多分歧，身边不少朋友也和我一样有着相似的感受，我们都为此经历无数争吵、失望、愤怒。尽管我仍未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方案，但也摸索出一些经验。
1、“如果这个事件发生在我们身上……”
在一些性侵案件的讨论中，如果当事人双方地位悬殊，常常有人会把事件说成是“仙人跳”——说受害者利用女色骗财。有时我的母亲也认同这样的观点。尽管她是一个要强的职场女性，也因为女性身份在职场上遭受过许多偏见与骚扰。
我试着和她聊，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你会怎么做？你是不是也有过在酒桌上被迫饮酒的经历，对方是大老板，你敢拒绝他吗？不胜酒力之后，大老板要送你回家，你会怎做？如果他强迫你发生关系，事后大家还说你仙人跳，你会怎样想？
在回忆了很多自己过往的经历之后，母亲逐渐对受害者产生理解。
很多时候，有人在高墙和鸡蛋之间选择高墙，是因为他们尽管有可能是鸡蛋，却将自己想象成了高墙，忘了自己在遭受不公时无力反抗的绝望。
在和他们对话的时候，通过一些具体场景的描绘，联系他们的人生经历，让他们带入鸡蛋的角色，也许会帮助他们更明白，鸡蛋的尊严也是不可被践踏的。
2、从他们最关心的角度切入话题
我曾经和家人聊过香港的抗议运动，他们的第一反应都是不能理解为什么年轻人不好好工作，这样搞乱香港，让经济陷入崩溃。
如果直接否定他们只会带来更多争吵，所以我从他们最关心的经济议题入手，讨论什么样的制度可以带来更多投资，更好的经济发展前景，以及为什么香港的原有的法治、对人权的保障对经济的发展是不可或缺的。
在那次讨论之后，尽管他们对这场运动仍然有很多误解，但却开始理解香港人的抗争。
“人权”这个词对许多人来说陌生而遥远，但从他们最关心的角度切入往往事半功倍。如果他们最关心的是经济，那就和他们讨论什么样的环境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如果他们关心的是稳定，那可以聊聊怎样才能创造稳定的环境；如果他们说“美国也没有好到哪里去”，那就和他们讨论美国到底存在怎样的问题，可以如何解决，再来看中国是否也有类似问题。
3、关注他们平时的信源，给他们推荐更优质的信息渠道
哥哥在知道我是个女权主义者之后，非常难以置信地问我：“就是那种只要权利不要义务的女权？”
我知道他肯定是看了许多国内社交媒体上对女权的污名描述，于是一边跟他解释，女权主义是什么，一边给他推荐了一些优质的介绍性别观点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账号，还特别找到了一些男性女权主义者的频道跟他说，其实男性也可以是女权主义者。
哥哥大概至今也没有成为女权主义者，但可喜的是，他不再把女权当做一个侮辱人的词汇，也开始时不时和我讨论一些社会性别事件。
获取到的信息，很大程度决定了我们的观点。这几年在中国大陆舆论管控收紧之后，我明显感受到家人对于社会议题的看法越来越保守。
所以要从源头上解决问题。如果可以的话，教他们翻墙，帮他们卸载、取关那些充斥着谣言只为赚取流量的媒体，给他们推荐更优质的信息渠道；翻墙的成本太高，也可以时不时发一些我们接触到的不同的信息，让他们看到事件的另一面，这未必可以改变他们，但至少可以给他们提供不同的视角。
4、不必屈服于家长的权威，也不要用亲情强迫他们改变
在与家人，尤其是长辈沟通的过程中，他们总是有意无意会摆出大家长的权威，用简单粗暴却毫无逻辑的语言来要求服从，指责他人“被洗脑“，“被利用”，“不爱国“。
在我年纪更小的时候，我经常被这种粗暴的回应搞得挫败又委屈，只能默默在心里给自己打气。
然而随着我们长大，这样的权力关系也在逐渐反转，他们越来越衰老、虚弱，需要陪伴与照料，这个时候我需要提醒自己的是，不要变成他们曾经扮演的角色。
我越来越知道自己的话语在他们心中的分量，以及身为子女对他们拥有的权力。那么创造一种平等的、开放的对话便更多成了我的责任。很多时候和家人谈论人权议题时，沟通的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沟通的过程与方式，是否符合我们所认同的那些标准。毕竟人权更多是用来实践而非谈论的。
探寻、理解观念的源头
和家人谈论人权，不存在一劳永逸的方法。相反，它是一个持续的、漫长的过程，我们彼此都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更新着对人权的理解。
所以不要妄想通过一次或两次长谈改变他们，成功“改造”他们也不应该成为交流的目的。
作为亲人，更深入地去了解他们产生相关想法的背景，了解他们与之相关的人生经历，那个隐藏在背后的土壤与结构，才是我们要致力于去撼动的对象。
转自：国际特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