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民生观察
雅安市芦山县尹氏一家的尹红宾、尹红艳、李炯英三被告，起因是2013年他们家宅基地上的房屋被强拆。全家对拆迁补偿方案认为不合理，所以7年都不接受当地政府提出的补偿方案而走上抗争维权之路，期间多次进京举报当地官场的问题，从而惹怒芦山县想要政绩的领导，于2019年9月三被告被当地警方从成都接送回芦山后，直接送进看守所一直关押至今。开庭当日，被告人的母亲看见三个“被告的孩子”从身边经过，便泪流满面大喊冤枉，哭诉道“房子被强拆，儿女被关押，今天还要判刑。这是什么世道？”当地政府意图通过拘押威胁来达成让三人屈服而同意拆迁方案目的，但遭致三人拒绝，最后政府就以寻衅滋事来治罪三上访维权人士。这种公然以执法为名来打击捍卫自己权利公民的行径，见证着中国执法完全成为权力统治打手的角色。
无独有偶， 2018年10月，河北省承德市85岁李淑贤母女三人，因2013年村里启动土地平整项目，村中所种树木被毁，她们奋起举报他人非法毁林，滦平县国土资源局滥用职权、包庇纵容。她们跑遍了镇、县、市级信访单位，并多次出现在北京，最终三人相继被捕入狱。李淑贤母女因到权力中枢周边撒大量上访材料，被以扰乱公共秩序，判寻衅滋事罪。
另有中国大陆官媒报道因上访一家三人被判刑：2019年9月18日，山东省吴桥县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因非正常越级上访，构成寻衅滋事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案件。判决中说，法院审理查明，2000年以来，被告人牟X瑛、牟X强、林X各以户口迁移证、报到证丢失，限制其人身自由等问题，向有关部门反映要求解决，三名被告人在国家重大节日、重要国际国内会议等敏感期间，多次越级上访。 三被告人被判“寻衅滋事罪”成立。
在中国近年来类似如上因上访维权而全家多人遭致地方政府以寻衅滋事罪判刑案例可以说不胜枚举。至于因信仰法轮功、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而为争取信仰权利等等，全家多人被投入监狱，更是数不胜数。如2018年7月，宁夏银川市法轮功学员隆竹云和其两个女儿孙芳芳、孙园园遭西夏区法院非法判刑，三人的刑期分别为：隆竹云一年、孙芳芳一年（缓刑一年六个月）、孙园园八个月（缓刑一年）。可见，中共极权统治已经将专制时代“灭门之法”广泛施用于各种打压维权人士、信仰群体之上。
当然，中共极权统治集团对一切被视为对权力不屈服的政治异议人士的打压就更穷凶极恶，不仅从夺取政权时期的屠杀全家，到夺取政权之后对所谓地富反坏右分子全家灭门，以致在全国屡屡发生如镇反运动，反右运动，四清运动及文革的从上到7、80岁老人，下到出生不久幼儿都一起被屠杀的惨剧。这些灭门之灾，仅仅因为被权力划入了不顺从行列而定成专政对象。
虽然文革之后中共极权集团中一些人痛感到不讲法制的专政的野蛮与恐怖，而提出了要依法治国，并从立法司法上做出一些努力，但因为中共极权集团始终坚持权力独享，提出四个坚持，从而事实上使中国法制都是半吊子法条，在根本上无法达成法律至上的依法治国。当法律被套上党的枷锁，法律本质上就是统治工具，而不会成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利器。在如此法院姓党，政法姓党的前提下，公民只有成为权力的奴婢，完全屈服于权力淫威，才能苟延残喘于社会，否则，只要胆敢违逆权力意志，那就成为专政对象，就必遭致极权的镇压，于是祭起各种千奇百怪的所谓寻衅滋事罪、邪教罪、煽动颠覆政权罪等等来，将一批批上访维权群体、信仰群体、异议群体投入大牢，将他们的家人一并株连。如新近发生在云南楚雄的王藏被控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案”，王藏因为在今年六四前欲表达对六四亡灵的祭奠，结果被拘押，而王藏的妻子仅仅披露了一些王藏的情况，呼吁当局放人，结果被以同样的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拘。再如大胆放言的任志强先生，在直斥习近平是“脱光了衣服也要作皇帝的小丑”后被拘押，中共集团为了让任志强屈服，居然将他的儿子等一并抓捕。如此公然将一家能够走动与说话的人全部投入监狱，真是赤裸裸的承袭了专制极权的灭门手段。
中共极权集团为了打击一切不屈服于权力淫威之士，广泛滥施各种刑法，利用各种所谓罪名，将当事人及其亲人全部拘押，来对当事人采取禁声灭门，以要挟当事人屈服，及从人性情感上打击当事人。中共当局如此滥施刑法，罗织罪名，打击迫害一切维权人士、信仰团体、独立异议人士个人及其家人的行径，严重践踏自己颁布的宪法有关保护公民权利的条款，也完全背弃联合国有关人权公约与条规，是公然挑衅人类文明，突破人道基本底线。因此应该受到文明世界的坚决谴责与阻止。
民生观察 2020年9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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