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沛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在我年近不惑之际，写下今生为女的性经验，希望有助读者看透情色，了悟人生。一晃我已过知天命之年，而2003年以来我发文的博客被关闭，借此动力我从6月4日起，把昔日用残体字写就的文集，一篇一篇地转换为正体字，审阅后在新博客推出。此文是到目前为止最长的一篇，准备分三次推出，这是上篇：
不甘四十不惑
转眼我就要过第四十个生日了。
这么快就成了老姑娘，并一再被网友称为先生，实在让我于心不甘。不过我还是能泰然处之，从不忌讳我的年龄，也不后悔我这辈子读过太多先生比如海涅的作品。染于苍则苍，导致有人觉得我的文章咄咄逼人，属“非女性的表达方式”。好在见过我的男女老少从没有人说我不象姑娘，毕竟我可以从小就爱穿着打扮，饱尝当女人的甜头。我把自己的见解称为“女人之见”既非自褒也非自贬，而是想以此向读者表明这些见解与我的女性意识密切相关。
2005年，一位汉学者请我帮他校正翻译稿。原著是刻划中共摧残人性、个性和女性的小说《沉雪》。这本在台湾得奖的大陆小说艺术地再现了知青们在北大荒接受变相劳改的集体生活。我只校正了开头，便不忍面对五十年代生人被摧残、被扭曲的痛苦经历。
2005年年底，我经历了今生最大的心灵撞击并为此写下一系列新诗，其中之一为《雪女》。《雪女》与《沉雪》相比可谓天壤之别：
爱我的人
助我
堆个雪女
傲立人海
俨然
是我宿命
我心向佛
佛光照我
招来你心
心心相应
苦苦修炼
同回天国
《雪女》表达了我坚信人各有命。我确如算命先生们所言是个带桃花运的孤家寡人。《雪女》也是我的第四本德文诗集的书名。涉及这本诗集的中文报道见报后，有位与《沉雪》作者同代的女同胞曾来电话让我给她解释刊载的标题诗。那时我还没意识到这位文友读不懂我的诗与她们那一代与我这一代对女性有完全不同的体验相关。《雪女》来自美国电影《雨男》（Rain Man）的启发，因为影片主角（哥哥）让我联想到我也生活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对外界尤其是异性的感知不合乎常规。
生长在四川的我先被灌输马列主义，然后接触女性主义，直到我30岁时，才得以在德国发表论著，认定两者都是认识不到神的知识分子的歪理邪说，只不过前者践踏公德，想消灭阶级；后者践踏私德，想消灭性别。就是说，这之前我先靠女性主义的生活态度摆脱了中共的意识形态，然后才随着阅历的增长慢慢摒弃女性主义的人生观。为此我得感谢一路上呵护包括诱惑过我的男朋女友，在他们的陪伴下我走出了一条羊肠小道，并在36岁生日前找到了称心如意的大道。
修炼四年后反思今生，我觉得自己的经历足以证明一位教宗的名言：没有哪位圣人，没有过去；没有哪位浪子，没有未来。对此我的理解是，情海无涯，回头是岸。
没被性侵伤害
2005年胡锦涛出访西欧时，我应邀发表了一篇德文讲演。第一本邓小平传的作者认为我的观点偏激，还说偏激分开了我俩，否则，我们可能早就成了一对。同时，他断定我受过严重的伤害。这位大男人的主观臆断让我边读边笑。其实，我应该算得上“党天下”少找的幸运儿。一位与我小学、初中和高中同学的女友曾来电邮表示：“拜读了你的两篇文章，使我不禁回想起童年的你、少年的你……的确，你一点都没变，还是那么与众不同，我行我素，天马行空，自由自在。真为你高兴，你自由的个性能够在自由的空气下自由的呼吸，自由的思想能够自由蓬勃的生长。俗话说：三岁看到老。”
她说的不错，我确实算自由的孩子。即使是生活在“党天下”时，我也拥有一份难得的自由。一来我在出国经历六四屠杀前，思想还未达到俯视中共的高度，只是本能地抗拒“党妈妈”的管制，而没意识到我身在牢笼；二来我在中共大革文化命时才出生，没有挨过饿，也没有下过乡，而且我是一个“老干部”的五个孩子中的独女，享受着众星捧月的待遇，虽然我家也象中共一样使用暴力解决矛盾。
如果兄弟们为我服务还或多或少是出于被迫，那么男生们为我服务则绝对是出于自愿，尤其是上大学后。
我的大学时代正是中共专政下最自由的八十年代。我们班的学生入校没多久就自然而然地组成了四对。我和邻座也是其中的一对，我俩互相关爱，以兄妹相称。可惜好景不长，辅导员分别找我俩谈话，告诫我们不要谈恋爱。其时我心中已有别人，我和邻座没谈恋爱。这以后我还象过去一样对待邻座，但“党妈妈”的干涉还是给我们的友情带来了阴影，一对好友渐渐疏远。
取代邻座的是我们班的一名已婚的客座生。我大学时的益友非他莫属，是他督促我读书学习。我也从他那儿学到不少东西比如古诗句“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可惜他被单位招回后，我们就失去了联系。倒是我和邻座一再有相逢的缘分。我们即使多年没有音信，再见时仍然可以推心置腹。当我们第一次在异国重逢时，谈起那段形影不离的日子，他还记得帮我洗被子的劳累，而我想起的则是一次在教室里，他发现我的衣袋和裤袋鼓鼓囊囊，便好奇地想知道我都装些什么，于是，课桌上摆满了手绢、字纸、小石头……他的笑声让我明白不该再象小姑娘一样把衣袋、裤袋装得满满。也就是从那以后，我开始象大姑娘一样变换著时髦的挂包。
大二时，我们班有了一名叫谢达玛的女外教。这位只大我们几岁的德国美女既是汉学硕士，还会英文、法文、意文等西语。我立即被留着寸头的谢达玛吸引并因她而进入一个由来自欧美的外教、汉学生和一些“朦胧诗人”组成的小圈子。
谢达玛是我生活中出现的第一位女性主义者。她对我的人生影响不小，如果没有她的示范和鼓励，我肯定不敢去体验男女之情，毕竟我在认识她之前几无性知识，有的只是性恐惧。
在我考大学那年，我们学校一位高中女生突然生下一个孩子，在这之前没人注意到这位女生有了身孕。全城为之轰动，女生被学校开除。然而没人对我们这些进入青春期的学生进行性教育。就是说，中共把学校变成了灌输马列邪说的场所，而非传授人生知识的课堂。我们被迫死记硬背的红色谎言对人生毫无正面意义，同时我们又被剥夺了接受传统文化比如《女儿经》熏陶的机会。一个被中共掐断了文化根的共产社会怎能有身心健康的男女和正常的男女关系？
在“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共产口号下，几代大陆女人被改造成了既缺少女性意识又不懂传统妇德的假小子或曰铁姑娘。当毛泽东之流的匪首们随便奸污年轻女性时，大陆百姓则在共产高压下过著不分性别的压抑生活。我父母都在未成年时就在中共的“思想改造”下变成了螺丝钉，维持着一个妇唱夫和的新式婚姻。先母至少怀过七次孕，但即使在孩子们面前她和先父也连手都不牵。如此父母当然不知对儿女进行性启蒙。兄弟们比我还性恐惧。一次父母都不在，我怕一个人独自过夜，就想去兄弟们房间打挤，可他们全都用被子紧紧地裹住自己，拒绝我钻进他们的被窝，即使我哭了，也没人接纳我。家里也只有我会在父母怀里撒娇。总之，在性无知造成的性恐惧、性压抑以至性变态的共产社会里，上述女生的遭遇实在不稀奇。未婚和已婚女性被迫打胎的更是数不胜数。我有幸免于如此伤害，但未能逃脱性骚扰。
我大概从上初中起就开始成为男性感兴趣的对象。其中一名同班男生每天跟踪我，甚至爬上我家住的机关大院的墙上侦察我，让我莫名其妙，既惊又怕，而我本来对这位叫安安的男生颇有好感。除此之外还遭到几次令我惊叫的性骚扰，其中之一来自一位“首长”。这位曾被中共派去为金日成卖命的军官转业后在地方上任闲职，有空把时间花来讨孩子们喜欢，不象先父忙得无暇顾及孩子们。她的小女儿是我的玩伴，我很羡慕她有这样一位爸爸。然而一天，我又去他家玩儿时，这位平常送我小礼物并教我骑自行车的叔叔忽然对我袭胸，而那时我还是个没长出三围的小不点儿。就是说，这个首长比清华大学那位在台湾对女博士生袭胸的教授还要无耻。
现在回想起来，类似的性骚扰没有给我留下后遗症，是因为我还小，惊叫后，反抗完，就抛在了脑后，也不曾告诉任何人。直到我上高中后，忽然想起一位我喜欢的亲戚当知青来我家时曾蒙上我的眼睛……记忆中，我只觉得有什么东西在我阴部摩擦，我没有痛感，但事后尿频。十五、六岁的我回忆起这桩让我莫名其妙的旧事后越想越想不通，于是，向先母检举揭发，她很生气，但主张我原谅他。那次先母给我讲了先父的一位让大女儿怀孕，被妻子告发、然后遭军事法庭重判的战友。先母尤其强调事后妻子后悔莫及，因为全家包括小女儿都从此声名狼藉。我相信，如果这种事发生在我家里，先母肯定会为了家庭虚荣掩盖事实，而不会顾及女儿身心受到的伤害。
我曾一度憎恶那位滥用了亲情的五十年代生人，但在出国前，已原谅了他。五十年代生人被共产党害惨了，完全被剥夺了正常获取性知识的渠道。据说，除了公安局惩治流氓犯的公告外，他们几乎找不到获知性经验的读物。我也因此成了间接受害者。这可谓家贼难防在我人生路上的表现！因为大院里一再有开始性觉醒的大男生打我的主意，还有人爬在我家窗外约我和他去玩儿，我都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加以拒绝。唯独对那位亲戚我没有防备心，于是便傻乎乎地充当了他青春期的性试验品。
青春期的迷茫
我上高中时，正好进入八十年代。随着国门的开启，港台音乐席卷大陆，迅速取代了红色歌曲。在邓小平的原则和邓丽君的情歌之间，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同时我还为一盘录音带《水仙花》所迷并按其给少女们的梦中情人下的定义“高大、英俊、风度翩翩”选中了一位男生。我看上这位男生，是因为有一天他穿了一条非常醒目的补巴裤，艰苦朴素是我赞赏的美德。与此同时，有位男生给我写的情书被人截获后，内容传开来，也传到了我的耳里，更让我无法静心准备高考，以致只考上大专线。
当我在暗恋对象的鼓励下，再次参加高考并考上外国语学院后，传闻中的追求者来信祝贺并证实他确实给我写过情书。如果我当时收到了他的信，肯定会和他约会，一起准备高考。这位男生是文科班的尖子，写得一手好字，高中毕业那年就考上了大陆的名牌大学。
为了祝贺而立之年，我第一次回国探亲，曾让我担惊受怕的安安从我弟处获知消息后，勇于来我家看我。我拿出一瓶香水送他太太，他居然回答说，他要留着想我时好闻……面对安安对我的痴情我很惭愧，因为我的感情象万花筒，从记事起就一直在运动中变，尤其是在大学的那四年。
考上外国语学院后，我收到暗恋对象的一封字迹歪斜，内容乏味的回信，单相思便不治而愈。这以后几位字写得好，也有情趣的男生分别占有了我的心思。
先母则在我上大学后就忙着给我找“三心牌”（见到开心，走了放心，想起舒心）丈夫。在我上大学的第一个暑假里，我跟着先母相中的女婿去道家圣地青城山旅游。他牵着我走出道观时，我突发奇想要当道姑。假还没过完，我就吓跑了对方；先母选中的第二位女婿则不同，即使我有意春节不回家，也没吓跑他，因为他成了先母的干儿，我则多了一位比亲哥还关爱我的干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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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作者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