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这起限制休息、饮食，实施变相逼供导致犯罪嫌疑人伤残的案件，又让我想到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强制措施存在的诸多问题。在2011年时，我写过几篇文章呼吁取消监视居住强制措施。
2012年3月，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施行，监视居住强制措施还被强化。
在2015年“709”事件中，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被全面使用。此后，全国各地的公安机关在“敏感”案件中，更依赖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强制措施来施压、取口供、拖延期限。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发生的刑讯逼供问题决不只是个案。靖江市的这起刑讯逼供之所以被立案查处，那是因为发生了严重后果。
以下是我在2011年5月11日写的文章，发在新浪博客、法律博客，后被网站屏蔽。如今九年过去了，我的观点没有改变。
建议取消监视居住强制措施
1979年7月1日,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建立了刑事诉讼强制措施制度,监视居住就是强制措施中的一种。
监视居住，是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限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规定的期限内不得离开住处或者指定的居所,并对其行为加以监视、限制其人身自由的一种强制措施。
按照法律等相关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办案机关所在地的市、县范围内，如有自己的固定住所，监视居住就必须在其住所执行。如没有固定住所，则在指定居所执行。
监视居住，作为一种非羁押性刑事强制措施，从法理上讲，其严厉程度低于拘留和逮捕，但是，在司法实践当中，绝大多数的监视居住,无论犯罪嫌疑人是否有“固定住所”,一律在“指定的居所”执行，即在办案单位内部设立的“办案点”或指定的宾馆或招待所执行，犯罪嫌疑人24小时有人看守，一举一动全在办案人员监视之下，有的连放风时间都不给，基本上失去了人身自由。这种指定居所的监视居住，其严厉程度超过了拘留和逮捕，完全背离监视居住的立法本意。
犯罪嫌疑人被逮捕后，侦查机关办案期限一般是两个月，而监视居住期限最长可达六个月。监视居住期限届满后，还可以逮捕再羁押。如此一来，侦查机关就可从中获得更长办案期限。
犯罪嫌疑人被羁押后，看守所必须给“放风”时间，同监人员之间也可进行语言交流，聘请的律师可以办理会见，只是不让家属会见。
但在指定住所执行监视居住，特别是在办案单位内部办案点监视，一般是不允许律师会见，由于不把监视居住地点通知家属，家属要去会见，就要取得侦查机关批准。尽管法律规定，家属和律师会见是不要经过批准。被监视居住人住在一间房或一套房里，除了办案人员提讯，是无法与其他人交流。再者，其他人也是不允许进来。时间一长，犯罪嫌疑人的心理和精神上很容易出问题。
把犯罪嫌疑人关押在看守所，办案机关与羁押单位就分离了，且还要接受派驻看守所的检察室检察官监督。而在指定居所执行监视居住,
则是由办案机关监控犯罪嫌疑人，检察院不派检察官在居所进行监督。在无人监督的状态下，很容易发生暴力取证问题。
犯罪嫌疑人在办案机关监控之下，就可减少提讯中的很多麻烦(如人被羁押在看守所，提讯需要办理手续）。为了获取犯罪嫌疑人口供，侦查机关就有充足时间随时进行讯问，有的还会使用车轮战、熬夜术进行连续讯问，直至犯罪嫌疑人身体极度疲惫、精神完全崩溃、彻底交待自己的问题为止，这种讯问方式，从实质上讲就是刑讯逼供。
对侦査机关来说，采取监视居住强制措施，既可以争取到更长的侦查期限，也不用担心犯罪嫌疑人逃避侦查。以监视居住手段来获取口供,不需要高深的讯问技巧，不需要高超的技侦手段，也不需要太多的办案经费。
但是,这种做法严重违背了程序公正。任何案件，特别是刑事案件，不仅要追求实体公正，更要追求程序公正。如果程序不合法、不公正,即使实体结果正确，也是有违诉讼法的规定，不可能产生良好社会效果。
如果继续保留监视居住强制措施,变相羁押的问题只会愈演愈烈。里面的暴力取证问题，也只会越来越严重。
也有学者认为，在司法实践中，办案机关极易陷入“两难”境地：一方面，如果严格执行刑事诉讼法规定，在犯罪嫌疑人住所执行监视居住，很可能带来一系列的难题，比如办案人员吃住问题、监视犯罪嫌疑人时会侵犯到家属的合法权利等问题，特别是在通讯高度达的今天，可供被监视居住人选择串供手很多，只要想进行串供，还是容易成功的，且不容易被暴露。
我以为，既然监视居住存在如此之多漏洞，在固定住所(指家中)执行监视居住已经亳无意义；另一方面，在侦查机关“指定的居所”执行监视居住，又成了事实上的“羁押”、“拘禁”。由于缺乏制约与监督，更易发生暴力取证问题。可以这样说，在司法实践中，不论是在固定住所，还是在指定居所执行监视居住，已经没有多少可操作性了。
如取消了监视居住强制措施，反而能促使侦查机关转变“重实体，轻程序”执法理念，改变落后的侦査取证模式，不断提高侦查能力和水平，从而减少刑讯逼供行为的发生。
宪法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人权是作为人应享有的权利,即使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罪分子也享有人权。
为了健全和完善刑事诉讼制度，更好地实现惩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刑事政策，建议在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彻底取消监视居住强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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