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秦城监狱才几天，北京市公安局就对我进行了正式审问，审问的地方就在204楼的一间很简单的审讯室里，主审官是一个年纪大约有四十多岁的老警察，书记员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警察。主审官的外貌看起来比较和善，但我很快就看出他是一个对审讯工作很有经验的人。在问了我的基本情况之后，他就说现在我的案子由他来负责，并说他们很文明，让我不要害怕。然后他就从头开始询问我的事情。于是我又把以前已经对他们说过的情况复述了一遍。他问得很仔细，时间、地点、事情经过都要反复核对。因此连续提审了几次，他才把我以前已经讲过的事情问完。后来有一天他突然问我是否与一个姓杨的同学有来往，我立即知道他是想问我关于组建“中华民族先锋党”的事情，对此我十分警觉，我知道这个事情很严重，如果我说出来，这个姓杨的朋友一定会与我一样有牢狱之灾。这个姓杨的朋友是人大的一个学生，组建“中华民族先锋党”就是由他提出来的。虽然在“八九”民运之后我们之间的关系已经比较疏远，因为我已经开始信奉自由民主理念，而他仍抱着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不放，但我还是不想连累他。为了保护这个朋友，我就假装想了半天才说出我有一个高中同学姓杨，叫杨劲松，是西南政法大学的学生，他与我在1989年初一起结拜成了兄弟。主审官听了之后眼睛突然一亮，好像猎狗发现了猎物一样。于是他就问我有哪些人与我结拜成了兄弟，我就说有欧阳懿、马烈、孔杰、罗宗杰等人。
当时我认为结拜兄弟算不了什么事情，他们知道了也没有多大关系。然而让我没想到的是，我的这些兄弟后来却因为这个事情而受到了不小的牵连。中国警察尤其是政治警察有一个特点，就是喜欢无中生有地对别人进行构陷。在构陷的过程中，他们从来不管别人的生活和前途会受到多大的影响，只要他们能够因此而立下大功，他们就会冷酷地对别人进行迫害。这是由中共的本质所决定的，“AB”团、富田事件、延安整风以及中共建政之后的许多政治灾难就是这样产生的。所以当他们听说我们结拜兄弟这个事情后，他们立即想当然地认为我们这个兄弟会就是“中华民族先锋党”，或者至少与“中华民族先锋党”有关系。但事实上二者并没有任何关系，所有的兄弟包括欧阳懿在内都不知道我参与组建“中华民族先锋党”的事情。
但是他们不管这些，他们很快就将魔爪伸向了我的这帮年轻的兄弟，使我的这些兄弟们的生活、工作受到了严重的影响。接下来的近二十天时间他们再也没有找我，对此我感到很纳闷，后来才知道他们到四川找我的这帮兄弟调查去了，同时还对我的四川老家进行了抄查，他们妄想从中挖出一个特大反革命集团案。由于欧阳懿与我关系最密切，他们已经知道我和他一起在遂宁张贴过大字报，因此最先受到冲击的就是欧阳懿，他被关进了遂宁市公安局的灵泉寺看守所，一直被关押了三个月。除他之外，其他兄弟也被专案组的人找去问过话，马烈被关押了一天。据马烈后来回忆，专案组的人主要问他是否和我一起搞过什么组织，还问他是否与我商量过上山搞游击的事情，马烈当然予以坚决的否认。关于上山搞游击的事情，我记得我从来没有产生过这种想法，也从来没有与其他人谈过这种事情，我估计他们是在搞讹诈，他们想以此吓倒我的这些年轻的兄弟，但事实上我的这帮兄弟中一个也没有被吓到，由北京市、四川省和遂宁市公安局组成的联合专案组没有从我的这帮兄弟中挖出对我不利的任何实质性的东西，专案组临走时甚至还公开对马烈说：“你们遂宁这帮兄弟真了不起！”直到今天我们这帮兄弟还维持着牢不可破的友谊，这让我深感自豪，当然也让那些一心想迫害和拆散我们的政治警察始料不及。
但是我还是没有想到，在这次变故当中，马烈的父亲马述亮也受到了我的牵连。1988年，当我对中共的统治合法性产生怀疑的时候，我曾经给我的许多同学在信中谈到过我的思想，有一次我给马烈在信中也表露了我对当今中国社会的不满情绪。马烈的父亲看了这封信之后，就给我写了一封回信，大概意思就是批评我们这帮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马烈的父亲是遂宁市教委的一个科长，作为一个长辈，他经历了很多政治运动，深知中共的政治运动的残酷性，因此他很为我们担心。马叔叔的回信我一直保存着，因此当我出事之后，他们就从我的宿舍里抄走了这封信，并据此将马叔叔当成了我们这帮兄弟的幕后黑手，从而将马叔叔关押了半个月。他们以为我们这批年轻的大学生思想不可能有这么反动和激进，一定有“长胡子”的人在我们背后指使，然而事实上马叔叔确实从来没有鼓动过我们反抗现实，甚至从来没有与我们交谈政治方面的事情。莫须有的罪名无法成立，他们只好释放了马叔叔，但从此之后他就在单位里受到排挤，在当局的眼中他已经是一个政治上不可靠的人了。2005年，马叔叔去世了，我当时还在川东监狱服刑，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感到很难过，因此在2008年我出狱的当天，我就与马烈一起来到他的墓前，献上了我迟到的祭奠。
从四川回来后，他们并没有善罢甘休，而是对我实施密集的审讯，一连二十多天，每天上午、下午和晚上我都要被他们带到审讯室接受他们的审讯。这种疲劳战术是他们的一种常规战术，它会让被审问者的精神高度紧张，直至最后崩溃。许多人都经受不起这种战术的折腾，最后往往把事情和盘托出或者完全按照办案人员的认定承认自己的罪行，这样他们才能从这种没玩没了的审讯中得到解脱。所以这种疲劳战术实际上是对被审问者基本人权的严重侵犯，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刑讯逼供。后来我在川东监狱服刑时曾经与许多腐败官员关在一起，他们告诉我说他们最害怕“双规”，因为“双规”中的疲劳审讯会把一个人完全逼疯。原四川省交通厅长刘中山就曾经告诉我说，他的案子是一个冤案，他本来没有接受对方给他的大笔贿款，但由于他经受不起“双规”中的没玩没了的疲劳审讯，最后他就豁出去了，干脆承认了办案人员强加的犯罪事实。后来他被判处了死缓，他对此很后悔，因此在监狱里他一直都在进行申诉。我看了他的一些材料，感觉他的案子确实是一个冤案，而且国内法学界许多专家也认为这是一个冤案。然而让我骄傲的是，我虽然是第一次进监狱，第一次经受这种疲劳战术的折磨，我最后还是终于挺过来了，他们的疲劳战术在我面前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本来在开始应对他们的审讯时，出于自卫的本能我不自觉地采用了他们所说的“挤牙膏”的战术，即首先摸清他们的意图和所掌握的情况，然后再一点一点地交代事情，他们如果不主动提到别的事情，自己就不要在回答过程中去提到别的事情。当那次遂宁公安局来找我了解与欧阳懿贴传单的事情时，我就采用了这种战术，居然让我最后蒙混过关。据我了解，许多人在面对警察的询问时，通常都会表现出很配合的样子，对最后的结果都抱有某种幻想，有时为了隐瞒某种情况，他们就会在警察面前编瞎话，然而这样的瞎话根本就骗不了警察，他们很快就会通过调查或者推理，掌握很多你本来没有告诉他的事情。例如当他们问我姓杨的朋友的事情时，我就假装提到了我在遂宁的那帮兄弟，但这却给我的兄弟们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因此在面对警察的询问时，编瞎话是根本不起任何作用的，而且我最早采用的那种“挤牙膏”的战术也没有多大的效果，他们通过没玩没了的疲劳审讯，最后总是能够把你口中的牙膏挤完。
幸亏我被抓捕之后，他们没有及时对我采用疲劳审讯的战术，在他们去四川的这二十天里，我利用这一大段空闲时间对自己的案情和面对审讯的防守策略进行了仔细的分析和冷静的思考，我不仅彻底摆脱了刚进来时的那种慌乱情绪，而且对他们的仁慈和宽大也不再抱有任何幻想，为了保护朋友和减轻自己的法律责任，我决定要死扛到底，决定从此之后不再告诉他们任何实质性的东西。即使完全失去继续读书的机会，即使被他们判几年徒刑，我也绝不会出卖任何朋友。我不会再在他们面前编瞎话，也不会再玩弄“挤牙膏”的小把戏，而是决定不开口，听凭他们最后对我的处置。下了这个决心之后，我的心态反而稳定下来了，我对最坏的结果都做好了心理准备。
因此，当他们从四川回来再对我采用疲劳战术时就已经晚了，在接下来的二十多天的连续审问中，他们没有从我嘴里得到任何实质性的东西。只要他们一问到涉及朋友的事情，我就直接告诉他们说我不想回答这方面的问题，因为我不想给朋友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如果他们问“中华民族先锋党”方面的事情，我则始终回答说：这只是我头脑中的一个想法，并没有付诸实施。而如果他们问我的思想，我则不再做任何隐瞒，我会在他们面前侃侃而谈，有时甚至可以谈几天。我知道，在当今中国社会，一个人的思想无论多么反动，当局也不可能据此对我定罪。由于在“八九”民运失败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我每天坚持在人大图书馆看书、思考和写作，我的理论水平不知不觉有了很大长进，我不仅可以在他们面前大谈民主自由，而且可以大肆抨击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各种问题，我发觉在这方面他们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由于这些思想不管多么反动，他们都无法据此对我定罪，因此他们也懒得进行记录。所以每次审讯完后他们让我签字按手印时，我看见他们的记录都很简单，同样的问话，同样的答复，没有任何新的内容。看见他们拿我没有办法，我心里感到暗自高兴，我终于发现了对付他们的最有效办法，那就是避实就虚或者干脆拒绝回答他们的任何问题。
由于我的案情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他们便试图改变对我的审问方式，准备对我采取威吓手段。有一天，主审官带了一个长相凶狠、年纪大约三十多岁的警察进来，当看见我的态度依然顽固时，这个人就对我勃然大怒，居然在我面前吐出了脏字，并说要对我加重处罚。然而对他的凶狠表现我一点也不感到害怕，我只是平静地告诉他说：“你的素质太低了，我不愿和你这种人说话。”此后不管他说什么，我都拒绝回答，他气得一点办法也没有。第二天，这个人就没有来了，还是那个脾气温和的主审官慢慢地来找我磨。当他们的软硬兼施都在我面前失效之后，他们又对我采取了利诱的办法。有一天，一个姓胡的管教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里，先问了我在监狱里的生活情况，对我显示出非常关心的样子，然后又说他以前管过蒯大富、王丹等人，说他们都没有我这么顽固，最后他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劝我改变现在这种态度，主动向政府交代问题，只要认识态度良好，有可能他们会让我回校继续读书。然而我还是拒绝了他的意见，我知道如果我改变态度、企图得到他们的宽大处理，那我就可能在他们的引诱下一步步掉进他们的圈套，这样不仅害了朋友，而且也会害了自己。后来胡管教还找过我两次，都是劝我向当局认错，我都明确予以拒绝。
在种种手段使尽之后，他们最后只好对我进行结案，在1991年10月将我的案子移交到了检察院。让我没想到的是，检察院的人来提审我时，再也没有问我朋友和“中华民族先锋党”的事情了，只对我写“反思中共历史”的大字报一事进行了询问。最后到1992年底，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就根据这个事实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了我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得到这样的处理结果，我感到很满意，我终于在第一次面对当局的政治迫害中取得了胜利，我终于以不大的代价换来了朋友们的平安。在秦城监狱时，我常常听到号里的人说：“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还说：“软硬兼施我都不怕，就怕你用美人计，如果你用美人计，那我就来个将计就计。”又说：“枪毙你是为你好，免得你再犯错误。”虽然这些话不是正儿八经的大道理，但确实是他们许多年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也充分说明了共产党的监狱从来都是处罚人而不是挽救人的残酷本质。后来我果然在里面碰到了一个因“坦白从宽”而将“牢底坐穿”的罪犯，他最早是因为盗窃财物被抓的，但后来在警察的诱供下，他最后交代出了自己以前强奸、抢劫、盗墓的事情，本来他因为那次盗窃最多只判几年刑，但最后他却可能会被判处死刑，号里的人对他这种害人害己的行为非常鄙视，因此他一直都在号里混不起来。而我却因自己的坚强表现赢得了号里人的普遍尊敬，我很快就混到了“二板”吃饭，即混到了牢头之下、“鼠妹”之上的中间水平。
看来监狱也是一个锻炼人的地方，学会应付警察的审讯也是一门学问。通过这二十多天在审讯室里的交锋较量，我已经掌握了对付他们的有效办法，这也许应当是“秦城大学”的一门必修课吧。这个经历对我后来从事公开的民运活动并经常直接与警察打交道大有裨益，每当面对他们的审讯时，我都会采用避实就虚的策略，不告诉他们任何实质性的东西。虽然当时我还不知道法律上有“沉默权”之说，但在当时我却已经不自觉地在运用这个权利。1999年我再次入狱后又在他们面前祭出了这个法宝，不管他们是问我的事情，还是问其他朋友的事情，我都明确告诉他们我拒绝回答。他们有时候为了引诱我开口，就会说：“你不说没有关系，但你的朋友会告诉我们的。”遇到这种情况我就会说：“别人怎么说我不管，但我肯定不会告诉你们任何东西。你们掌握了什么证据，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吧。”对此他们会一点办法也没有。所以在从事民主运动中，如果我们必须面对警察的审讯，我们首先就不要抱任何幻想，我们要在他们面前表现出无畏的勇气，我们一定要在气势上压制住对手，对于他们的任何提问，我们都可以行使我们的沉默权，拒绝回答他们的任何问题，这是我在“秦城大学”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
（未完待续）
【民主中国首发】 10/19/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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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独立中文笔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