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西藏之声
印中关系专家克劳德•亚庇撰文指出，有鉴于目前印度边境的局势，印度政府必须考虑实施针对喜马拉雅地区的新战略，并且设立“喜马拉雅地区与西藏事务部”。同时，他强调这一时刻急需复兴喜马拉雅地区，并将西藏难民的福祉与促进独特文化联系，而这将是对付中共当局于边境地区洗脑宣传的唯一途径。
印中关系专家、记者克劳德•亚庇（Claude Arpi）撰写的文章《发挥与西藏的联系，以喜马拉雅地区对抗中国》（Use Tibet links, counter China in the Himalayas）于昨日在印度媒体《德干记事报》（Deccan Chronicle）刊登，笔者强调有鉴于目前印度边境的局势，印度政府必须考虑实施针对喜马拉雅地区的新战略。
笔者指出数千年以来，喜马拉雅地区一直是印度与西藏文化的活跃桥梁，而这巨大的屏障是两个世界紧密接触的地方。然而，在中共解放军于1950年至1951年抵达西藏后，这一古老联系变得越发紧张，并于1962年被彻底切断。
中共无法容忍印度与西藏的特殊关系
笔者指出中共当局在推广“一带一路”或是“新丝绸之路”的同时，还确保了西藏与喜马拉雅地区之间的古老关系尚未恢复，因为所有的边境都已关闭长达六十年，除了乃堆拉山口、什布奇山口、里普列克山口等三个边境口岸仍有进行小规模的贸易，但是当局却无视喜马拉雅地区长达数个世纪蓬勃发展的传统商业贸易路线，反而开发与巴基斯坦的新贸易路线。
与此同时，笔者提到达赖喇嘛尊者在1959年3月从西藏逃亡至印度，并受到印度政府的庇护，但是局势自从那之后变得更糟，不论是印度与西藏之间的关系，或是贸易与朝圣旅行等交流都达到一个无可挽回的地步。
在印藏边境成为“有争议”的印中边境后，中共当局在1959年8月与10月分别入侵印度东北边境特区（North East Frontier Agency）的朗久（Longju），以及拉达克的空喀山口（Kongka la），这一切终于让印度意识到身旁换了一个新邻居，而且边境问题早已无法如印度政府所预期的那般稳定。
此外，笔者表示一个古老的世界在1962年消失了，印度与喜马拉雅地区失去了一个朋友、一个友好的邻居，以及一个和平的边境。但是，印度与西藏之间仍然存在着共同的价值观与历史，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政府并未针对西藏难民与边境地区居民实施一系列配套的政策。
复兴喜马拉雅地区与西藏联系至关重要
笔者强调印度政府从不愿在政治上与西藏有所牵连，但自从今年拉达克危机爆发以来，这显示出雪域西藏与印度喜马拉雅地区之间的古老纽带仍然存在，而这一联系则需要政府复兴。
与此同时，笔者指出有些人认为应该随着世界的变化忘记过去，然而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共产党政权甚至妄图领导世界，并将“中国梦”强加在世界各地，这一事实令藏人和喜马拉雅地区的居民感到担忧。因此，笔者强调有鉴于目前印度边境的局势，印度政府必须考虑实施针对喜马拉雅地区的新战略。
对此，笔者表示与其单独制定一项新的西藏政策，不如针对喜马拉雅地区和西藏实施共同的政策，因为两者在文化、精神、战略与经济方面有着许多相似之处。为此，笔者建议政府提出一项“喜马拉雅地区与西藏事务政策”（Himalayan and Tibetan Affairs’ Policy）。
而针对这一政策，笔者强调印度应优先照顾自身的利益，再照顾那些在种族或文化上与印度关系密切的群体利益。同时，印度应该坚守成为一个和平国家的理想，并与任何形式的帝国主义抗争，以捍卫弱势人民的权利，同时政府不应该接受中国所宣布的“和平宣言”。
此外，笔者认为印度的政策与行动不应由中国的想法或言论所支配，因为这一趋势持续了许久，并对国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帮助，例如2018年曾禁止所有印度官员与达赖喇嘛会面，而这一指示造成了反效果。
印度应设立“喜马拉雅地区与西藏事务部”
笔者强调无论印度政府最终采用的是哪种总体政策，“协调”将是至关重要的元素。因此，笔者建议在总理办公室下属设立一个“喜马拉雅地区与西藏事务部”（Department of Himalayan and Tibetan Affairs），而该部门业务范围包括对外事务、国防、家庭、教育、文化、安全机构等，这对于实现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共同政策非常重要，因为若“协调员”分别在上述各部门工作，则无法执行政府下令实施的整体政策。
同时，笔者认为由秘书长级官员管理“喜马拉雅地区与西藏事务部”，可能是发展边境地区的核心要素，因为印度政府在1950年代与1960年代曾有“边境事务特别官员”（Special Officer of Frontiers Affairs）的职位。由于该职位隶属于印度外交部，因此其职责范围受到一定的限制，而有部分担任该职位的官员很优秀，所以可能专门负责处理边境地区和西藏事务。
此外，笔者表示考量到当地居民和西藏难民的福祉与习俗，该部门可以采取措施阻止当地居民往大城市迁移，如建立基础设施、加强边境部队与当地居民之间的联系、恢复边境贸易、复兴越境朝圣旅行，以及大规模推广佛教等。
与此同时，笔者认为该部门亦可以复兴“印度边境行政机构”（Indian Frontier Administrative Service），因为该机构的官员们于1950年代在北印边境与西藏的成绩斐然，他们都是相当杰出的人士，其中有大多数人牺牲了在军队有前途的职位，转而为该机构服务。此外，笔者强调即使这些官员已不存在了，但他们仍然是印度行政服务局（IAS）、印度国家警察局（IPS）派驻于边境的年轻官员值得效仿的榜样。
最后，笔者表示这一时刻急需复兴喜马拉雅地区，并将西藏难民的福祉与促进独特文化联系，而这将是对付中共当局于边境地区洗脑宣传的唯一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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札墨编译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