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们一部接一部地华丽登场。先是一部六小时的系列纪录片，展现了“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和武汉的“白衣勇士”。然后是一部众星云集的20集电视剧，以虚构方式讲述武汉医生、快递骑手和建筑工人的故事。还有一场配着慷慨激昂的大合唱的抗疫演出，观众们说他们看得热泪盈眶。
武汉曾经是新冠病毒破坏力的代名词，如今已成为中国媒体热烈歌颂的对象，官员们称赞它象征着中国在疫情后的复原能力。
在电视上，宣传机构纷纷向这座疫情最早出现的城市致敬，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出资拍摄了一部关于武汉医生的新歌剧。官方新闻媒体强调游客纷纷涌向武汉，至少有一家医院最近欢迎企业高管前往参观。
武汉之所以成为备受关注的英雄之城，部分原因在于它的确实现了令人瞩目的复苏。在美国和其他国家仍与激增的病例作斗争时，武汉和全中国范围内的病例数目前接近于零。
但这一连串的赞美也是中国政府协同行动的一部分，目的是将武汉乃至中国定位为卓越治理的全球象征。这是一场宣传攻势，旨在消除公众对政府在疫情暴发前几周的错误所产生的愤怒，这些错误令人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愤怒久久挥之不去。
在中国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人们罕见地对政府及其隐瞒病毒的企图表示愤怒，而武汉是这种愤怒情绪的震中。最近的叙述改写了这段经历，只庆祝成功，几乎没有为悲伤留下空间。
在其中一部新电视剧中，武汉1月份封城时，一家医院的院长对员工发表了振奋人心的讲话，然后镜头直接切换到4月，此时疫情已得到控制。医生们用慢动作摘掉口罩，对着镜头微笑。另一部电视剧的一集以一位祖母出院作为结束，与此同时她的儿子宣布要和前妻再婚。
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指示在这些剧集中回荡。实际上，在疫情暴发的最初几周，他基本上没有露面。
这些节目都有真实成分为基础。在那部虚构的剧集中，一些主角是根据真实人物改编的，比如一位医院的领导饱受慢性病困扰仍然坚持工作。这些节目也展示了疫情暴发初期的一些痛苦，疲惫不堪的医生们蹒跚穿过拥挤不堪的医院，安慰悲痛的亲属。
但这种痛苦最后肯定会变成幸福结局。节目中没有提及那些因为向朋友警告病毒而受到惩罚的吹哨人。也没有承认那些记录死亡人数后遭到逮捕的公民记者——其中一些人至今下落不明。
在中国，严格的审查制度使舆论变得难以判断，很多剧集在网上受到称赞。但也有一些在社交媒体上受到了指责，一些观众批评它们粉饰这座城市的苦难，对胜利的报道过于简化。
社会工作者和女权主义活动家郭晶（音）发表了自己在武汉封城期间的日记。她说，她担心官方的叙述会妨碍对这场危机的真实描述，使其造成的沉重损失看上去可以接受。“这种叙述确实承认了大家的贡献和牺牲，”郭晶说。“但它也抹去了人们经历的那么多痛苦，而且它也没有问，那么多人的牺牲真的有必要吗？”
显然，危机刚开始的时候，官员们就在考虑如何讲述武汉的故事。今年2月，当武汉还有病人死去的时候，政府已经开始委托拍摄那部虚构叙事的电视剧《在一起》。编剧在3月访问了当时还处于封城状态的武汉。（就在这位编剧到达的三天前，一段被疯传的视频显示，一位武汉市民透过窗户向来访的官员大喊：“全部都是假的！”）
据当地媒体报道，国家广电视总局的一位官员在谈到该剧的使命时说，“用老百姓听得懂的语言和感受得到的细节来折射中国抗疫斗争的壮举和成就。”
这些节目符合一种更广泛的、洋洋得意的叙事，并受到中国重振经济努力的支持。最近，数十名跨国公司高管访问了武汉，表面上是为了讨论未来的商业机会，但他们也参观了一家医院，并对中国应对疫情的措施大加赞赏。上个月，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将武汉作为其新巡展的第一站。
76天的严酷封城为武汉带来了情感创伤和经济损失，经历了这一切，这座城市及其居民有充分的理由庆祝。人山人海的泳池派对和人满为患的游乐园现在成了中国经济全面复苏且心怀感恩的证据。
30岁的艺术家王志毅（音）说，当他经过武汉的医院时，他经常看到外面放着鲜花和其他感谢礼物。
疫情暴发时，王志毅在上海工作，很难找到住处；人们对他的武汉车牌和武汉身份证避之唯恐不及。如今离开武汉去外地时，人们会对他的家乡表示钦佩或同情。
l“大家都知道武汉现在是最安全的地方，”他在谈到该市的疫情控制措施时说。但宣传工作也引起了一些人的愤怒，他们认为当局的遗漏和精心编辑的细节是为了否认公众曾经亲眼所见的东西。
新剧《最美逆行者》暗示女性没有为抗击病毒做出贡献，在网上遭到了激烈批评。国家电视台制作的另一个系列纪录片中没有提到李文亮，这位医生因为警告朋友警惕病毒而受到惩罚，后来因该病毒身亡，互联网用户谴责了这一疏漏。
“简直是有点太着急了——现在这仍然是一个有真切痛感的问题，”佐治亚州立大学(Georgia State University)研究中国宣传的政治学家玛丽亚·雷普尼科娃(Maria Repnikova)在谈到武汉的表彰时说。
新节目的制作速度凸显了政府希望“在更多的平台上更快、更有效地塑造这种叙事”，她还说。“因为这是一场造成巨大创伤的事件，我相信很多人可能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恢复过来。”
一些居民说，在看到恢复迹象的同时，他们周围到处都有疫情造成的创伤。
律师索菲亚·黄(Sophia Huang)说，她遇到的出租车司机经常抱怨生意有多糟糕，他们仍然担心会有新疫情暴发。她的一个朋友因感染病毒而重病，在武汉的一家临时医院住了一段时间。
最近，当她去法院时，无意中听到一名男子对法官说，他想起诉一家医院，因为这家医院在疫情期间拒收他的父亲。她自己也有一个客户在父亲死于该病毒后卷入遗产纠纷。
“我想很多武汉人仍然生活在一种痛苦中，”35岁的索菲亚·黄说。“其实我们并不像媒体说的那么成功。”
她说，她希望能够看到一部客观的纪录片，记载政府的胜利和失误。“但是很明显，现在还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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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纽约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