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沛
各有使命
我这辈子接触过的艺术家不少，他们的艺术品，包括行为艺术对我都不无启发。其中两位西方名家因为推崇东方文化爱屋及乌而爱护我和我的诗作。美国艺术家巴雅士（James Lee Byers 1932-1997)）身患癌症后还一再请我去日本餐厅，说是他想吃吃不了，让我帮他吃……他过世后，我在与一位德国同行谈起他时，突然明白，巴雅士视生活为艺术，他生前那些让我莫名其妙的行为岂不都算他的艺术？现在回想起来，他在我不知不觉中就消除了我思想中的好些框框条条。
而德国艺术家印门朵夫（Jörg Immendorff 1945-2007）得了肌肉萎缩症后还为我的诗集《悟空》创作了几十幅版画，结果让我的第三本德语诗集扩展成了集诗歌、版画和装帧为一体的艺术精品。就因为有印门朵夫这样的德国男人赞助，我才可以义务抵挡中共的红色宣传和渗透。
无论如何，谁都没象严正学那样让我惊叹和震撼，虽然我对这位艺术家的了解极其有限，邮件来往也只有一次。
二零零六年，我因郭飞雄遭排斥而查出余杰在大陆名列“文坛剽客”排行榜第二，象吴弘达一样同属能把谎言说得义正词严的伪类后，为支持高寒等笔会成员罢免余杰及其同伙，特意撰写《从罢免谈起—余杰和丁子霖之我见》加以声援。也是笔会成员的严先生对此文的反馈为：“徐沛女士深入浅出剖释,为我敬仰,余杰作为自毁其德！严正学08/05/2006”
三年后，高寒被独立中文笔会开除，严正学再次从中共魔掌中生还，余杰则依然在挑拨离间，对中共“小骂大帮忙”……而已因余杰们的恶劣行径遭到质疑和分裂的独立中文笔会此次又因李建强（刘路）而受到破坏。毕竟严正学以为他是笔会派去的，而这个伪人权律师却与中共一明一暗对英雄进行了痛不欲生的迫害！
严先生的“罪行”无非在于他是个有良心和担当的艺术家，他“给自己定下了这一世上独一无二的行为艺术作品的主题和形式：以公众关心的典型事件为主题，以法律诉讼为形式，从而将一系列社会问题的改善和解决的方法，像艺术作品一样展示于世人，让人们去思考，同时通过这一创作过程中的司法实践促成社会的进步。”
这是与我同代的女艺术家严隐鸿对父亲的认识。二零零七年四月初，我在获知她为父亲的呼吁后，就有心声援，无奈那时我正在新西兰。四月下旬回到德国后，转眼就己两年半，而一切恍如昨日。
我收到严正学出狱后致笔会的第一封公开信后，立即回信向他表示“稍微有点头脑的人都不会正眼看待刘路，更不会相信他对您的诬蔑。请看我的一篇相关文章（谁有“毛”病？（袁红冰—刘路）），请您千万保重！”
刘路带有明显的中共特色，这是我在第一次读到他名下的文章就得出的结论。从二零零六年到二零零九年，我至少在三篇文章中揭露刘路的共特事实。遗憾的是，刘路这三年多来却一直能在民运阵营中挑拨离间，骗人害己，居然骗到了中国民运的大本营纽约。他还从纽约设计企图谋害正在泰国申请难民的某民运志士一家。
严正学真不愧为能荣获“颠覆国家政权”贵冠的第一位中国艺术家，他一走出监狱，就创作了震撼全球华人的行为艺术，用血书把共特钉上了耻辱柱！
颠覆暴政
五四以来，中国大陆的艺术家越来越少，到了中共篡夺政权后，艺术家们遭受了残酷的迫害，死的死，残的残，能在中国大陆出名的艺术工作者无不被摧残甚至被阉割。严正学也曾被迫以画毛像为生。
我由衷地敬佩严正学就因为他不仅是位特立独行的艺术家， 还敢于在暴政下捍为人的尊严和权利。他用生命创作的艺术品不仅独特，且有道义，他担当起一个非人社会的良心，是位心甘情愿为公益呕心沥血的艺术家。
这位在共产专制下为了自由四处流浪的艺术家曾是驰名中外的圆明园艺术村的村长。一九九三年，他起诉北京市公安局暴力侵权， 创作了旨在检验中国法制真伪的“行为艺术”，检验结果是爱子突遇车祸而亡，他自己遭受酷刑和囚禁近两年。等他走出监狱时，聚居同一村庄的同行们已被中共当作不稳定因素驱逐殆尽。印门朵夫一九九三年首次去北京举办展览时走访过圆明园艺术村，就是那次回来后他才对我产生兴趣，并通过一位日本艺术家找到我。遗憾的是，那时我还不知道严正学，也不知他们是否有缘相会。
可惜从事艺术工作的大陆人不少，但象严正学那样明白和勇敢的艺术家难觅，否则，蜚声中外的圆明园艺术村不会就这么轻易地被中共破坏。有位文字工作者表示在他投奔艺术村前，“村长是严正学，据说由于他不了解国情，被逮进局子去了。”最后他评论到：“在咱们这里，警察的工作就是打人。这就叫国情。要是严正学理解这个国情，就不会消失了。”
是啊，在中共的谎言和暴力专政下，大陆人包括知识人多半失去了反抗的本能和勇气。他们象行尸走肉一样地活着，而不知道人活着就该捍卫尊严，追求自由，寻找真理。象严正学这样秉持“士可杀不可辱”和“士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艺术家实在希罕！
中国是二零零九年法兰克福国际书展的主宾。相关活动在开展前就展开，我也一有机会就宣讲：在中共的统治下，只有愿意接受中共强奸和阉割的文字工作者才能被派到书展来代表中国作家，真正的作家不是在监狱，就是在流亡。 而德国汉学者很少注意到中国作家。
所以，我这个从来不去书展的闲云野鹤，那年决定亲自到书展为被囚禁遭迫害的严正学们发声。
德国的一个人权组织在我的建议下租了一个四平米的展台，把它布置得象个监牢， 我则以严先生为榜样搞行为艺术，象囚徒一样坐在这个假监牢里抗议中共对大陆各民族精英的迫害。
严正学在一九九六年走出监牢后立即举办画展。他在画展开幕式上表示，“我是个艺术家，政治家铁腕操纵下的种种举措，对我只是一种生活的体验。两年来我在牢里写下的50万字的日记，画下近百幅的画足以表明我没有白活！孤独的监禁使我只能和自己的心灵对话，而艺术家的不幸正是艺术的大幸。”
二零零九年严正学一走出监牢就控诉李建强（化名为刘路、康平和张清扬等）如何以“人权律师”之名诬陷和坑害他和别的狱中作家， 虽然十六年前的“车祸”又降临严家人的头上 。老天保佑，此次严太太只是脚部受伤。
虽然中共才大气粗，能够收买西方政客、形形色色的行尸走肉，包括在西方拿了政治庇护的大陆人比如独立中文笔会成员，但严正学等同行的存在让我丝毫不怀疑中华儿女在不久的将来就能解体中共，颠覆暴政。我也希望严正学能明白导致“中国犬儒知识分子如过江之鲫”的不是中国古文化，而是中共党文化。以余杰为代表的伪类不是中国文化的继承者，而是五四狂人的后继者。
以中华古文化为荣的我还在法兰克福书展与热比娅夫妇以及各民族的文化精英一起共同申讨中共暴政，代严正学们讨还公道 。
莱茵河畔 2009年9月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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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作者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