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百家姓，文章谨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对于当今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关于“启蒙”的话题，一直是一个似是而非、争论不休的伪命题。“启蒙”已经流变为小圈子的沙龙文化，越来越远离广大民众。
什么是“启蒙”？启蒙的本义是开启民智，将民众从蒙蔽中唤醒。它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戳穿谎言，将真相告诉民众；二是传播普世价值，提高民众的认知和判断能力。根据启蒙的这种特点，要达到启蒙的效果，就必须向民众进行广泛的宣传，而要实施有效的宣传，就必须通过各种大会小会、走街串巷、上电视电台报纸网络、出版图书刊物、在大庭广众面前拉横幅打广告、办深夜讲习班、在各社区做无数的个人探访……等等，这些都是启蒙的必要条件和手段，如果连这些基本条件和手段都不具备，就不可能开展任何有效的启蒙。
在中共实施“网格式维稳”的严酷打压的环境里，做得最好的“启蒙”，能够影响到50个人就相当不错了，你能影响500个人或5000个人吗？你即使能影响5000个人，相对于十四亿中国人也只是一粒沙子，更何况当你的启蒙影响力辐射到500人时，当局就会千方百计地打压你，或者编造各种罪名把你关进大牢。看看许知永的“新公民运动”，王怡牧师的“秋雨圣会”，以及秦永敏、许章润等无数异见人士的遭遇，就会明白在中共的暴政下从事“启蒙”运动，只是一种幻想。因为在当下这个环境中，不给你言论自由，不给你演讲平台，不给你宣传工具，更不允许你随便走街串户，你怎么开展启蒙工作？当年民国时期的政治家们都享有很高的自由，他们可以到处活动，去各地串连，一会在广州办农民讲习所，一会又跑去安源鼓动工人造反。在今天的中国，你去串一下试试，仅仅是从这个城市坐高铁去另一个城市，一个人脸识别系统就把你搞定了！
最关键的是，启蒙所必须的上述基本手段，早已被中共全部掌控，并用于大规模的洗脑愚民。当你费尽千辛万苦唤醒了一个人时，中共的洗脑流水线已经轻松完成了对100个人的洗脑。知识分子的启蒙，是以个体为主的分散作业，是以“个体作坊”的方式，来对抗当局的“工业流水线”。面对这种简直不成比例的不对称竞赛，却有不少知识分子还在自豪地宣称他在启蒙，这难道不是一个笑话吗？对这种败局已定的事实视而不见的幼稚心理，让那些迷恋启蒙的知识分子，不求效果，不看输赢，只顾一门心思的埋头启蒙。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些以启蒙大众为己任的知识分子，本身就需要被启蒙！由此可见，在不具备启蒙条件的环境里，所谓“启蒙”，只是一厢情愿的表演。
众所周知，自1978年以来，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做了大量的启蒙工作，有些学者一直在坚持，从未间断过，至今仍在不懈地为开启民智而辛勤努力着。然而，这些启蒙工作究竟起到了多大的效果因而具有多大的意义？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
比如，每年的“辛亥革命”和“五四”纪念日，我们都能见到书生们为那段历史的细节，傍征博引，反复梳理。从学术的角度看，他们说的都不无道理，但对于当下的现实来说，有道理并不等同于有意义。这些清流之议有什么实际效用？这些讨论都是秀才们之间的学术交流，能传递给普罗大众吗？广大基层民众听得懂吗？不改变制度，一切高论都只流于秀才们的清谈，这种清淡的最高境界，也就是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了。然而，在中共的暴政统治下，秀才们的这种清谈和论理都变得日趋艰难了。且不说在微信、微博上的数亿网民，每天对自己的言论都处于谨小慎微的“自我审查”之中，就是秀才们开一个纯学术的研讨会，都要向当局报批备案。中国当下真正急迫的，不是没有人明理和辩理，而是根本不给你说理讲理的机会和地方，再聪明雄辩的秀才，都顶不住一帮流氓的拳打脚踢！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己过去一百多年了，各种讨论、争论和启蒙也持续了一百多年，意义何在呢？我们今天喋喋不休争论的很多问题，在很多年前就在争论了，开了无数次的研讨会(以后还要继续开下去），但对现实没有任何触动，那些恶的制度和恶法照样存在，并在不断的强化之中，丝毫不为我们的清谈而改变。
更为悲催的是，有不少被启蒙唤醒的民众，刚开始觉悟时就已经进入老年了，知识分子启蒙的速度，还赶不上被启蒙者老去的速度，更赶不上专制制度大批生产脑残的流水线速度。时间，从来就没有站在启蒙一边。这种极不公平的竞赛，让启蒙者年复一年地做着无用功，就像西西弗斯不停地推动巨石一样，永远陷在没有希望的轮回中。
一百多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从未间断过开启民智、唤醒民众的工作，启蒙，似乎成了知识分子永远干不完也永远不会失业的活儿。坦率地说，正是那些虚头巴脑、毫无实操性的空洞概念，既忽悠了百姓，也自欺了自己，年复一年的空喊，虚度了无数的时光。尽管一代一代的人在启蒙的道路上前赴后继，但中国社会的愚民数量却未见减少，还是一望无际的人山人海，刻在骨子里的奴性，仍然扎根在奴民们的下跪中，所有的启蒙在专制暴政面前都不堪一击！谭嗣同为了用自己的鲜血唤醒民众，主动放弃了逃生的希望，结果怎样呢？他的鲜血只是给围观看热闹的奴民们提供了吃人血馒头的机会。假如谭兄能够复活，看到他的鲜血就这么白流，他一定肠子都悔青了。可见，一百多年来的历史表明，有了启蒙，社会并没有变得更好，没有启蒙，社会也没有变得更坏。换言之，制度对人性的决定作用，是任何启蒙都无法撼动的。今天，当全世界的绝大部份国家都早已迈入民主的门槛，全球的独裁国家只剩下区区十几个时，我们却还停留在一百年前的启蒙阶段，真是羞死人了！
由于恶劣环境的逼迫，启蒙日益艰难，有些学者试图借用学术研讨来开展启蒙的路径，暗渡陈仓。但这种混淆，反而让启蒙运动失去了重心。局限在学术层面的研讨只具备学术价值，不具备启蒙意义，如果非要在学术研讨中植入启蒙的功能，启蒙就很容易陷入沙龙化的空谈。任何启蒙都是为了唤醒大众，如果沙龙化的启蒙仅仅是在小众圈里的窃窃私语，不仅唤醒不了大众，甚至连启蒙的信息都无法传递给大众，那么，这样的“启蒙”就是茶房里的清谈，就是依偎在香炉傍的坐而论道。
归根结底，中国知识分子要正视这个严酷的事实：目前中国社会所受到的严密监控，是前所未有的，没有任何先例可循，现实境况根本不给你启蒙的条件和时间，因而民国时期传统的启蒙手段和路径己完全失效，己经失去意义。中国民众目前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如何启蒙，不是知识分子的启蒙工作做得不够，而是社会群体呈现出来的集体性懦弱，即心中明理的人不少，但装睡的人太多。这种明哲保身、人人都想“搭便车”的社会心理，与启蒙无关，却与制度紧密相联。中国人最缺的，不是启蒙，而是改变制度的勇气，不是理论，而是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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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现实在观念面前纹丝不动，那么观念就无法解决现实问题。强调实践的意义，并不是要求每个知识分子都去做冲锋陷阵的勇士或死士，而是说，中国知识分子要把自己智慧的着力点，放在时代趋势的方向上，即放在思考如何改变中共的独裁制度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