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指定监视居住期间，审讯人员不断向我强化“你已经被外界遗忘”、“除了你父母没有人关心你的处境”的与世隔绝感，我在那段时间里经常会感受到“可能被挖个坑随便埋了都不会有人知道”。某个午后，李警官拿来一封我母亲写的信摊在我面前，我也认出了母亲的字迹，上面写着“你要好好配合民警同志的工作，不论你做了什么，都是爸爸妈妈的孩子”，我的内心像针扎一样的疼，充满了让父母为我担惊受怕的愧疚感，低头不语。李警官说：“你父母现在每天在家里以泪洗面，你愿不愿意写封信给他们报个平安？你父母对你的担心也可能是受了什么境外势力的蛊惑，你要在信里提醒他们不要随便跟外界联系。”我的内心极度矛盾：如果我不按照要求写信，我父母会收不到我的消息吧？他们会继续担心我的健康安全为我操劳，那我写封信让他们看到我的笔迹会不会能减轻他们的焦虑？于是我依照要求写了给父母的信“爸爸妈妈，很抱歉让你们为我担心。我在这里一切都好，权利都被保障，没有收到虐待。你们不要跟外界联系，好好地等待我回家。”
我6月份取保回到家之后得知，我父母看到了我亲笔写的信，便对于我在监视居住的情况放了心，也相信了我对他们“不与外界联系”的告诫，在之后拒绝了与想要他们签授权书的律师进行沟通，只与通州和市局的国保保持沟通，对于国保同意他们为我准备衣服和书籍“千恩万谢”。
我的提讯一直持续到4月底结束，之后审讯人员找来了海淀区的郭警官作为“帮助我回归正常生活”的人员与我沟通变更强制措施之后的生活问题。5月初突然有一天，预审李警官拿着一些纸质材料进来，带着质问的口气大声问我：“你在2月份之前提前签了律师委托书？”我心里很是疑惑，抬头问道：“我难道没有聘请律师的权利吗？我记得法律条文上写过我是可以为自己聘请律师的，律师也可以申请会见我。”李警官回答：“你现在这种情况请律师有意义吗？也不可能让你见到”接着，他把纸质材料推到我面前，指着上面的文字说道：“有人以你代理律师的身份在网络上大放厥词，说你被失踪了不知死活，要利用你来攻击中国政府，你现在需要做一次笔录为你自己正名，讲清楚你是不是在与人权律师和境外势力相勾结。本来你这几天就能出去了，你要怪就怪那些在外面给你呼吁的人。我们考虑到你出去之后又让别人利用了，就再保护你一段时间吧。”我心中很是震惊，但也是在关押将近三个月以来，第一次透过这样的方式得知外界有人在关注我、寻找我，我知道自己没有被遗忘，也有了“活着走出去，让自己有机会说话”的愿望。
在指定监视居住的环境中，我有着让自己好好活下去的方法：我学会了默想曾经看过的电影、诗歌、小说，来填补自己坐在椅子上的大片时光，那些珍贵的记忆，也让我可以将被“洗脑”的内容慢慢过滤出去，保有自己的生命力，不让自己变成他们所“规训”的机器，我几乎用尽了全部力气。
我支撑在那里的很大动力，也来自于我知道，那段时间是我几个月或者往后几年里，能距离许志永最近的地方。我特别渴望有什么特殊功能或者心灵感应，可以与他“对话”。审讯人员把我们的合照存在计算机里拿给我看，我竭尽全力的想把照片印在自己的脑子里。我一遍遍的想我们相处的日常生活，让这些情节也能出现在梦境里……
6月19日上午，当国保向我宣读《取保候审决定书》的时候，我略显麻木的坐在椅子上，并没有可以重获自由的欣喜感。更多的是迷茫，不知道出去之后，只有一个人的这条路，要如何走下去。出来后的第二天便尝试梳理自己在里面的经历，竟对有些痛苦的片段失去了记忆。我们的舆论环境经常强调一个人要好坚强，不畏惧任何磨难，展露自己的软弱是不被鼓励的。更多的关注和宣传给了更宏达壮烈的主题，但心理创伤被很多人忽略或者污名化。
我在刚出来的那些天，惊恐、梦魇、失眠、注意力不集中、警觉性高、创伤性闪回、四肢发抖……同时，也把自己活成了“准地下工作者”，与朋友见面时会小声说话，警惕的盯着四周。同时，我的父母担心我的安危到神经过敏的程度，经常“自我审查”，担心我每一次出门，担心我说话太多，担心我身边有“告密者”，甚至担心国保对我印象很坏，我感到，我们整个家庭都患上了“侦查狂躁症”。
我经常梦到自己写悔过书的情境，内疚感和屈辱感不断折磨着我，我不断的自责：为何恭顺的站在那里，看着他们乱翻我的东西，给我戴上手铐和黑头套呢？为何顺从的要坐在椅子的二分之一处呢？我有什么可留恋的吗？孤立无助、力量和意志均被束缚，这种感受控制着我。我们为体制所压迫，我们每个人都曾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建造这一体制，可我们结果甚至无力做出消极抵抗。我们的服从使那些积极为这一体制效劳的人能够为所欲为，一个罪恶的空间得以形成，怎样才能逃离它呢？
国保们当然知道如何加重我的恐惧感，恐惧感越大，便越能控制我。如果我选择一言不发，他们便把我的恐惧也向更多人传递着。记录下指定监视居住的具体细节和经历，是我对抗恐惧感的方式。义愤填膺很容易被时间消解，但只有事实不会改变，即便所有人都忘记了，它也有着自己的见证者，无论是暗地里的打压威胁，还是公然的颠倒黑白，都不能再隐忍和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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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说出来的代价是再次失去自由，我也不后悔自己的经历书写，因为我知道，在我鼓起勇气说出真相的那一刻，国保们努力创造的屈辱感、恐惧感便被轻易打破了。如果不能勇敢的讲，那就不能自由的行动。我们应该不回避、不嫌麻烦的讲，还要讲出细节、创伤和软弱，那些避而不谈、隐而不宣的，正是他们害怕我们去做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