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内瓦（2020年12月16日）——一名联合国人权专家今日对中国人权维护者和律师受到的令人震惊的待遇表示极为失望，称自五年前中国以国家安全为幌子开始打压这一职业以来，这些人员一直受到指控、被拘留、被失踪并遭受酷刑。
联合国人权维护者处境问题特别报告员*玛丽·劳勒（Mary Lawlor）指出：“自2015年7月9日所谓‘709镇压行动’开始以来，在中国，人权律师这一职业实际上已经被刑事化。”
这位联合国专家指出，人权维护者常玮平律师最近被逮捕和强迫失踪一事，表明中国政府持续压制那些直言不讳披露中国人权状况恶化的律师。
2020年1月，常玮平先生因涉嫌“颠覆国家政权”在宝鸡市被强行失踪10天，由国安人员“指定居所监视居住”（RSDL），其律师执照也被吊销。
该律师10月份在网上发布了一段视频，描述了他在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据称遭受的酷刑和虐待，以及因此遗留的身心创伤。数日后，即10月22日，常玮平先生因为这段视频受到报复，在宝鸡市被国安人员拘留，再次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自此，这位人权维护者下落不明，其律师无法与之联系，他本人也没有受到任何指控。
劳勒表示:“当局公然无视人权，因为一名人权维护者勇敢地说出自己的遭遇和谴责侵犯人权行为而将其再次逮捕，并企图给他塑造一个威胁国家安全的形象。
常玮平先生的家人起初为其聘请的两名代理律师，由于官方施压，都退出其案件。这一事实也说明中国人权维护者和律师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这种现象也十分普遍。”
这位联合国专家关切地指出，有报告显示，在12月10日人权日之前，还有一些人权维护者和律师，包括在2015年镇压行动中被逮捕和拘留后又获释的人，被当局采取了所谓的安全措施。
劳勒还表示关切的是，被取消资格和受到拘留的人权律师的家人也受到骚扰。人权维护者和律师的家人经常受到当局的威胁，被传唤问话，受到监视，还要承受因家庭收入损失而导致的社会经济影响。
劳勒还强调指出，以保护法治为名打压律师，这本身就是自相矛盾。劳勒表示:“我尊重并理解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每个政府都拥有这项权利。然而，维护国家安全，不应以本国公民的生命、生计和人权为代价。
基本人权和捍卫这些权利的个人都不会威胁到任何政府或社会。我敦促中国当局立即释放常玮平和其他所有被拘留和失踪的人权维护者。”
这位专家的呼吁得到以下人士的支持：联合国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白泰雄（Tae-Ung Baik）先生（主席兼报告员）、亨里卡斯·米茨凯维奇乌斯（Henrikas Mickevičius）先生（副主席）、奥阿·巴尔德（Aua Baldé）女士、伯纳德·杜海姆先生（Bernard Duhaime）、和卢西亚诺·阿藏（Luciano Hazan）先生、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特别报告员尼尔斯·梅尔策（Nils Melzer）先生、以及 法官和律师独立性特别报告员迭戈·加西亚-萨扬（Diego García-Sayán）先生。
完
（*）玛丽·劳勒（爱尔兰）是人权维护者处境问题特别报告员。她目前担任都柏林圣三一大学商业与人权专业客座教授。她是保“前线人权维护者组织：保护人权维护者国际基金会”的创始人。2001至2016年，劳勒女士曾担任“前线人权维护者组织”执行主任并代表该组织，在其发展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劳勒女士于1988至2000年期间担任国际特赦组织爱尔兰分部主任，1975年当选理事会理事，1983至1987年担任主席。
特别报告员是被称为人权理事会特别程序的一部分。特别程序是联合国人权系统中最大的独立专家机构，是人权理事会独立实况调查和监测机制的总称，旨在应对世界各地的具体国别状况或专题问题。特别程序的专家们在自愿的基础上工作，他们既不是联合国工作人员，也不因其工作收到酬劳。他们独立于任何政府或组织，以个人身份行使职责。
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国家页面：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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