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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张兰英在京维权被拘留
文章来源：民生观察
本网站公民记者昨天12月25日晚上23点36分获得说:张兰英在北京维权被天津一派出所的人去北京被带回来了，她在北京上访，被带走大概在晚上10点左右应该是学府街派出所去北京接的、带回来直接带到天津南开分局集中办。
第二天12月26号早上7点58分本网站公民记者再次联系张兰英电话是通的但是无人接听，到下午14点40分钟接到张兰英电话说她被刑事拘留了，具体是拘留多久时间没有说完电话就挂了。到晚上再次联系张兰英电话已经关机了。
天津张兰英，原中国建设银行的,一名中层管理干部。因自己所住的私有住宅被天津南开区政府在不给任何补偿的情况下强行拆除而流离失所，后因奔走维权被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政府以莫须有的罪名投入监狱。蒙冤坐牢三年，于2018年8月8日被刑满释放。
天津南开区政府明抢明夺强拿硬要张兰英私有住宅己近十年，期间未给分文补偿，未给一平方米的安置，并对张兰英和她年迈耄耋老父母实施了一系列的惨无人道的违法犯罪的迫害。为了封住张兰英伸张正义的呼声，反而将张兰英包装成强拿硬要的罪犯关入牢房，这一关就是三年。在失去自由的一千多个曰曰夜夜里，白天面对高墙电网，夜晚面对孤灯素墙，悲愤之情无以言表。张兰英想不明白，因南开区政府公权力利益集团违法拆迁而被赶出家门，露宿街头的冤民.因不畏公权力暴力维稳，报复残害，因手握违法拆迁，暴力维稳的滔天罪证而被冤投监狱。
张兰英维权十年.维的无非是一个中国普通国民的合法权益.而天津南开区政府给的却是极尽无耻之能的报复残害.十年的颠沛流离.生离死别.家破人亡老父亲在2018年大年初一被含冤辞世.至今冷冻在医院.死不暝目…张兰英被构陷冤判入狱.而又失去工作.失去清白名誉.如此种种的迫害直到入狱。
张兰英为了自己的财产不被掠夺，一个合法的公民没有罪的人，却被有罪的南开区政府当局利用公权力等手段，将张兰英构陷投入监狱.在中国如此”和谐”的法制社会下.真可谓是个天大的笑话.张兰英维权十年不仅是因为南开区政府明抢明夺了私有住宅.强拿硬要了私有财产.维权期间张兰英被非法关押黑监狱.被绑架.被非法拘禁.被暴力维稳.株连九族施压被逼离婚……在被非法关押黑监狱期间被逼绝食.被迫割碗自杀.以至身体每况愈下.加上蒙冤坐牢三年.現在已满头白发.妪之老妇一般.身体多处病魔缠身。
天津南开区政府再次采取公权力手段对张兰英进行打压，张兰英早已向外公示自己的”遗书”若再度被抓捕.或被非法关押.或被冠以精神病名义而被挟持.亦或被意外伤害.甚或被意外死亡均是天津南开区政府所为.她也请有良知的各方朋友对她90岁的老母现在是命悬一线的90岁老母亲予以关注。
本网站将继续关注张兰英，张兰英再次被天津当局构陷抓捕，对维权访民张兰英已经是无数次的进行打压迫害。请天津当局立即释放张兰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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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链接：天津张兰英在京维权被拘留 - 中国人权法制
英国政要关注中国法轮功学员王楣泓受迫害
文：英国法轮功学员
近日，数名英国国会议员通过当地居民法轮功学员于铭慧了解到她在中国国内的母亲王楣泓女士遭受迫害的事实，纷纷表示同情和关注。王楣泓于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因法轮功信仰而遭到当地哈西派出所绑架和持续非法拘禁。
英国促进国际信仰自由跨党议会组主席、英国民主统一党议员吉姆·香农（Jim Shannon） 对王女士再次被非法抓捕感到震惊。王女士及其家人在过去二十一年来所经历的，是法轮功信仰群体被中共当局残酷迫害的一个缩影，香农议员对他们深表同情并愿意提供帮助。
英国坎特伯雷市议员罗希·达菲尔德（Rosie Duffield）对其当地居民的家属正在中国遭受信仰迫害表示同情。她说：“听到你的家庭所经历的困难我感到非常难过，这对你们来说是一个非常痛苦的时刻。”目前，达菲尔德议员已经将王楣泓女士的案子递交给英国外交部。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英国政府在回应上议院于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七日提出的王楣泓女士因法轮功信仰遭到绑架的问题时表示：“我们了解到王楣泓女士在中国哈尔滨市遭遇绑架的事实。”并对此作出回应，“英国政府定期向中国当局提出对人权状况的关切，并将坚持这样做。”“我们一直对中国基督教徒、穆斯林、佛教徒、法轮功学员和其他因宗教 或信仰而受到迫害的群体深表关切。人人都应该享有在不遭受歧视或暴力反对的环境中，自由地炼习、选择或分享信仰或信念的人权。”
王楣泓女士曾是牡丹江市地质勘查所的高级工程师，修炼法轮功以后，道德提升，并获得身心健康。自一九九九年法轮功遭到中共当局迫害以来，王女士及其家属多次遭到警察的 恐吓、骚扰、抄家以及数次非法关押。二零零三年，王楣泓女士因为坚持法轮功信仰而被非法判刑十一年，身心均受到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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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明慧网
四川广安村民揭露村官贪腐
文章来源：民生观察
【民声观察2020年12月27日消息】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龙滩镇青杠村叶元明（14708266748）、梁厚国、蒋启斌等村民，是上个世纪70年代出生，留守在村内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代表。虽然没有多少见识，也不善吹嘘拍马，但是作为淳朴农民的基本良知，和对社会现象的对错判断，还是保存在自己的生活里。最近，他们义愤填膺忍无可忍，合计之后便联手调查取证和撰写文稿，将龙滩镇党委书记邓让柯、纪委唐世树，还有青杠村原支部书记黎永木、村主任李炳龙，文书叶元合等基层官员，用大量的数据和事实一并检举揭发出来。县镇两级政府早先并不介意，但是没有想到几个村民不依不饶，非要搞到一个水落石出惊动省委的动静。目前，初步的目的已经达到，县纪委、信访办、网信办等机构正着手调查。
2005年和2004年，青杠村先后有两位参加“保家卫国”的老兵去世。其中一个老兵的干儿子是村委官员叶元合。叶元合在村内工作几十年，工作经验丰富还是个党员，为报答干爹丧失党性，去世后一直不注销老兵户籍，直到2010年8月被人举报才注销户籍，致使两个老兵的家人多领财政几万元的补贴。叶元合明知故犯，感情超过了原则，为了感恩和私人利益，不惜破坏规则骗取国家，损公肥私伤害公共底线。
2014年和2015年，青杠村在国家补贴和村民自筹，计划修建村级公路。乡村干部把工程承包给与自己有恩惠和私利的人，按照合同规定厚20公分宽3.5米，而包工头却偷工减料，厚度只有13公分至17公分，宽却只有3.1米左右，工程质量也不达标，完工后多处路段就烂的不能行走。向广安市交通局和建设局反应此事，但是至今也不做答复。
2015年青杠村被列为省级贫困村，国家划拨扶贫资金69万元用于改造村民健康饮水问题。宣传的时候说是免费为村民安装到户，但是在入户施工的时候，却又说每户要收取1500元安装费。所以有些住户人家因为交不出钱就不给安装入户水管。这些事情引起了群众的强烈不满，很多群众都向各级政府反映投诉，上级部门也派专人调查此事，谁知当时的龙滩乡党委书记邓让柯包庇的说“国家的资金没有到位”，以此来搪塞百姓，推卸掩盖违法违规的行为。邓让柯书记还对全镇村组干部集中训话统一口径封锁消息。凡是有可能对干部不利的贫困户，每户派几个村组干部进行人身控制不准出门。叫其他村民只能说好的，说干部个个都是清官，是真正为老百姓办实事的好官，必须按照教化的内容对调查人员说。若不按教的内容说，就会后果自负。在青杠村制造白色恐怖，三步一岗五步一哨，限制人身自由，规定不准出门，不准对调查人员讲实情。
2015年青杠村调整产业结构种植花椒树。实际种植了300余亩，却上报了500余亩，一是捞取个人政绩，二是骗取国家扶贫资金，三是夸大乡镇产业群配合上级的统计数据。这种公开的数据欺骗隐瞒真实套取国家补贴，村民乡镇都没有获益，也不知道最后是谁得到了实惠。
2017年政府扶持青杠村发展农业经济，每户村民由政府发放辣椒苗，上级领导说国家拨20万支农款给农民，每一组每一户每一个村民，按照标准应该得到很多的辣椒苗，但实际上每户只分到200-300棵辣椒苗。事后村民要求村务公开账目透明，但是乡镇官员到最后还是不了了之，似乎故意在转移村民的情绪，刻意掩饰隐瞒关注的问题。
2019年11月全村修户户通公路，凡是和村书记有过节关系不好的村民，都没有得到修路入户的待遇。国家的精准扶贫政策和扶贫标准，在青杠村贯彻了哪些扶贫对象，村委从未对外公开。村民胡明红一家5口按道理都应该是精准扶贫对象，却只有4人享受了部分优惠政策。胡明红的大儿子周泽金生病住院，医院调出档案才发现周泽金应该是低保对象，但是周泽金自己都不知道也没有享受低保金。还有多少有名无实的贫困户，只需公开花名册一查便知，但是村委会官员从来就不主动去做。
青杠村村主任李炳龙的女儿李黎，生于80后身强力壮，却是残疾低保户的享受者，在县城合伙开了一家前锋酒楼。村民周大江40多岁，也是身强力壮，现也是村里公开的残疾低保户。村民陈天川现年40岁身体强壮，竟然是二级残疾的获益人。唐富珍、李祖芬等也是正常人中享受残疾人待遇的神秘人。而真正的残疾人周泽银、梁吉行等，60多岁右手失灵，经济十分困难，却没有享受低保待遇。
其实还有很多看得见说不清的是非问题。村民们也不知道青杠村原支部书记黎永木、村主任李炳龙、文书叶元合，在龙滩镇党委书记邓让柯、纪委唐世树的包庇下，还有多少瞒上欺下、弄虚作假的丑恶行为，还有哪些国家的惠民工程资金项目，被难以言说的势力团体给截留刮分。以上种种事实，联手的村民已经多次向市区乡有关部门、领导投诉举报，但是都是层层包庇官官相护，没有那一项给予了实质性的答复和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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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公民探特困户揭“脱贫”谎言
文章来源：民生观察
2020年12月23日，重庆公民郭兴梅、唐云淑、肖真义、邹茂淑、邹群、危文元、陈明玉、谭敏等一行人，相约来到重庆市合川区探望慰问特困户姚永锡.姚永前等五保老人。经老人们介绍，姚永锡老人是盲人壹级残疾，但是他并未享受到政府宣称的壹级残疾补贴待遇，而姚永前等多名“五保”老人也都称自己远未达到脱贫标准，现在村里的特困户依然十分贫困，他们看病没钱，养老无着，，整天贫病交加，但是村干部却向上级汇报他们已经脱贫，这与事实严重不符，涉嫌扶贫脱贫政绩造假。
重庆访民邹群、危文元等人在姚永锡老人的带领下，参观了几位特困户家里的情况，他们发现这些贫困户家里破败不堪，房屋没有任何装修，家具老旧的几近垮塌，老人们也没有什么换洗衣物，家中的存粮也单一稀少。 特困老人们不仅生活贫困，他们在身患疾病的情况下，还缺少子女在身边的照料，因为子女们也普遍收入微薄，不得不外出打工谋生， 这些老人的子女们每月也仅能糊口，没有多余的钱给老人养老用，老人们完全处于老无所养，病无所医的窘境，但是地方政府却声称他们已经完全脱贫。 今年10月，政府宣称称，“中国绝对贫困问题即将历史性地得到解决，这将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重大贡献”。11月23日，贵州省政府宣布辖内的9个国家级贫困县正式脱贫，官媒随即报道称，中国832个国家级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官媒宣称“所有贫困县全部脱贫”，“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然而，事实显示，中国众多的民众贫困问题仍然严峻。 就在2020年5月全国两会结束时，李克强总理在答记者会时还坦承“我国还有6亿人月均收入不足千元”，常识告诉人们，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就把这种严峻的贫困问题一蹴而就的解决掉。很显然，近期官方宣布的“所有贫困县全部脱贫”，“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这里面虚假成分不少。 从历史上看，中国地方政府惯用的“大跃进”浮夸风习气，在此次“全国脱贫攻坚战”中也多有浮现。例如：中国官方近年来查处了不少有关案件，曝光了一些贫困地区官员骗取套取财政扶贫资金、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好处费、占用国家扶贫补贴、虚报扶贫项目套取补贴资金，虚报减贫政绩，浮夸脱贫人口数等系列问题，反映出地方财务审计制度，统计监管失控的黑洞。河北、广西、福建、江西等中国国家级贫困地区的一些贪官竟然能在数年内迅速贪污数千万甚至上亿人民币，导致地方财政负债骤增，地方群众贫困问题加重，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仍上报给上级政府称贫困人口锐减，种种迹象表明，地方政府制度性的造假浮夸习气仍很严重。 中国的扶贫不仅是个经济问题，还是一个政治问题。在扶贫领域，也遇到了权力缺乏监管带来的严重造假浮夸问题，为了完成上级制定的2020年全面脱贫目标，地方政府不乏用数据强行给贫困人口“强行脱贫”，“被脱贫”现象不在少数。 2020年8月25日，担任过中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及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的贺铿表示，全国近半数人月入区仅有一千元左右。社会保障水平很低，医疗、教育负担沉重。疫情冲击下，失业率上升，许多年轻人找不到工作。还有两亿多“农民工”离乡背井流入到城市，买不起房子，居无定所。孩子、老人留守在农村，农村显得很凋敞，日子难熬。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不是缩小了，而是在不断扩大。 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地方政府很难在短短的数月时间内就完成了“全面脱贫”的任务，全国统一完成的全面脱贫目标，这显然具有谎言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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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夏明礼在京遭暴力截访
文章来源：民生观察
本网获悉，2020年12月26日上午，江苏省如皋市维权人士夏明礼在北京丰台区角门北路，遭当地维稳人员暴力截访,在拉扯过程中导致一名与夏明礼同行的人员手指受伤。
据夏明礼妻子孟海霞发出消息称：2020年12月26号上午10:30左右,我老公夏明礼在北京丰台区角门北路,被一群不明身份的人寻衅滋事的拦截,随后,如皋市九华镇九华居委会潘东林，受如皋市九华派出所所长薛松祥指使到达角门案发现场，要强行把夏明礼带上车拉走,在拉扯过程中，致使与夏明礼同行的人员手指受伤。
我第一时间给在北京带队的九华派岀所所长薛松祥打电话不接,给薛所长发信息也不回。请大家关注夏明礼的人身安全!夏明礼电话:19825286246
据悉，孟海霞、夏明礼夫妇是江苏省如皋市九华镇九华居人。2014年1月8号，孟海霞家合法私有财产被曹阳、许金华、郝昌军等涉黑集体故意毁坏。父亲孟高生，弟弟孟宪瑞被不法分子打伤后扔进鱼塘，母亲张慧芹被打伤。在随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孟海霞因维权多次被当地警方非法传唤，被跟踪，被非法拘禁，被限制人身自由，被关押，被抢四部三星手机，被绑架，被逼跳楼自杀，被坐老虎凳，被传唤期间非法剥夺吃饭、休息、看病的权利，夫妻二人因上访维权，曾分别被构陷枉法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另外，据访民消息，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北港街道访民黄兰珍，于2020年12月25日上午11时15分左右，在北京市海惠寺附近被钟楼区及北港街道吴杰等人截访，随后被带到永定门饭店关押，目前情况不详；
2020年12月25号晚上十点左右，天津访民张兰英在北京被天津南开区截访,张兰英的姐姐打她电话一直没人接听，至今12个小时过去了，依然没有张兰英的消息，家人也没有收到任何法律手续。张兰英电话:17526889392 张兰英姐姐电话:13312032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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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链接：江苏夏明礼在京遭暴力截访 - 中国人权法制
徐沛：棒喝东海一枭 — 浅谈佛法修炼
作者：徐沛
“棒喝”是禅宗的用语。禅宗祖师达摩一根芦苇过江，达摩面壁九年等题材都常见于中国古画。修炼禅宗主要靠信和悟，因为达摩主要带着弟子实修，没有传授什么法理。我之所以借用此词，是因为东海一枭身处主佛亲自转世普传大法之机不仅不信不悟，而且还要加以调侃，甚至亵渎。
我喜得大法后，上网走马观花，就点评过以东海一枭之名驰骋中文网络的余樟法，因为他是“党天下”难得一见的勇士，也不乏正气，足以让那些身在海外却只知象鲁迅一样诽谤志士，诋毁先贤的邪恶小人原形毕露。他对中共这个最大的假货的挑战也足以让网民获知方舟子这种“打假斗士”实乃假打小厮。
遗憾的是，余樟法象生长在红旗下的大陆作家一样患了不信神佛的“毛”病。这是我上网后得出的我与大陆作家的最大区别。毕竟我走出国门后，就在六四鲜血的冲洗下把中共强加于国民脑中的底片变成了照片，就是说我的世界观、价值观从六四后就正好和中共那一套打了一个颠倒。中共打造的大小偶像比如鲁迅在我看来都是民族败类。而遭鲁迅诋毁的敬天畏神的中华文化（儒释道）则是我德文创作的源泉，我也因此被一德国语言学教授当做“当代最佳德语诗人之一”加以推荐。
我17岁后主要以外文为业，中文水平十分有限，但面对余樟法公然为我师父“改诗”，我这个弟子不得不再次对他挥舞我手中的“狼牙棒”。
说我象“狼牙棒”的是一位也旅居德国，比我早四年得法的师兄。他入门的经历如下：
“我是98年得法的。在此之前，我从来都没有对‘气功’之类的东西感过兴趣。家里有人借来了《转法轮》这本书，却读不下去，我当时不知为什么就拿了起来，没想到竟然一口气读完了，然后我又读了第二遍。虽然我当时对书中的阐述还有不少疑问，但是我坚信其中的理念是正确的。不久之后，恰逢师父到法兰克福来讲法，我带着许多问题去了。几个小时的讲法，前后没有任何矛盾和漏洞，对于平时习惯缜密思维的我来说，的确震动不小。回想起来其实也很简单：当时我就觉得这个法很高深，而且我亲眼见到了师父，当时我就觉得他有佛相，于是我就一步步开始修炼了。”
我引用他给我的邮件是想说明，对先后被师父用大法征服的弟子来说，师父是来度人的佛，大陆弟子为了捍卫大法宁可付出身家性命。
余樟法则自视才高，声称我们师父指导弟子修炼的经文“平仄有误”。如此不自量力的言行招来另一位大法弟子的警告：改动经文的罪过有多大你知道吗？
可惜这个善意的警告让余樟法这样的无神论者难以接受并把我师父和毛泽东相比。他不知我在2003年上中文网之初就指出：毛泽东是个靠暴力夺取政权并号召人民互相斗争且病魔缠身的大独裁；而我师父是位没有任何世俗权力，教人用“真善忍”修心养生且已让亿万人摆脱病魔的大觉者。
毛泽东这样的暴君写诗是在张扬他的霸气，也是为了掩饰其流氓本性，奴才们为他改诗或许是他的需要；而我师父弟子众多，无法一一教诲，需要发表经文加以指导。这些经文不是给世人鉴赏的，而是教弟子修炼的，不需要也不允许谁来修改。
余樟法不懂师父所言“只为众生能得救，不出洪微不罢休”之内涵，于是，改为“只为众生能得度，一身万死不言休！”一个“度”字就把原诗的内涵缩小了一大半，因为得度的只能是大法弟子，而“得救”则表达了师父对非大法弟子的慈悲。
简言之，余樟法不知信神敬佛，不知尊重他人，也不接受警告，唉！余樟法似乎也不明白信仰什么是各自的选择，信仰权是大家应该尊重的人权之一，批评别人的信仰则是不民主的表现。
法轮功作为信仰不容批评，否则，还算什么信仰？但法轮功作为修炼群体或个体当然允许批评。大法弟子层次不同，表现各异，象我这样的弟子更是与“真善忍”的标准相差尚远。不过批评分善意的和恶意的，驳斥诽谤之词是我身为弟子义不容辞的责任。
鉴于余君知敬佩与尊祟大法弟子无畏抗争精神和真善忍的道德，我乐于在圣诞节的气氛里再次对他苦口婆心。
但愿在我的棒喝下，余君能够清醒地思考一下法轮功何以能在残酷迫害中从中国走向世界并弘传全球。这难道不是大法师父展现给世人的神迹吗？
2005年圣诞节写作于德国莱茵河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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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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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文革往事 女政委被脱光推上楼顶示众
作者: 综合报道
“武斗”是中共发起的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特殊用语，指群众运动中的打人、殴斗等侵害人身的暴力行为，被称作中华民族一次空前的大灾难。当年一些参与者回忆当年武斗的骇人听闻的暴力片段，他们杀个人比杀只鸡还容易，在武斗中还把对方女政委脱光了示众。
《中国知青终结》报导说，1967年，武斗开始，中国几乎所有城市一夜之间陷入隆隆炮声和枪林弹雨之中。到处都是震耳欲聋的枪声和血肉横飞的场面。
有一天，红卫兵宫齐领导的战斗队意外捕获到一个重要俘虏，她就是对立派组织的女政委蔺女生，蔺女生是单独驾车外出才落入对方埋伏圈的。蔺女生同宫齐的战斗队是死对头，双方为争夺市委领导权打了许多仗，死伤许多人。
遭抓捕后蔺女生遭宫齐的战斗队审判，但她毫不畏惧，一张利嘴像飞刀，把那些审判她的男生弄得下不了台。宫齐的战斗队恼羞成怒，不跟她辩论，开始动手打她。打耳光，抽皮带，灌凉水，坐“老虎凳”，但是她绝不屈服。
宫齐的战斗队有些心虚，他们商量给她上更厉害的刑罚，比如烧红的烙铁，往手指甲里钉竹签，灌辣椒水，上电刑，但是宫齐不同意。
女政委尽管挨了打，嘴角淌着鲜血，她还是不断奚落对手：“你们不就这点本事吗？来呀，试试看吧……”
恼羞成怒的宫齐想出一个恶毒主意，他们将女政委衣服剥光，然后推上楼顶去展览示众。当女政委的衣服被一层层剥落下来，她自己从楼上跳下去后自杀身亡。
作家巴金回忆道：文革武斗期间大家都像发了疯一样，看见一个熟人从高楼跳下，毫无同情，反而开会批判，高呼口号，用恶毒的言辞攻击死者。1966年8月，湖北省委召开文化革命积极份子万人大会，省长张体学说，有的人怕运动中死人，我看死人不要紧。你要死怪哪个？我不叫你死，你要死，死了活该。
文革忏悔录
2013年4月，年逾花甲的前红卫兵王克明撰写一本文革忏悔录《我们忏悔》，其中收集了32位作者的34篇文章，其中有西昌铁路退休职工杨里克的当红卫兵的荒唐岁月回忆。
文中说，1967年西昌地区“造反派”武斗成风。同是“造反派”却分裂成两大阵营。杨里克参加的一派被称为“地总”，对立派则被称为“打李分站”，两派争斗，从最开始的大字报、大辩论、肢体冲突、扔石头、棍棒、钢钎、藤帽，最后发展到真刀真枪的大规模武装冲突。
人命如草，红卫兵们发现杀人的方法和杀鸡差距其实不大，找准颈动脉，稳准狠的一刀下去，血流净生命也就终结。
60年代末某日夜间，杨里克一派5人，驱赶着一个对立派的成都知青，在齐腰深的荒草中走向海河，那知青拚命哀求饶命，说家里还有一个老母亲，他死后将无人照顾。知青站在海河岸边，最终身中数弹，落入水中，杨里克当时没有开枪。知青身体慢慢浮出水面，顺流向下游飘去。
杨里克突然扣动冲锋枪扳机补射，他说当时脑袋发热，不知道哪里来的意念：“别人都开了枪，我不开枪，不是显得我太胆怯了吗？”杀完人后，他们按原路返回，都不说话。中途杨里克哼了一句：“这年头，杀个人比杀只鸡还容易！”
从此杨里克一发不可收拾，冲锋在前，杀了多少人，伤了多少人，他自己也不太清楚。
那段荒诞岁月，杨里克既是害人者也是受害者，最终饮下自酿的苦酒，1977年杨里克被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因武斗中杀人被判刑4年。
2008年，他决定在网上写下文章反思成为“非人”的过往。他甚至开始寻找经历相同者：“谁杀过人？网上聊聊……”杨里克说：“大家默默无语，没有议论，没有叹息，这才是最大的残忍。”
他为过去忏悔，希望可以给自己，给那些逝者一个交代。起初，这样做的人很少，后随着网络的兴起，更多的人站了出来，开始讲述、反思和道歉。
文化大革命中的武斗
文化大革命武斗中血淋淋的一幕，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段惨烈悲剧。作家秦牧这样评述文革：“这真是空前的浩劫，几百万人含恨以终，多少家庭分崩离析，多少少年变成了流氓恶棍，多少书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胜古迹横遭破坏，多少先贤坟墓被挖掉，多少罪恶假革命之名公开进行！”
“几百万人含恨以终”？文革中究竟死了多少人？说法不一，无从确定。正如1980年邓小平对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所说的那样：“永远也统计不了。因为死的原因各种各样，中国又是那样广阔。总之，人死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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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军蒋介石饥寒中抗日 对得起中华民族
作者: 综合报道
1940年初，中华民国财政部长孔祥熙，向国府密报了有关1937到1939年的财政实况。他透露，抗战前夕全国各项税收年收入约八亿八千万元，加上其它财收入，政府预算约有十二亿元。这个数目小得令人吃惊。按照当时三比一的汇率计算，税收岁入不到三亿美元，预算不过四亿美元，仅相当于一个大公司的营业额。就这点微薄的经费，支应庞大文官系统以外，要办教育，要兴实业，要开交通，要扶助农桑，还要扩大国防力量，建设一支可以抵御强敌的军队，实在力有未逮。
这就是战争爆发时中国政府面临的经济状况。如果说，二十世纪的战争，不仅仅是飞机大炮弹药火力的较量，战略战术机谋智略的角逐，更是管理效能经济实力的竞争，那么，在许多西方观察家看来，八年抗战中的中国，非但没有半点取胜之望，反而处于必败无疑的绝境之中其经济在战前本已极度弱小，在连天烽火中，更是脆弱如惊涛骇浪中一叶方舟，随时都会破产翻船，惨遭灭顶之灾。积贫积弱若此，再加上一盘散沙，下层组织疲弱，军令政令不畅，无怪乎日本军方向他们的天皇报告说，只须三个月，即可解决中国事变。此一结论，可说是有充足根据的。
从几个简单数字中，不难想见当时中国政府处境之窘迫险恶，完全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约占全国一半的人口，随政府退却，涌入西南大陆。而此地工业资本仅占全国4%，工厂数目不过全国6%，发电能力仅及全国4%，产业工人只有全国的7%。即使加上从沿海搬迁来的公私企业，主要工业品的产量也从未超过战前全国水平的12％。与战前产量水平相比，棉纱只有5.3%，棉布只有8.8%，面粉只有5.3%。就靠这十分之一乃至二十分之一的资源，国府不但要养活二分之一人口，更要率领三百万到五百万军队，在统一军令下，与百万强敌作生死战。如此绝境，中国人居然坚持了八年之久，谁能想象得到？
以财政而言，当日的情形，最令孔祥熙头痛的，莫过于税源锐减。国府之税赋，向来以关税、盐税、统税为首，其中关税又是最大头。然而沿海陷落，关税收入损失殆尽，变得微不足道。盐税同样随沿海产盐区丢失而大减。统税原是针对工厂征收的产品出厂税，国府内迁后扩大到货物流转税，但工厂数目和工业品产量剧减，税收亦大损。国府用尽办法，诸如扩大征税范围，增加新的税种，田赋征实等，种种举措，仍无法阻止实际税收收入急剧下降。按1936年价格计，1939至40年税收只有战前的八分之一，此后更减少到原来的十分之一乃至二十分之一。
税赋一少，岁入立减。即使加上举借内外债、消费品专卖、银行垫支等等收入，1938至40年的政府总岁入，按实际购买力算，仍旧减少了一半以上，此后更减少到原来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不得已行赤字财政，又造成超级通货膨胀，物价每年翻一番，甚至三番、四番。到抗战结束，大后方物价竟比战前高出2600多倍！
开源之不足，就只好在节流上打主意。政府公务员人数裁减了再裁减，实际薪给一压再压。整个抗战期间，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公务员实际收入竟然下降了十倍！政府职员多有打两份工，仍不能维持全家温饱者。
蒋介石在1943年4月11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公务员生活穷困万状。妻室以产育无钱多谋堕胎者。有医药无费，贫病亦深者。华侨在粤，有鬻卖子女过活者。河南灾区饿莩载道，犬兽食尸，其惨状更不忍闻。天乎！若不使倭寇从速灭亡，或再延一、二年，则中国势难支持。余将不能完成上第所赋予之使命
矣！奈何苍天上帝，盍速救我危亡乎？
生活穷困万状的，岂止公务员？普通士兵的景况，比这凄惨万倍。1944年10月，魏德迈将军初到中国就任蒋介石的总参谋长时，起先还只专注于部队调动和布署，但不到一个月，他就发现部队处于半饥饿状态。短短一英里多的强行军，就不断有士兵体力不支，倒毙路旁。这并非魏德迈一个人的观察。行军过后，沿路有倒毙士兵尸体的情形，当时许多记者和西方军官，都曾亲眼目击，并在其报告报道中作了记载。魏德迈终于认识到，中国军队战斗力弱，武器装备落后和训练不足固然是重要的因素，但最大的原因还是普遍的营养不良和体质弱。
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在他的《近代中国的出路》一书中，形容当时的军人“半象乞丐，半象土匪”。士兵的月饷只有法币十四元，还要扣除副食，只够在街上吃四碗面。而附近土匪标价收买轻机关枪，每挺高达七千元，照算是一个上等兵四十年的薪饷。身为少尉排长的黄仁宇，很多晚上睡不着觉，生怕士兵把机枪偷去卖了。
岁入不足再加通货膨胀，政府的实际军费预算，一年比一年低，从1937年的13亿元，下降到1941年的三亿多，再下降到1943和1944年的不足两亿。
这点军费根本不足以供养350万国军。黄仁宇先生回忆道：
我在1941年在国军当排长的时候，军政部只能供应我们一套夏季制服。遇到天晴我们带着士兵在河中洗澡，一方面仍是赤着身体将衣服在河中洗涤，在树枝上晾干，以作换洗。迄自九月份才有军政处发下一笔前，说是另一套衣服之代今，可是发下来的钱就不够，滇南万山之中也无处购买，更缺乏交通工具。最后只能由我们师长令一个军需化装为商人，逾境去日本人占领的越南，买下一批白棉布，回头用土染醮成黄绿色，又缝剪为运动员式的短衣短裤以节省材料，至是我们官兵才有衣物换洗，其它捉襟见肘的情形，亦无不如此。(第44页)简单说来，即是苦肉计有之，空城计有之。军队里则采取包办制，凡经费覆盖之不及，只能由部队长用合法与不合法，合理与不
合理的手段对付。一般情形设立官兵合作社，用军用卡车经商。各部队在城市里设有的通迅处与留守处，即是堆栈与分店。更不肖的军官则盗卖军械、贩卖鸦片。而结果很多部队里的士兵仍是衣不蔽体，医药设备也若有若无。(第162页)
可以对比一下美军的给养标准。太平洋战争之后，中国境内逐渐有美军驻扎，从1942年的一千二百多人增加到1945年初的三万多人，其中主要是空军。美国大兵每天都要供应鸡蛋、牛奶、牛肉。《剑桥中华民国史》里谈到，支应美军巨额开支，也是战争后期物价猛涨的一个重要因素。想想看，在中国的一个美国兵,论费用开支足足抵得上500名中国兵！以中国政府那点军费预算，就算把美国兵的给养标准降低十倍，也只能供养一支几万人的部队，如何能满足守土御敌的需要？最后不得不降低标准，以维持军队的数量，实在有其不得已的苦衷。
另一点事实也不能不注意。中国的在战争中得到的军援经援，打一开始就几十倍地少于英国和苏联。早在在中美英结盟的第一年和第二年，美国用于援助同盟国的租借物资，就只有大约1.5%分配给中国。1943年和1944年更降低到只有0.5%。1945年随着欧战胜利，这个比例有所上升，但也只有4%。
罗斯福总统曾说，“忘不了中国人民在七年多的时间里怎样顶住了日本人的野蛮进攻和在亚洲大陆广大地区牵制住大量的敌军”，想想看，如果中国屈服，会有多少日本军队脱身出来？那些部队会干什么呢？会占领澳大利亚、占领印度，会像摘熟梅子一样轻而易举地占领那些地方，然后长驱直入，直捣中东……那将是日本和纳粹的大规模钳形形攻势，在近东某处会合，完全切断俄国同外界的联系，瓜分埃及，切断经过地中海的所有交通线，难道不会这样吗？
有人嘲笑中国军队不能象美英苏军队那样向敌军发动漂亮的大反攻，却不知这支军队是在怎样艰苦卓绝中与敌抗争的。从滇缅远征军的情况看，一旦中国军队的装备给养，接近对手日本，战斗力就远比对方强盛，绝不输于美英苏军队。
在八年抗战中，真正令人难以置信的，不是中国军队无力发动大反攻，而在于他们居然支撑八年而屹立不倒。以中国资源之极度贫瘠匮乏，公务员之极度穷困万状，军队之饥馁疲惫，居然以步枪大刀对机枪大炮，与绝对优势的百万强敌周旋，一连八年，始终不屈。这样的坚韧和英勇，在二次世界大战中，没有一个盟国能够做到。换成随便哪个欧洲国家，面临中国这样山穷水尽的绝境，早就投降了，哪里谈得上抵抗八年？
真正的勇士，有绝境中绝不屈服于强敌的坚定意志。在这一点上，中国比那个以武士道精神自命的大日本帝国，胜过万倍。与德、意两国比较，日本的投降最为窝囊，早在其作战力量并未丧失、本土完整无缺之时，就丧失了战斗的意志。曾几何时，“一亿玉碎”的誓词言犹在耳，两百多万军队尚可一战，这个不可一世的国家，便早早卑躬屈膝、屈辱万分、无条件地投降了。
最后，让我引用郑浪平先生在《不朽的光荣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中的一段话，来结束本文：
……双方这场全面与持续的历史大决战，总共进行了八年一个月又三天，两军双方总共进行过二十二次的会战（双方动员兵力在十万人以上），一千一百十七次以上的战斗（双方兵力在一万人以上），以及三万八千九百三十一次的小型接战，中共军方伤亡了三百六十万人，日军伤亡了一百一十万人，中国平民死亡了三千五百万人，中国人民的财产损失估计，超过六千亿美元，另外中国无数的文物与古迹，都遭到日军大量的摧毁与劫掠。
最后日本在中国战区共有一百八十万部队投降，日军的主力部队，几乎全限制在中国的战场。这就是中国对于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无与伦比的贡献，这些数据就是一个驳不倒的事实，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会成为联合国四强的根本原因。历史的叙述可以受到观点的扭曲，但是数字仍然会说话。
是的，“历史的叙述可以受到观点的扭曲，但是数字仍然会说话”。当我尝试着从数字看抗战时，不禁对当年浴血奋战的中国人和中国政府，充满敬意。
（本文略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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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多地继续抵制圣诞节
文章来源：民生观察
12月24日是圣诞节前的平安夜，12月25日是人类最重要的节日之一圣诞节。但是，中国多地却违反宪法规定的“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之条款，大肆禁止商家和市民及学生庆贺圣诞节，多地官方或明或暗的下发通知，禁止商家布置圣诞树等装饰品，鼓动市民抵制圣诞节，禁止学生参加圣诞活动。
12月24日晚，广州维权人士袁先生反映，平安夜他路过广州市繁华的北京路商业街，准备找基督教友去祷告，但是步入北京路步行街后发现，往年满眼的圣诞树及灯饰都不看见了，大街上看不到一颗圣诞树装饰，往年几乎每家商铺都张贴的圣诞老人画像也都聊无踪影。 袁先生说，自己询问了两户商家，有没有圣诞礼品售卖？商家回答没有。袁先生又问，为什么几年前满街的圣诞树，今年却没有了呢？商家回答说，接到上级部门通知，现在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抵制西方文化入侵”，“不许炒作圣诞节，不许布置圣诞节装饰”。 无独有偶，24日湖北人权捍卫者毛先生反映，平安夜自己来到市区的一家基督教堂，准备与信众一起做圣诞祈祷，但是步入教堂走道才发现，教堂的大门紧锁空无一人。毛先生纳闷，这间教堂自己多次来过，以前信众不少，晚上也常有教友来这里学习圣经及相互交流教义，为何今晚平安夜却闭门谢客了呢？毛先生为此致电了一名老年教友询问，他回复说，接到主管部门通知，这三天要“停业检查”。 市区教堂“停业”，毛先生又来到郊区的一间基督教堂查看，发现这里更是黑灯瞎火，一片死寂，然而半月前的一个傍晚自己曾在这里祷告过，当时教堂内有20多名教徒在交流教义。毛先生认为，基督徒最重要的节日圣诞节，几个教堂却黑灯瞎火大门紧锁，这显然是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在阻止市民信教，这股力量最可能的官方，因为只有他们才有如此大的权力。 12月25日，安徽网民王宁发消息称“从昨天（24日）下午到晚上，辖区（党）委会两次派人监视辖区的基督教圣诞礼拜，（看来只有）把镰刀斧头的旗帜打起来，才能免检。” 12月20日，河南安阳某区网信办于发布的通知，要求各县市区所辖区域媒体，一律不得在微信新闻客户端、朋友圈微博、论坛等各媒介平台发布关于情人节、万圣节、圣诞节等西方节日的消息，禁止发布商家利用各媒体平台庆祝西方节日为由的活动。 据公开资料显示，近年来中国不少地方政府发出禁令，包括严禁市民在平安夜和圣诞日“占道狂欢”、学生不准唱圣诗或到教堂扮演“小天使”。 在2019年18日，湖南衡阳市政府上发出通告，严禁市民在平安夜、圣诞节期间“占道狂欢”，“对占道狂欢、阻碍行人车辆通行、妨碍社会管理秩序的人员，由公安机关、城管部门予以劝阻，不听劝阻执意占道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强行带离”。中共党员更应“带头”不过“洋节”。 19年12月23日，贵州毕节市黔西县教育科技局也向学校发出通知，禁止学生到各间教堂扮演“小天使”和参加圣乐分享、唱赞美诗等宗教活动。通知更要求学生劝阻家长参与圣诞节和平安夜活动。 有关通知还附有“学习材料”，把圣诞与八国联军的火烧圆明园事件相比，指24至26日是“西方人过的洋节，恰恰是中国人耻辱、失败的三天”，循此要求各级各类学校要加强“爱国主义教育”。 此外，云南、湖北、河北及广西等地也有类似禁止举办贺圣诞活动的通知。例如河北廊坊发出禁令，禁止商贩使用圣诞装饰。 关于中国多地禁止市民过“洋节”的做法，部分网友发帖质疑：宪法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公民有结社集会的自由”，政府如此禁止公民过洋节，显然是违反了宪法条款的违法行政。 再有，如果圣诞节是西方的洋节，那么元旦，三八妇女节，五一劳动节等都是洋节，如果要抵制，那岂不是这些节日都要抵制？ 也有一些网民发帖称，抵制圣诞节是对自身传统文化的不自信，不管是人为“拔高”自己的节日，还是“贬低”或“抵制”别人的节日，都有违文化发展规律，也是对自身传统文化不自信的一种极端表现。圣诞节在国内大行其道，是国人尤其是青年在传统节日缺乏吸引力的语境下，一个情感表达和情绪宣泄的载体。抵制这个既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也不具备积极意义的“洋节”。将“洋文化”一网打尽是很不客观，也是做不到的。 还有网民在微信群发文质疑：每年除夕，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都会实时播报很多外国人民庆贺中国春节的画面，还有很多国家的领导人到华人社区去祝福中国人过春节。如果我国抵制洋节，那岂不是要让外国人也抵制中国节日？如果各个国家相互抵制敌视对抗，人类社会如何才能安宁？此外，中央一再号召中国文化要走出去，要走向世界，如果这样抵制洋节，世界各国会不会相应的抵制中国节日及中国文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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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链接：中国多地继续抵制圣诞节 - 中国人权法制
上海维权女工马春英获刑两年半
文章来源：民生观察
本网获悉，2020年12月24日上海虹口区维权女工马春英，被以涉嫌“扰乱国家秩序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半。
马春英，52岁，上海虹口区人，原在凉城街道卫生保洁服务社打工。
12月24日，虹口区人民法院受理虹口人民检察院“刑诉2163号”案件，以所谓的“扰乱国家秩序罪”判决马春英有期徒刑两年半。
据上海“民告官”志愿者宋嘉鸿反映，由于法院不准旁听，审理情况不详，但不准旁听是违法的。他将自己了解到的一些实情分享给大家，并负法律责任：
一、该案判决因果关系未查清楚属于“冤假错案”。
马春英因与单位发生劳动关系纠纷，于2004年3月向虹口区人民法院起诉，赢了部分诉求，但另一部分诉求被驳回，她开始上访，希望政府及劳动部门给个合理说法。
据了解，马春英老公为残疾人，其儿子正在上学，是理所当然的“特困对象”。
经国家信访局和上海市信访办协调，虹口区政府通过凉城街道与马达成“化解”口头协议，由政府每月支付马春英生活费6000元，马也同意“息诉罢访”。但是，虹口区政府不知哪个领导突然于2014年停止支付马春英的生活费，这对马春英真是晴天霹雳！在向凉城街道、虹口区政府、上海市政府交涉无果的情况下，马春英只好上北京控告，马到北京是为了生活下去，目的是求生存去的。然而，我们的公检法是搞案件的专业部门，在侦查、起诉、审判时却只字不提马春英到北京是为生存去的重要因果关系，故意制造“冤假错案“，打压访民依法维权。
二、马春英在进京上访过程中多次受到暴力“截访”，伤痕累累，向检察院控告“不予受理”。
现摘录马春英致上海人民检察院信中的部分内容：
“控告 2008年我被绑架殴打致腰椎骨折至今靠四根钢钉支撑；
2015年12月18日我去孩子学校办事被凉城派出所民警柯佳殴打致伤；
2016年10月25日我被绑架殴打侮辱，开水泼浇烫伤手臂；
2017年9月29日至11月1日我被绑架殴打侮辱捆绑”。
2020年4月27日晚上10点钟左右，在沈阳北开往上海站K515次列车上我被上海市公安局虹口分局的三名男警察和凉城派出所的一名女警察毒打致左腿骨折，中度耳聋，左眼受伤，至今投诉无门。”
如此重大的暴力截访，简直是故意伤害，说有故意“杀人”嫌疑也不过分，但是虹口区检察院回复马春英“不属于检察机关管辖范围”（函件编号：3112019020500，第六检察部）。求助希望落空，人民检察机关本末倒置。
三、据知情人士透露，政府花了20万元组织人员前往北京劝返马春英，并嫁祸于“马”造成政府经济损失20万元。
现在政府有钱了，这20万元对虹口区政府实在是太“毛毛雨”了。然却是在李克强总理“政府要紧缩开支”的告诫下发生的，可见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府不言而喻。再说，政府慷慨拿20万元钱派一群人员到北京乘高铁、住宾馆、大开销，却不愿继续支付马春英6000元的生活费 ，真是令人弄不懂：到底政府有几个“脑瓜”在依法行政？这对于马春英来说可是“救命钱”啊！
综上，马春英进京是为了维权，是为了生存，其依据稍微有点法律常识的，就知道《宪法》里公民有控告权（第41条）、有人身自由不受侵犯权（第37条），而这样的维稳实在是政府在另搞一套，涉及违反宪法规定和破坏宪法实施。
中央有关领导曾说过，上访不管什么理由，生活上有困难的，首先解决其生活问题，而虹口区政府不解决马春英的生活问题，却把维稳放在第一，这不仅违反了中央领导的重要指示，也可以说是马春英被判两年半刑的罪魁祸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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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还在受迫害 我无法安心过圣诞节”
图：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副主席、《香港观察》创始人罗杰斯谴责中共的迫害
“出于良知，我无法享受圣诞节的庆祝活动。”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副主席、《香港观察》创始人罗杰斯说，“我心中惦记着我那些香港、西藏、维吾尔族、基督教、法轮功和中国持不同政见的兄弟姐妹们。”
英国The Tablet新闻网十二月二十四日刊登文章说，圣诞节前夕，一个有影响力的人为了支持在中国受迫害的人而绝食抗议。
文章说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副主席、《香港观察》创始人本尼迪克特·罗杰斯（Benedict Rogers）将进行二十四小时的绝食和抗议活动，并发表了致习近平的公开信，和致“所有遭受中共迫害的人的公开信”，信中概述了对中共政权和国际社会的十二点要求。
他呼吁中国让香港享有自由，释放所有香港的政治犯，并制止在新疆和西藏的暴行。他还抗议中共对基督徒和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并谴责中共强摘器官的暴行。
罗杰斯表示，由于中共病毒大流行，今年的圣诞节他不能和母亲在一起。“由于中共政权的不人道行为，中国各地有很多人不能与他们的家人和亲人团聚。”
“今年的圣诞节，有很多中国人和香港人被关押在监狱里，他们不能与父母、配偶、妻子、亲朋好友在一起。更糟的是，他们在严峻的条件下陷入困境，遭受身心折磨和奴役。”他说。
他呼吁为香港人、基督徒、法轮功学员和持不同政见者发声，“我能做的，就是牺牲圣诞节前夕的几个小时，呼吁全世界为他们大声疾呼，直面中共政权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我希望其他人至少在精神上与我一起为这些要求发声。”
罗杰斯在致习近平的公开信中说，此举的目的是“让中国人民，尤其是被中共政权囚禁的人，知道他们并没有被遗忘，他们不是孤独的。”
他说，当他们在圣诞节前夕坐在中国各地的监狱牢房或集中营中时，我希望他们知道自由世界中的人在惦记着他们，为他们获得自由而呼吁。
“更残暴的画面时常让我在午夜惊醒：中共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对西藏人的暴行、对基督徒的迫害、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野蛮的强摘人体器官、酷刑和奴役。这些迫害必须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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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正见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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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终报道：新冠时代的数字监控(2) 要生命，还是要隐私？欧美国家的艰难抉择
来源：美国之音, 文章内容不知真假，也并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 斯洋
华盛顿 —
除中国之外，疫情期间，利用数字技术跟踪病毒接触者的国家并不少见。亚洲的韩国、新加坡和台湾（这三地常常被当作民主国家抗疫的典范）、美国、英国和欧盟的一些国家也采纳了数字跟踪的手段。《麻省理工科技评论》7月底的一份报告，全球当时已经有差不多50个国家采用了不同形式的数字追踪。
随着疫情的发展，英、美、德、法等欧美国家也陆续推出疫情追踪软件，不过，与中国和一些东亚国家不同，这些软件都不是强制性的，公民可以自愿安装使用。
以美国为例，从5月开始，苹果和谷歌两大科技公司就已经开发出追踪系统，但由于对隐私权的担忧，到接近年底时，美国陆续才有20多个州启用了这款追踪系统。
系统主要运用现有蓝牙技术接受资讯并进行储存。如果手机用户发现确诊，可以从记录中找出曾经接触过的人，并匿名上传资料通知他人。如果用户不想被追踪，可以随时删除手机程序。另外，用户的个人资料不会被储存到中央资料库，所以，除非用户自愿，否则即便是国家卫生部门也无法获得相关的资料。
马里兰是目前推出电子追踪系统的美国24个州之一。马里兰州卫生部负责疫情追踪的首席公共卫生专家凯瑟琳·弗尔德曼 （Katherine Feldman）告诉美国之音，自11月10日推出马里兰新冠疫情警报系统（MD-COVID-Alert）以来，截止12月21日，马里兰大约有134万多人自动选择启动和安装了疫情警报程序，占马里兰人口的22%。大约7000名确诊患者也通过该系统分享了他们的资料。
弗尔德曼承认通过数字技术追踪接触者确实比传统凭借人力的接触追踪更高效，但是如果患者不愿意在手机上分享自己的病例，政府也不能强求。
她说： “如果被测试到阳性患者不愿意通过手机提醒他人，政府也不会做什么。” 不过，弗尔德曼听起来并不失望。她强调数字追踪只是传统手段的补充而已。
牛津大学于5月8日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在一个区域内，只有60%的用户都使用该APP，才能有效地追踪病毒的传播路径。但是，美国华盛顿州最近的一份报告说，只要下载程序的用户量达到15%，联合传统手段，就可以将感染率下降11%。单凭15%的下载量，也会有助于疫情的降低。
美国其他安装了追踪程序的州，与马里兰的情况类似。
生命与隐私的艰难抉择
艾尔伯特·福克斯·卡恩（Albert Fox Cahn）是总部设在纽约的非赢利组织监控技术监督项目（Surveillance Technology Oversight Project）总干事，该组织反对大规模的监控技术的使用。他告诉美国之音，这款基于蓝牙的技术确实为隐私提供了另外一层的保护，但是，还是会让一些人担忧。
他说： “如果某个应用程序确实可以挽救生命，我会自己安装。但这也只是因为我的特权（ 没有任何犯罪记录）。对于我的许多客户，尤其是那些涉及刑事案件或是非法移民来说，隐私权衡可能会大不相同。”
他进一步解释说：“接触者追踪应用程序可以会暴露我们生活中最私密的地方，包括我们实践信仰的方式、政治活动、生殖保健甚至恋爱伴侣等所有方面。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希望保留（不被别人所知的）的生活方面。隐私保护着我们按自己的意愿生活的能力，而不仅仅是我们希望被全世界看到的生活。”
民众的使用的渗透率和活跃度不高也是许多欧洲国家正在面临的困境。欧盟2018年通过的“最严”的个人隐私保护法案《通用数据保护条例》更是欧洲各国政府实施数据追踪的障碍。与美国的程序一样，欧盟许多国家程序的所有数据被加密保存在用户手机上。除非得到用户的同意，政府机构无法获得信息。
但即便是这样，大部分欧洲人也不愿意下载追踪软件。
今年6月，德国政府推出一款旨在让民众分享检测结果、提供追踪的手机软件“新冠警报”（Corona-Warn），结果推行3个月后发现“没什么人用”。截至9月中旬，该程序在德国下载量超过1800万次，但仅有75万人分享了他们的检测结果，占总人口的9%。
可能是因为受过专制独裁统治，德国的隐私保护法在全球最为严苛。德国卫生部长延斯·施潘（Jens Spahn）曾建议考虑借鉴韩国的方式，授权官员用手机数据来调查病毒传播链，但是相关的法案遭到批评，最终被搁置。
法国推出的第一个防疫追踪软件“阻止病毒”（StopCovid）命运也类似。法国政府的报告说，跟踪应用上线的20天内，下载量为仅为190万人，低于全国人口的3%，一共只有14 人收到过新冠警报。
英国的情况好一些。英国9月24日推出追踪软件，到10月2日，英国卫生部才宣布软件下载量终于突破1400万次，英国的人口是6600多万。
德国、英国现在疫情恶化。在德国面临第二次封城的时候，德国有民众对政府“机械强调个人数据隐私”的做法提出疑议。德国之声”记者阿斯特丽德·普兰格（Astrid Prange）12月20日发表评论说，“疫情中保护生命比保护数据更重要！” 她在评论中呼吁德国政府效仿亚洲的韩国、新加坡和台湾的做法。值得一提的是，她没有提中国。
韩国、新加坡和台湾的抗疫模式
在亚洲， 韩国、新加坡、台湾都在用数字技术追踪可能的病毒接触者，很多措施也是强制性的。这三个国家的成功常常被用作反证，用来反驳中共所说的只有中共才是领导抗疫的榜样。
不过，与中国的“健康码”不同的是，这些国家的技术主要用来进行接触追踪，并不限制一般民众的出行。
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今年8月的一份报告在对全球的数字监控模式做了比较后发现，中国病毒追踪的手段“最极端，是在所有公民进行监控的基础上进行的。” 在谈到韩国、新加坡和台湾的疫情监控时，文章说，这些政府也尽可能照顾民主价值。
除了高效检测之外，数字化监控被认为是韩国最有效的“抗疫”武器之一。今年2月，韩国针对新冠肺炎疫情启动红色预警后，依据2015年为应对中东呼吸综合症（MERS）修订的法规，授权卫生官员使用安全摄像头、信用卡记录、甚至汽车和手机的GPS数据来追踪病人的行动。
政府在官方网站公布已确认病例的行踪，方便居民查询密切接触的情况。政府在披露确诊者时隐去姓名只用代号，只显示他们的性别和年龄范围，避免透露更多的个人信息。
另外，韩国政府要求进行自我隔离的人必须下载“居家隔离安全防护”程序，如果病人冒险脱离隔离状态，它会向官员发出警报。
疫情早期，台湾要求所有进入台湾的旅客实施14天隔离，并对隔离者建立“电子围篱智慧监控系统 （Digital Fence）”。政府利用手机定位掌握民众行踪，如居家隔离者擅离处所，系统便会同步传送“告警简讯”给当事人、警察等相关单位，以确实掌握相关人员行踪。但是，台湾警方只会得到被传送的电话号码，并无其他资料。
台湾政府拒绝使用人脸识别系统。台湾也研发了蓝牙疫情追踪程序，但是政府表示，只要疫情可控，就不会使用这样的程序。
新加坡应该是最早开发和推广用蓝牙信号自动监测身边疫情应用程序的国家。新加坡在3月20日开发了一款名为“合力追踪”（TraceTogether）的应用程序，在谷歌和苹果公司联手推出蓝牙接触追踪之前。后来政府又发放了“合力追踪”携手防疫器（TraceTogether Token）。
“合力追踪”程序和便携器的工作原理与欧美的蓝牙追踪类似，只是新加坡会将用户数据储存在一个中心数据库里。如果有人被确诊，新加坡卫生部将访问该数据并得以追踪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不过，必须得到用户的同意。 在程序推出后，新加坡政府一再强调，个人信心不会泄露。
后疫情时代，监控是否还会继续？
虽然如此，人权组织还是对全球日益扩张的数字监控表示了担忧。早在四月份，人权观察、国际特赦组织、Access Now、隐私国际和其他103个组织发表联合声明，呼吁各国政府在利用数字监控技术对抗新冠病毒疫情时应尊重人权。
这些人权组织说，数字科技有可能帮助对抗疫情、保护民众安全，但是，前提是各国政府在运用这些工具时必须遵循人权准则。人权组织提出了政府监控需要满足的八个条件，包括对监控设有期间限制，持续时间以防治疫情具有必要性为限；以及范围与用途应有限制，仅限用于应对疫情以及确保收集到的一切个人数据受到充分保护等。
纽约监控技术监督项目的卡恩在接受CNBC采访时表示，他担心政府习惯于监控后，很难放弃已有的监控手段。他指出，美国911恐怖袭击后采取的一些监控手段到目前还在使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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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调查显示，面临生命安全时，更多的人选择容忍监控。卡恩说，“当我们允许大规模监视时，它会侵蚀开放，多元化和民主社会的最基本的方面”。
为儿子维权 南部县罗玉英上访二十年
作者：仲之蘷 文章来源：民生观察网站
本文是由一个仲之蘷的记者采访完成的稿件，由于在中国媒体和网络不能发表。原文用的是匿名，本网站全部改成真名真姓，以使本故事得到有效的宣传。
本故意的当事人有汪小炎，曾是95964部队空军，2001年在部队被殴打至精神分裂、肾萎缩，由部队送回原籍且被部队除名，事后无任何妥善安排。母亲罗玉英为要一个说法，上访二十年，眼睛被打瞎，多次被拘留。丈夫汪元涪失去工作和社会保障，与罗玉英离婚。罗玉英一人带着两个孩子生活和维权至今。
本文中涉及的主要政府和部队参与迫害汪小燚一家人的有：95964部队大队政委韩少剑、教导者赵玉民； 南部县长杨建华、副县长祝琳，祝琳后调任阆中市副市长。
以下主作者的采访报道：
罗玉英为四川南部县滨江街道办文庙街人，现住滨江街道办事处北环路安置还房小区，是县城狮子拐后街小溪边的一幢两层木质吊脚旧楼，面对着半边街。这幢旧楼大约是上个世界五十年代修建的。楼的几根柱子立在小溪里，根部早已腐朽，被蛀虫啃食了万千个眼，柱子的缠沾着城市上游漂来的污物，发出令人窒息的气味。溪水哗啦作响，流满了黑色粘稠的液体。这与前街高大的楼房和宽阔的街道形成鲜明的对比。
我敲了敲门，屋里没有什么声响。我推了推门，发现门是虚掩的，好似刚才有人来过。
我进了门，就看见一位小伙子呆坐在屋里。两眼放出久藏在地洞深处的老鼠眼里嗖嗖的光。屋里光线黯淡，我看不出这个小伙子的年龄、职业、受教育程度。我们相对坐下，我想先提一个问题——可这小伙子一看我的记者证就先开口了……）
你是记者，是搞新闻的。我记得我上中学时学过新闻。那时在初中吧，题目叫什么来着？我现在什么也记不得了。你看我这记性。真是糟糕透了，唉！唉！（他不停地晃动头，又摇着身子，身子像一片树叶在风中飘来飘去）……我记起了，好像是毛泽东，也是我们所说的毛主席写的《新闻二则》。我记得我学得很认真，我发誓我要做一个新闻工作者，向人们报道新闻什么的，做一个社会有用的人，或者像现在这样当个兵。当然啊，我是一辈子做梦都没有梦到我却当上了空军。可不知怎的，到了空十五军44师9596部队，复检时有人说我的脸上有几个黑豆，作飞行员有什么危险，就不让我“飞”了。
有个领导说，你个子高，够得着机翼，就做地勤吧。我立正敬了个军礼，答道：是！我就成了空十五军44师9596部队空军地勤人员，我的理想破灭了。你说这是不是新闻？我看这就是！
你说什么？你问我新闻的定义？那我就不好说了。后来我查了一下。新闻的定义很多。不过老师给我们讲，什么叫新闻。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你今天来采访我就采访对了。你回去把今天采访的材料加加工，放点儿作料，把你的文才拿出来，写成一篇好的稿子，那些大报不用才怪了呢。
我连忙纠正说，新闻不需要多少文采，只需要五个“W”,把基本事实说清就行了。你只管说，说清你的事，让别人了解你，你得到了公正的待遇，我的职责也就尽到了。
我采访的这家主人家的儿子忽然脸色大变，惊呼了一声，啊呀不得了！什么公正的待遇我不要了，只求求他们别打我了！
我说，没有人说要打你呀，这里也没有人要打你。
你错了，小伙子说，打的人也就是打手就藏在你身后，他们就藏在你身后的门外边。你看，他们的拳头很硬，硬得如铁，一拳一道血呀！
我扭头看了一眼门口。那扇铁门威严无语地沉闷着，门锁没有动，一点响声都没有。
小伙子又喊道，记者，你看他们已经进来了，他们手里拿着皮鞭，棍子，我好害怕啊。叫他们快停下来，不要来打我了。我头痛，我腰痛，我腿痛，我心里痛啊！
我赶忙走上前去握着他那干枯而苍白的手说，兄弟，没有人进门啊，只有我，你冷静点！
他只是一个劲儿地叫着，痛啊，疼啊，求求你们，别打我啊！
我用手按住他的头说，冷静点！冷静点！有我在这儿保护你，你就不会受到伤害，你放心吧！
那小伙子忽然睁开眼睛说，我知道你是记者，但在这个社会，记者也保不到命，记者也有被杀死的，你们记者也要保命啊。
我说，没有哪个要伤害我，我今天就是来采访你的，我要你说出事实的真相，你到底违反了军纪没有？你在军队里到底做了什么违法乱纪的行为，竟然让下至中尉，上至某部委的大领导都为你操心。你的本事可真大了，你一个列兵都算不了的人，竟然闹出了这么大的动静。这可是为什么，你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这位小伙子耷拉着头，头发一根根落下来，砸在地板上雷声一样响。惨白的脸如同一张白纸，没有一点儿血色。说了几句话，他早已支撑不住，手脚软下来，身子一歪，倒在只剩下木板和弹簧的沙发上酣然入睡，涎水如瀑布般从嘴角边溢出，哗啦啦地撞到地板上。又像急促的溪水般流向门口的低洼处去了。我从他打的呼噜中可以听出，他的喉咙被堵塞着，那里一定有什么坚固的东西。
我是《蓉渝新闻报》的记者，几个月前就有人给我打电话说南部滨江街道办有一个“老缠访户”。她是一位母亲，她上访已经有近二十年了。听说她的儿子在95964军队出了点事，被遣送回家，她觉得这中间一定有什么“问题”，于是，她开始了上访，老是找上级，从县级找到省委，又从省委找到中央军委，中央军委又一层层落实，落实下来，可这位母亲还是不满意，又一层层上访，高层又一层层落实下来，她又一层层上访……如此循环往复，周而复始，弄得地方和95964部队的“官员”都疲惫不堪，“怨声载道”。听说这位母亲具有“超强”的毅力，是吃了老鼠药了。现在，虽然须发皆白，还在积极准备材料上访……这让我感到惊诧不已。
主编对我说：“你是大学新闻系的高才生，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你的新闻稿发了，引起了轰动，那说明我慧眼识英才，用人用对了；倘若你的文章产生什么负面影响，那也不要紧，我已经是个要退休的人了，撤了我的职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你可能会调到那些发狗屁新闻和黄色烂事的小报社了。你去不去？”我想都没想就答道，我去，我一定去！我也是想要干一番大事业才来的。现在这个世道，不是为了钱，就是为了名。有了钱一定会有名，有了名才可能有钱。我是个刚出身社会的大学生，还没有女朋友，还没有能力买房。北上广几万一个平米，我们成都也是一两万一个平米。买不起房就娶不起媳妇，这辈子我可能要打光棍啊。我可不能懈怠，我得抓住一切机会挣钱，也挣名。可眼下我不曾想到，我采访的对象，跟我说不了几句话，连正题话都没有“入”，就“酣然”入睡了。
仰卧在木椅上的小伙子忽然梦中惊醒。
哎哟，哎哟，不要打我了。哎哟，哎哟，蚊子咬死我了。
我感到无比惊异，这还是初春天气，昨天还下了一场小雪，把窗外的凤凰岭给染白了。那一座座山峰就像一只只白头翁矗立在那里。哪来的蚊子呢？我感到我采访的对象的神经有点问题。我想在这小伙子身上找到一点答案是不可能了。
天气还有点寒冷，可他已经穿上衬衫了，那件白色的军队衬衣领肮脏不堪，乌黑麻垢的，还散发出一阵阵恶臭。我在走近一点，看到他胸前挂了一个挂牌，是医院里病人的编号。我翻开一看，姓名，汪小燚；年龄，二十一岁，0266号。落款是：四川省南部县神经专科医院精神病科。
难道汪小燚是一个精神病患者？
我看我是不能在汪小燚这里“访”出些什么有价值的“新闻”了。我于是站起来准备离开了。忽然，我看见汪小燚面前的茶几(这是一张玻璃面茶几，但桌面已经被什么重物杂碎过，桌面上呈现出一朵朵菊花似的裂纹。裂纹中间还镶嵌着干枯的饭粒、油垢)上有一张纸条。上面写道：
我儿，我进门时你已经睡着了，我不愿叫醒你，我知道你清醒时能认识字，你自己多保重，饿了就吃饭，渴了就喝水。我已经从乡下你孃孃返回了这个城市，你孃孃家也不宽裕，我回来已在某街处（里城市中心较远）找了个还没有被那些黑心的房产商“相中”的地方，想用自己的手开出一块菜地，种上几棵大白菜让你吃饱些。我也想念你的妹妹娜娜，不知她现在怎么样。但我发誓不愿见到你的母亲罗玉英。
我立即搜索了一下“某街”，发现它在城市边沿的地方，但必须乘12路公交车才能达到。这时天尚早，太阳像个圆圆的魔术球挂在天上，放出让人刺眼的光。
警 察
公交车上我遇到一位以前采访时认识的警察。我感觉他丝毫没有一般警察那貌似“威严”的样子，他就像我们一般的知识分子，温文尔雅，还有点腼腆。他对我说，加我微信吧，我得教教你，你这个人有点偏激，一定要小心啊，你不要在网上发表什么不得体的言论，外面随时随地都有监控，不要做违法乱纪的事，否则会影响你前途的。我说，不是有人说过，没有偏激就没有成功吗。他淡淡地说，那是哲学家说的，我们可是现实主义者。他又对我说，听说你要采访我们县里的老上访户罗玉英，我劝你就别去了，你不要给你自己找不痛快。我说我是个记者，就是干这行的，记者就是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者，是靠真实吃饭的，挖掘真实才是一个新闻工作者的价值。警察说，真实不一定有价值，有价值的东西不一定真实。我顿时对这位警察朋友感到十分“敬佩”，值得我们这些“愣头青”学习的。警察队伍里居然有这样思想高深的人，像是一位博通古今的大哲学家。他又说，社会就是一张大网，任你在网里跳，你也不会跳到那里去。那就拿你要采访的对象罗玉英说罢，那可是我们局子里上了“号”的人，每年都弄得我们非常尴尬，尤其是每年开全国性会议的时候，她就像夜里的老鼠一样准时出动了，悄悄地坐上了火车，向省城成都向首都北京出发，那边的监控早就发出了预警，要我们拦截，我们便着了便服，悄悄地跟随在她的后面，只要看到她准备进入国家机关的大门时，我们就会采取强制措施，把她给强制带回来。回来之后，我们好说歹说，总算让她安静几天，可隔不了几天，网上的警报又响起来了，我们又会接到我们局雷局长的电话：“杜所长，杜所长，你明天带上几个人到省城火车北站务必把罗玉英给我带回来，必要时再羁押她半个月，让那个会开完再说。”我们去了，也把罗玉英给带了回来。但我们看到她那狼狈的样子，也动了恻隐之心，劝她说：“你儿子都这样了，你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呢？”罗玉英可是个死脑筋，我们都说她的神经有大问题，她始终坚信她儿子受了不公正待遇，她始终坚信会有人出来给她一个公道。可现在，没有任何人会这样想。我听说她儿子在95964军队里出了事，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也是不明白，我也不想弄明白，听说涉及很多人，很多单位，搅得我头昏呢。我只是听说她儿子在那里挨了打，到底是怎么打的，我就不知道了。我每当看到罗玉英那双哭肿的眼睛，也替她难过，她儿子都成了疯子了，丈夫汪元培也与她离婚几年，她还是那样死杠，她说我们混蛋，说我们领导混蛋，说我们整个世界混蛋，我们能服吗？我们领导会对她客气吗？至于在她和她儿子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一般人是弄不明白的。她见到任何人都述说她儿子是冤枉的，政府冤枉了她，民政局，派出所冤枉了她。她的脾气可大呢，除了她爹妈没有骂过以外，任何人她都骂过。她骂我们什么呢，其实她自己也不知道，我们只是奉命行事，把她从北京的中央军委门前带回来，从省府的大门口前带回来，在她的家门口前训斥她要安分点，你这样浪费国家资源是可耻的，理应受到惩罚，可我们政府对你宽大了，你这样成天上访不劳动，我们还给你发生活费，你可要有良心啊。
可罗玉英就是听不进去，我刚见到她的时候，她那时还年轻，可你现在看，不到五十岁的人，看起来已经像是六七十岁的老太婆了，双眼泡肿，眼球凸出，头发花白，全身浮肿，衣衫褴褛，走路一瘸一拐的，身子像是要散架了，我们就非常担心，要是她那天倒下了，她那坐在轮椅上的疯疯癫癫的儿子该怎样活呢！
听说你要去采访她和她儿子，我劝你少管闲事。
父 亲
汪小燚的父亲叫汪元培。
我见到汪元培时，他正在用一个缺了齿的钉耙挖某街小区前的一小块地。说是一块地，其实就簸箕那么大。钉耙举得很高，可落下来却没有多大的力，所以我在旁边挂着照相机等了他老半天，也没见到他“开辟”出多少土地来。我想，他与《西游记》里使用钉耙的猪八戒差远了。猪八戒可以用钉耙打一下妖怪，他想能在这里种上些什么呢，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这里什么都种不出来，无论是是西红柿，还是黄瓜、茄子。因为这里的土非常贫瘠，要不是城市扩张到了这里，这里一定还是“人迹罕至”。周围全是垃圾，臭气熏天。不远处就是这座县城的两条小溪状元溪和银鱼溪的交汇处，也是这座城市的“排污口”。又黑又臭的污水哗哗地跃入江中，激起了阵阵黑色的波浪，波浪上顿时开放出无数黑色的花朵，那恶心的“花香”便飘荡在江边，飘荡在这个城市的每个角落。一阵午风吹来，夹杂着江水的腥味，那气味更叫人难以忍受。我想起了波特莱尔的《恶之花》中的诗句：
我们将拥有一张充满幽香的床，
如墓穴一般深的长沙发，
架子上摆满奇花异葩，
在格外美丽的天空里绽放。
我们将耗尽最后的热情，
两颗心好比两把烈焰，
两个灵魂合成一对明镜，
在互映中闪现光辉。
在碧蓝粉红交织的神秘之夜，
我们将唯一的电光呼唤，
如一声充满哀怨的叹息；
随后，将有忠实快乐的天使，
轻轻推开心灵的门扉，
把沉寂灰暗的双镜重新唤醒。
我只得掏出手巾纸捂住鼻孔，还是喷嚏不断。
（你在挖什么。我问。）
什么也没有挖。我想给儿子刨一个“馒头”。
我疑心这位父亲也是不是疯了。从地里刨馒头，就能解决他们家的问题？
我又说，大叔，不，大哥，哦，我还是叫你大叔吧，我的父亲跟你的岁数差不多。
这位父亲生气地说，随便你叫，你就是把警察叫来，把县长叫来，把那威风凛凛的军长叫来，我都不怕！
我说，我只是个小记者，哪敢叫来这些“豪士”角色！
那你这记者就不管用了。你采访了我也没有什么用处，我何必费口舌给你讲呢。小伙子，回去采访正经报道吧，兴许会对你又好处。我这里没有什么可采访的。你听到的只是传闻和传说。说什么我原来是国税局的工作人员，还有升职的希望。就因为我老婆是个人见人恨的“老缠访户”，就因为我儿子的问题弄得那些当官的心里很不舒畅，我就被“开除”了，被勒令退休，不发一分生活费。你叫我一家人吃什么，喝什么，我只有在垃圾旁边开一块地，种上玉米，稻子，小麦，我就不相信我自己养活不了自己！
我老婆怎么啦？你就别问我那可恨的老婆了。别人恨她，我也恨她。恨她太虚荣，太刚烈。你与她生活在一起，就如同一把锋利的刀刃架在你的脖子上，时刻都在流血。她大喊!：我不爱国谁爱国！她大叫，我不守边谁守边！她大呼，我不当兵谁当兵！你听听！谁有她的言语响亮，谁有她“筋风火扯”？
儿子当上兵了，她痛哭流涕，紧握住县武装部长的手不放，那一滴滴眼泪滚落在部长的手臂上。她激动，她兴奋，她喊道：我骄傲。我劝她冷静一点，当兵对我们这些家庭来讲不要只看荣誉，要实际一点，我们还没有买房，我们还有一个女儿，那是老父亲从巫溪县捡回来的，在他临终前托付给我们，要我们跟儿子一样养大，养好。你看现在怎么着，就是我那个老婆，拉着我去“上访”。单位给我记下的旷工达到了几百天。我眼里反而没有了眼泪，我眼前只是一片黑暗，黑漆漆的白天，亮堂堂的夜晚，我看不见任何色彩。
我们回到县城，家门大开着，不见我的儿子。邻居说，你儿子天天去街上找你们，去52队车站接你们，他这时可能在银鱼街呢。我知道儿子的精神早就不正常了，医院鉴定是精神分裂症，可那些领导和部门不认可，说是本地本市本省的医院作假，我们又上北京的精神医院去鉴定，结论还是一样。
我见到儿子时，我就给儿子跪下了，几年前，一个活波健康的小伙子现在就成了一个痴痴呆呆完全失去意识的人，在这大热天里还穿着一件厚棉袄。身子不停地在抖动着，嘴边流着涎水，口里直叫着，我要妈妈，我要妈妈，谁人看见我妈妈，就叫她来接我，我不想呆在这儿了，这儿的人坏，打我，让蚊子啃我，我实在受不了，他们还用脚踢我，把我的肠子都踢出来了，我的屎尿都流一裤裆了！
儿子身边放着一只空碗，碗沿还残留着一根早已干枯的面条，这碗是好心的人端来的。我只有谢谢他们了！我只有谢谢他们了！
你在我这里采访不出什么新闻，我现在什么也不管了，我早脱离了那个“家庭”了。有什么疑问，还是去问问那个让我头疼的罗玉英吧！
母 亲
（我说，我是记者，你能给我讲讲你和你儿子的事吗？她神色忧郁，眉毛几乎都蹙到了一块了，完全没有一般女性那样舒展的额头，没有染成黄色或绿色棕色的头发，但她最终点了点头。）
我叫罗玉英，汪小燚的母亲，汪元培的妻子。
先要声名一点，我与汪元培已经离婚，儿子汪小燚和女儿娜都判给了我。
汪元培的工作是我一手给他“毁掉”的，他提出与我离婚，我没有什么异议，他说不要孩子，也是合情合理的，我接受，但他为什么被勒令退休，而且不发一分钱的退休工资，那是上级要我们屈服，听从县上的安排，尽快把我儿子的案子给了结了。一旦结了案，什么都好说，我丈夫的工作或退休金，我儿子的补助，我女儿的工作，我的社保，等等。可我坚决不干，我要的是说法。你听明白没有，说法，我心中只有那个说法，其他的什么都不认。我没有读过多少书，但我明白什么是“正义”，我寻求的就是那个“正义”。我为了寻求这个“说法”，什么都不顾，什么“尊严”，什么“面子”，甚至我的命。没有说法，我就没有活着的价值。我现在活着就是为了讨一个说法。在很多人看来，那是多么遥远的事，可我就是不管。我白天逢人就要讨一个说法，晚上在梦中也要讨一个说法。我想，即使我到了阴曹地府我也要向阎王爷讨一个说法。
（我问，那说法就那么重要？宁愿家庭破裂，夫离子散？宁愿坐牢？宁愿挨打挨骂？）
（她斩钉截铁地说）是！
（她撸了撸袖子说）你算是记者中最有良心的人。不像有些记者，糊弄人，什么曝光，什么为民做主，一派做作，一见大人物说什么，马上笔锋一转，就来了个“但是”“况且”之类来敷衍。我说中国的文人最下贱，你信不信？
（罗玉英接着说）你看看我这只眼睛。我现在简直成了独眼龙了！那是在看守所里被那个女副看守所长打的。当时我不服“处理”，跑到北京去告状，被当地政府的人用车送回了县里，就立即被关进了看守所。每天从早上8点就开始，一直要审讯到晚里上12点，不给吃，不给喝，不准休息。
在拘留所，每天在三百瓦大灯泡下熏烤下，烤得我全身的肉都“咝咝儿”作响。
这些人早就忘了我是“母的”，三个月没有让我洗澡，没有让家里人给我带一件换洗衣服，甚至没有卫生巾，月经干了又流，流了又干，衣裤又脏又臭，我自己都十分“憎恨”我这副臭气熏天的皮囊。那些人怕臭，就老远用警棍电我。美其名曰：蜻蜓点水！
小记者，你不要怕，我撸起袖子你看，这青的紫的，这可不是假的，这是“货真价实”的东西呢。
当时的县长杨建华和副县长祝琳也天天来审问我，威胁我。县长说，只有你写几个字，不要退伍证，不要除名证明，马上就放你回家吃饭换衣服，你看你妈的又脏又臭，简直就是个疯子！讨口子（乞丐）！我大声说，我不服！我不写！木键化讥笑说，你不写就没有好果子吃！你想与我们政府和军队作对，简直是找死！你难道真想“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简直是恶搞！），你做梦吧！
我被几个人反手捆着站立起来，那看守所副所长在我周围跑了几圈，我还没有想到她要干什么，忽然，她猛然朝我冲过来，挥拳向我脸上狠狠重击了数下，其中一拳正好击中了我的右眼，我顿时眼睛一黑，一阵刺痛颤栗了全身，鼻子里眼睛里的血都哗哗地直往下流……我站立不住，倒在了地上，不停地抽搐着。
后来，我被送进了四川省女子监狱劳教了。奇怪的是，监狱里的所有人，囚犯，都知道我是‘冤案’，而且眼睛被打瞎了一只。监狱干部们吃什么好吃的，他们就盛给我一碗。他们又不让我多劳动，我说我就是来劳教的，怎么能不劳动呢。况且我也一直没有闲着的习惯，我还是与其他囚犯一样地参加劳动。我虽然只有一只眼，但我的劳动产品却比其他人多得多。监狱里领导决定给我治眼睛。一天夜里，我梦见了一位白胡子爷爷，他对我说，孩子，历朝历代都有冤案，你能比窦娥冤吗？你能比小白菜冤吗？你毕竟还没有血溅刑场，人头落地。明天会有一个贵人来帮助你，记住哈！我醒后想，我在这里人生地不熟的，几十公里外的市区医院哪会有人帮助我！
第二天，我进了某市医院眼科检查室，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医生在耳边悄悄对我说，我昨晚做了一个梦，一个神人要我帮助你。我当时想，又莫不是有人设计骗我的吧。我上过了很多当，在我上访的过程里，很多人都说要帮助我，最后那些人不是离我远远的，就是与那些恶势力合伙来陷害我。我于是假装没有听见，不吱声。结果在开病历时对押送我张大队长说，这个病人眼病十分严重，按条例适宜于保外就医，张队长说，可以，只要你能开出证明，我们就照办，她的情况我们知道一些，这个人我们省队本来就不想收，但他们县上人就做我们的上级工作，我们也实在没有办法。听说她家里还有一个半疯的儿子和一个几岁的女儿，不容易啊！
证明开出来了，我欣喜若狂，我想，我可以回家了，可没有想到的时，南部县的人说我不符合“条件”，即使符合，也必须要县长杨建华和副县长祝琳们同意。电报发过去，又有电报发过来，不知电报在路上倒倒拐拐走了多少路，一晃，时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几个月。我是穿衬衣去医院的，结果到了大雪年关还没有结果。这件事就这样被洗白了。我在大年三十的晚上，望着儿子、女儿和丈夫所在的东方嚎啕大哭，都哭哑了嗓子，一口汤也喝不下去。那个年，噩梦一般，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我已经记不清我进过多少次看守所，多少次北城、东城、西城、南城派出所……
我确实是个‘老上访户’，‘老缠访户’，是省、市、县和武装部委人见人恨的上访户，我被上级遣送回多少次，我也记不清了，他们的档案上会记载的，但我不死心，不安心，我要最高军委和省市县给我一个说法……
我的丈夫最后指着我的鼻子说，你这死婆娘，害人精，当初我娃去空军部队我就不愿意，是你签的字，你还放什么狗屁：去空军部队好得很！！？开什么飞机，一飞冲天，一鸣惊人！从今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你就把牢底坐穿！我要与你离婚！
原来他来看我时，刚进看守所的大门，就被几个藏在暗处的人按住狠狠揍了一顿，鼻梁被打断了，肋骨被打断了一根，头上挨了一玻璃瓶，一块玻璃渣至今都没有取出来……他实在受不了，多次遭单位警告！！：再放任老婆上访，饭碗不保，收起铺盖走人！
那一见面就骂我：你个杂种！疯子！儿子犯了军规，你还来胡缠，该死！……
室友们问我：你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那些人会这样仇恨你？我对他们说：
那一年，我儿子的婆婆死了，他们婆孙感情很深。儿子要回来送他婆婆一程。他就去向中尉请假，中尉就批了他三天假，与他同去请假的战士却批了半个月的假。他去找中尉，中尉说你再多说就‘军法从事’。他打听到其他人是怎样请假的。最后，得知那几个人每人向中尉送了五百元钱。儿子不服，就向上级反映。中尉知道后，就带人将儿子打了一顿，关进了一间屋子，并把儿子衣服脱光吊起来。晚上全身叮满了蚊子。儿子实在受不住，就将头向铁窗上撞去，想自杀以解除痛苦。这样关着吊着一天一夜。第二天早上，一个新兵路过那间屋子，才发现奄奄一息的儿子。于是他们才把他放下来。这时，儿子一会儿发冷，一会儿发热，他们就把他送到卫生所只给了些感冒药吃就完事了。从此，儿子就晚上睡不着觉，嘴里胡说，眼睛发直。空十五军44师9596部队还召开了六百人的除名大会，将我儿子开除了，说我儿子违犯了“军规”，被送回南部县武装部。县武装部翻阅档案时，又没有发现有违纪记载，拒不接受此人。那带队的说马上回去补齐，他们便回去做了两个假证（叙述时间在儿子关押之后）。我不服，一定要讨个说法。那带队领导对我说，只要你接收人，年底就给你儿子办退伍证，按退伍处理。我当时为了给孩子看病，就勉强同意了。他们给你两千元钱就扬长而去了……
我把儿子送到南部县医院一检查，大吃一惊，原来儿子的右肾已经坏死，精神上也出了问题。我又将儿子送到西华医院精神科检查，儿子确诊为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了……
我找到了县武装部，县武装部说他们也没有办法。……
我又找到了儿子所在的空军十五军44师。那里领导拒见我。
我又找到部队上级，站岗的说领导从北、西、南、东门出去了，结果几天几夜毛也见着……当然，那领导头上没有一根毛。我冤枉他了。
后来，部队领导对我说，你儿子的事情不是解决了吗？你们县武装部、司法局、县政府与你本人都签了字的，盖了大印的，你还找什么？你想反悔吗？这可不是儿戏！
我不信。他们就在我们面前放了一份《公证书》复印件，我一看，吓蒙了。原来那份公证书上有我们县、县司法局杜副局长、县武装部仇副部长的签名，以及鲜红的章印……“军地双方已经同意和解，予以解决！”
原来如此！
可我可从来没有知道过此事……尤其是其中的细节……
（那些室友睁大了眼睛，张大了嘴巴看着她）
在那所监狱里，我知道了这世界上还是有好心人。我水平差，没能写出来，我就给我的室友讲，给押送我的狱警讲，他们真的信了，说我的的儿子绝不是坏人，说我也绝不是坏人，不应该来到这个地方。
监狱领导告诉我，我的材料上只有我的手印，没有我的签字，只有木键化县长漂亮的签字：累犯累教，十恶不赦！
我越改造心里越亮，我仇恨的种子越扎越深。
几年后的一天，我站在了祝琳副县长的面前，说祝副县长，我回来了！她一脸惊讶，尴尬地笑着说，罗玉英，你真了不起啊，你还活着，你们监狱那次“5.12”地震没震死你。那厂子里的机械没压死你，那山崖上的落石没砸死你，山林里的雷没劈死你，山里的野兽没抓死你？……我也笑笑说，老天不让我死，你也别想让我死！
这个是我们家悲剧的根源之一，我怎么不恨她呢？据我所知，因一个偶然的机会，作为一个乡林业员的她被临时调来接待了一位大人物，几个月之后就调到了县级机关，慢慢地以培养妇女干部为由被提拔，后来她居然当上了副县长，主管县上的外事活动。很多男人见了她就想吐，瘦的像鸡一样，还骚里骚气的。我不知道她贪污了多少，我只知道她在我们县里，她就有好十几套房子，十几个口面，她还与人合伙开妇科医院，茶坊，酒店，火锅店，鱼庄等。
就是她背着我和我丈夫跟空军部队达成了“协议”，背着我把我神志不清的儿子拉到某办公室签下“同意”二字，又背着我们与某单位做了“公证”，最后成为南部县的对于这件事的“处理意见文件”她导演的“戏”的确像是“真的”，可我就是不信，打死我也不相信！我精神分裂症的儿子签下的文件她居然上报到了上级部门。那些人居然还相信了她，有的人还认为她“精明能干”，那她到底是怎么办事的，这是你知道的，我就不说了。告诉了你，你又不是纪委，我和你还是拿她没有办法。有一点大家都知道的是，在某地“处理”我儿子的事后不久，她的那个在冕阳中学读书的女儿就进了“空军”，这是我们万万没有料到的。她使用了什么法子摆平了她自己的事，只有天知地知了。我只知道她冷脸对我们说，快回去！别在这里丢人现眼了！你那疯儿子我们会“解决”好的！你看，她就是这样的水平，这样的“领导”。她开会时常常读错别字，信口开河，惹人笑话，不懂装懂，秘书的稿子都读不“抻展”。她开会时屁股撑破了裙子，露出了一圈黑屁股，哎哎！
你是记者，难道我就会相信你吗？不会，我只相信真相！我不怕打，我的磨难够多了，再来一点我也不怕！
她笑笑，可那笑比杀人更可怕！
门铃响了，罗玉英警觉地站起来走向房门。她先用她的那只好眼触到门镜上向外看了好半天，才说是女儿李娜回来了。于是，她“啪”的一声打开了们。一位脸色红润，面带微笑的少女提着网袋进了屋子。当她看到一个陌生人坐在屋里时十分惊讶。罗玉英笑笑说，没什么，是一个小记者。
女 儿
李娜已经是一位毕业的大学生，红扑扑的脸上洋溢着青春的活力，就像经过严冬考验仍精神抖擞地开放着的梅花，令人感到一丝喜悦和欣慰，但穿着仍像一位高中生，身上还是冕中的学生制服。
记者哥哥，李娜好似有点胆怯，说我本不想出来见你，可妈妈说你是个好人。我们家的事让你费心了，你能帮我们就帮，不能帮我们就算了，也有许多想帮我们的人还挨了黑打，我们家经常有人闯入，砸锅砸碗砸电视，我们还挨了很多打，我们不想让你受累。
我不想说我的事，我长大了，我要为我的家人活下去，都是为了哥哥，我就说说哥哥的事。
哥哥出事的时候我还小，我只知道我妈妈哭我就哭，我是真哭！（她的声音忽然颤抖着，眼睛里也汪着泪水）
哥哥对我一直很好，我听说我不是我妈生的，一家人对我这么好，妈就是我亲妈，哥就是亲哥，奶奶就是我亲奶奶。
哥哥当兵走后大约两个月的一天，八十岁的奶奶忽然说，我想孙子了，快回来看我！我们都觉得她看玩笑，一天能吃能喝的，那会死呢。可第二天早上她就死在了床上。奶奶平时就怜爱我们哥妹两个。我妈就给哥哥的部队发个一封电报，说奶奶死了，望要回来看一眼。哥哥对奶奶感情很深，当然就想立即回来。听我哥哥说（哥哥清醒时讲），他当时就向中尉请假，一同请假的有四名战士，中尉告诉他要研究研究，我哥哥就等着，可等了一夜，第二天没有消息。等到第三天早上，哥哥实在耐不住了就去询问，文书说中尉出外出去执行任务了。我哥听到靶场有枪声，他跑到靶场一看，中尉正与几个老战士练枪法。哥哥走到中尉跟前，敬了一个军礼，大声说：报告中尉，请批示我的丧假！中尉没有看他一眼，仍旧打自己的枪。“砰”，正击中靶心。
过了很久，中尉懒洋洋地说，什么事？我哥哥说，我想请问一下我回家为我婆婆奔丧请假的事。中尉说，我们不是在开会研究吗?我哥哥说，我已经等了两天了，我已经等不及了。中尉说，你等不及也得等，中尉去团部开会去了。我哥哥说，那中尉什么时候回来呢？中尉说，那我就不知道了，可能还要几天吧！我哥哥的眼泪都快要流出来了，用颤抖的声音对中尉求情道，报告中尉，请你能否给团部的中尉打一个电话，给我通融一下，我一定要回家送我婆婆一程，我以后绝不请假了！中尉听后不知哪来的气，对我哥哥骂道，哪来的野种，敢拿中尉压我，我就是不给你批假，看你怎么着？当时，哥哥也生气了，又立正敬了一个军礼，喊道，报告中尉，你不给我批假，我就立即上团部评理！中尉大怒道，你一个小小的新兵敢去找团部评理？是不是活腻了！他向陪他打靶的士兵喊道，来人！将这个小杂种捆起来吊在棋牌室的窗子上，让他尝尝“鸭儿凫水”味道。于是，几个身强力壮的士兵就把哥哥用麻绳捆起来吊在连部棋牌室的窗户上。哥哥上不沾天下不着地就这样被吊着。手脚不一会就麻木了失去了知觉。看看天快黑了，也没有人来看一下。哥哥肚子又饿又饿，不停地叫着，可附近没有一个人。过了几个小时，哥哥的声音嘶哑了，再也叫不出了。
不知过了多久，夏夜降临了。先是一阵狂风暴雨，冷得哥哥全身直打颤。不一会儿，雨停了，空气像浓重的黑暗一样粘稠起来，封闭的室内让人窒息，只有一扇窗户的边缘有一条缝隙。可营房周围都是大山，山上是浓密的树木，树木生长着奇形怪状硕大的蚊子，附近农民的牛晚上都不敢放出来。
这时，那窗户的缝隙里钻进了蚊子。开始是几只，在哥哥的耳朵边吟唱，随后就是几十只围住哥哥叫，在后来，就是成千上百只把哥哥包围着，一齐扑向哥哥。哥哥的的身子悬空着，手脚被捆绑着，全身无法动弹。开始，哥哥还能将头摇来摇去驱赶蚊子，不一会儿，颈项僵硬了，一动不动，像一具“僵尸”，任凭蚊子“采血”。
第二天早上，一位新兵因为好奇路过这里，看到哥哥早已脸色惨白，早已失去了知觉，就去叫了几个人才把哥哥放了下来。
中尉对躺在地上的哥哥说，活该，这就是顶撞我的下场！卫生员，给我拉到医务室，给他吃点感冒药就行了。
后来的事哥哥自己也说不清了，我也很难给你说清。哥哥想说清，因为司法鉴定他是一个肾衰竭者，精神分裂者，他说的事法律都不会相信，人们更难相信。
不知道什么原因，祝琳副县长代表县政府与空十五军44师9596部队签订了一套没有我们亲人在场的《军地双方谅解公证书》。事情就这样被“调解”了。我哥哥什么也没有得到，什么说法也没有。
我记得我与父母一同到空十五军44师9596部队同军队代表进行谈判。我父亲也想早点了结此事，得点钱算了，可母亲坚持要两证，一是退伍证，一是残疾证，否则，我哥哥的后半生就没有着落了。父母为此大吵一顿，我当时只有几岁，听不下去了，就跑回招待所睡觉了。待我一觉醒来，看见父母都哭丧着脸坐在我的床前，我知道这一次又是白跑了。明天只有回家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起床回家。我和妈妈在广场上看东西，爸爸去买票。不一会儿，广场边聚集了一大群人，我非常好奇，跑过去一看，是一群人在殴打一个人，打得那个人在地下抽搐，喊声都叫不出来。我忽然发现那人跟我父亲相似，跑过去一看，果真是我的父亲，我大哭起来。我赶紧跑回去叫我妈。妈妈来了之后，费了很大的劲才把我爸爸从密密麻麻的拳头里解救出来。只听那些穿便衣的人对我们说，你们这些无懒，如果再到这里来纠缠就打死你们！妈妈立即报了警，可警察来了，除了驱赶了那些打手之外，就没有其他说法了。他们说要立即展开查，请我们等待，可我们要回家，身上又没有多少钱，哪能等下去，我们就只得哭着回来了。
父亲还挨了一次打。那是母亲因为上访被羁押之后，我父亲去看妈妈，刚进看守所的大门，立即窜上来了几个人，就给父亲一顿毒打。这一次打得父亲好惨。眼睛肿的像拳头那么大，一脸乌青，我看过当时的照片，很是吓人。也就是这次挨打，父亲落下了脑震荡，半边脸得了脸瘫，后来，就得了中风，生活都几乎不能自理。父亲就只好离开我们，到了乡下嬢嬢家休养，我们多年都没有见过面了。
我们在北京上访的时候为了生存，就到菜市场上去捡烂菜叶子充饥。
因为母亲是县出名的上访户，经常就有人来抄家，来监视，尤其是沟子嘴街居委会的张璧书记，见了我们就骂，还故意挑唆邻居来对付我们。一天晚上，一个小伙子还用刀对着妈妈威胁，说你再上访我就扎死你。但妈妈没有被吓到，睁着大眼死死地盯着那个小伙子，这样，僵持了半个小时，那个小伙子反而被吓跑了。后来天亮了才得知他是住在一个单元的邻居。妈妈立即报了案。过了会儿，警察来了，带走那小伙子，但不到半个多小时，那小伙子又在街上溜达。
我们家的锁经常被撬，妈妈也想不通。一次，妈妈路过某一家修锁的摊子，那个修锁的瘸子正对一群老太太发气，说，那个张璧书记（街道办书记）真不义气，她要我扭了罗玉英家的几次门锁，“辛苦钱”还没有给我呢。一次一百元。我妈妈听了，气的不得了，原来是这样……我妈妈走过去就给那个开锁王一耳光，那人才转过身，一看是妈妈，一溜烟逃了。妈妈也立即报了警，警察来了问明了情况，只说：你今后“小心”就是了。
哥哥现在连户口都不是我们县的，没有生活费，没有医保，就靠母亲借钱度日。亲戚都借遍了。那些亲戚躲得远远的，一见我们就像老鼠见了猫一样。哥哥病得很重。只要听到一点声音，他就会起来大喊大叫，说又有人进屋来打他了，让我们白天晚上不得安宁。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学习生活的，从小学到初中，从初中到高中，一直到高中毕业。但我一听见音乐，我就会忘记一切，完全沉浸到了那音乐纷飞的境界之中，就会忘记我们家的惨状，我们家的痛苦，我们所受的白眼和羞辱。
音乐界里有许多明星，我有时也崇拜他们。有的同学问我崇拜谁，我毫不思索地回答他们，我崇拜我的妈妈，她是那么坚强，为了哥哥，十多年了，就一直这么走了过来，进过派出所，进过监狱，挨过数不清的毒打和羞辱（不知道他们是谁，也不知道他们为了谁），而且我妈妈对音乐也很有天赋。每当我哭泣的时候，她都会给我唱一首歌。她的歌声是那么动听。月亮出来了，就唱月亮。星星出来了，就唱星星。黑夜里，四周一片寂静，她就哼起了无比柔和的曲子，很快我和哥哥就进入到了梦中……我们在梦中是多么快乐啊，我又看见了哥哥穿着威风凛凛的新军装走在校园里，我又看见哥哥给婆婆买来了油饼麻花，我又看见哥哥给我买来了唱片，《我们荡起了双桨》的旋律响起来了……妈妈的声音是忧郁而热烈的。一会儿像是皎洁的月光，一会儿像是低婉的哭泣……我后来考上了音乐学院，无不是受了妈妈的影响。她说，音乐是她的梦，她年轻的时候只要听一首歌曲，她就能写出这首歌的五线谱来。
有多少年了，没有再听到妈妈唱歌了！
什么时候能听到妈妈那动听歌呢？
我一时语塞，我觉得天地一片混沌，再也理不出一点思绪来。
一丝白云在蓝天上漂浮，一刹那又被风吹散了，失去了踪影，我只有停下笔来叹息。
控 诉 状
（李娜走进里屋拿出一个破旧的材料袋，我打开材料袋一看，原来是一份《控诉书》。我问李娜，能看吗？李娜说，当然能。不过，你不要写进了你的新闻稿子里。新闻里塞进《控诉书》，倒是件新鲜事，你却搞乱了文体发表不出来的。再说，法院还没有判决下来，大家看了也没有用处，只是交代过事情的原委罢了。我又问，有了这个《控诉书》，你妈妈能赢得了官司吗？李娜一脸茫然，说那只能相信神仙了。也许有心肠好的神仙，我们就只有等待了。不过，你在抄袭这份《控诉书》时，切记不要漏掉任何细节。细节是小说的生命，也是法律的重要基础。我说，好的，我仔细抄着呢。）
控诉人：汪小燚，南部县人，1999年入伍，空14军44师大队一营战士。
控诉人：汪元培（父亲），南部县人，住南部县南隆镇，现无固定住处，身份证1234567891011，联系电话18089678459。
控诉人：罗玉英（母亲）南部县人，住南部县南隆镇，现无固定住处，身份证1326549871002，联系电话0899-5586611、11522913611。
被控诉人：祝琳，女，南部县人，原南部县副县长，现任调某市任副市长。
被控诉人：滕某，原任某县人武部部长，现任某市建设局局长（已经退休）。
被控诉人：杜某，原任某县司法局副局长。
案 由：朱、滕等人在处理汪小燚问题中，滥用职权，搞两地违法“公证”，欺骗上级、欺骗汪小燚及其父母。
请求事项：请求查处朱等人在处理汪小燚问题中的违法乱纪行为。
事实及理由：
某年某月某日，汪小燚因外婆去世请假回家奔丧……
(一)……
（二）《协议》有两个版本。……
（三）……
（四）蒙骗上级。……
（五）不履行政府敦应尽之责。……
以莫须有的罪名对汪小燚家家人进行非法关押、拘留、毒打、劳教、抄家，不留一锅碗瓢盆，致使控诉人遭受了身体和精神上的严重摧残以及经济上的巨大损失。
汪小燚的问题已经拖延了多年年并未得到认真解决落实，朱、木等人在处理汪小燚问题中的违法乱纪行为并未得认真追究。
现在，上级惩治了许多“老虎”“苍蝇”，许多冤假错案已经昭雪，这让控诉人看到了希望，相信正义是永恒的，法律是公平的，未来是美好的。控诉人请求严肃查处朱、木等人在处理汪小燚的问题中的“违法乱纪”行为。请求调查欺骗李家、蒙骗上级的《协议》的签订经过；请求调查《协议》两地“公证”的“违法事实”，追究责任人相关“责任”；请求调查朱等人在处理汪小燚的问题中“以权谋私的问题及涉及的相关经济问题”。在本案受理后，控诉人将提供相关证据，配合调查。
控诉人：汪小燚（无法出庭）
汪元培（不愿出庭）
罗玉英（！！！！）
（我问李娜，这些材料真实性多大，她抿了抿嘴唇说，你说呢？你看我们是撒谎的人吗？你看窗棂上那一缕缕鲜红的阳光，我哥哥天天坐就在那里，把自己沐浴在那阳光里，那温暖的阳光就是我全家人的希望和安慰。我看着看着，发现《控诉书》上的字体由黑体字变成了红体字，如被鲜血染红了一样。我猛地抬头，发现西天上正挂着一轮鲜红的落日，如血的光芒浸遍了整个世界……）
一位室友
（我终于结束了采访，但丝毫没有一点儿轻松的感觉。心头像压上了一块大石，有一种说不出的沉重。我一边站起身，一边在想，我该怎样下笔写这篇报道。是简要新闻呢，还是采访报道？是在我们的报纸上发表呢，还是写好之后藏在抽屉里，让它永远埋于尘埃之中？我们都知道，一件艺术品，即使价值连城，只要有人不喜欢它，它也许就会有“和氏璧”的遭遇，乃至被毁灭。这让我感到很为难。我总想通过我的文字留下些有价值的东西，可承认我们文字的权利不在我们手里，而是那些主宰我们命运的东西。就如同这一家人的遭遇一样，他们有他们的梦想，希望，可时常落空，以至于被毁灭。我们都被扔到了大海里，一个浪头就把我们淹没。我一边寻思，一边走出了房门。我看见房门的锁有新换的痕迹……忽然，在街道的转角处一个肩膀撞了我一下，我像被一块坚硬的石头给撞击了一下，我顿时记起了李娜所说的，他们家经常被袭击，我是不是遇到了同类的情况。我扶了扶我高度近视的眼睛抬头一看，一位黑而且胖的一位妇女站在我面前，眼神炯炯发光，正盯着我看……）
你干啥呢？你干啥呢？你撞我干啥呢？（明明是她撞我）
对不起，对不起。（我赶紧答道）
（她手里提着一个大网袋，里面装着苹果、饼干、茄子等）
你是干啥的?
我是记者。
啊哈，稀奇，你是记者啊？你跑到这里来采访啥玩意儿！你是想让我们赵姐出名呢还是出气呢！
我、我、
什么我的我的，你要了解赵姐，我给你讲讲吧。
（我颤抖着）
好，好！
（她放下网袋）
我给你讲，我不是这地方的人，是外省（嫁过来）的人。具体是啥省，你就不用写了。至于我的姓名也不重要，叫什么金花银花翠花，上了报纸人们也认不得了。
我是在某省女子监狱中认识赵姐的。虽然我的实际年龄比她大，但我们寝室内的人都叫她大姐。为啥？我们佩服她！佩服她啥？你前面的采访也知道，她这个人的个性，她这个人的执着，真真让我们佩服！你知道我们寝室内的人，杀人放火的都有，都比她的“罪”重，但我们心里承受的压力比她轻多了。你是有文化的人，不是有本小说叫《不能承受生命之轻》吧（我们无聊时也读小说，你就别笑话我们）。我们的“轻”无法与赵姐的“重”相比。
她还没有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一天早上，我们“头儿”对我们说，你们寝室要来一个人，这个人地方上很重视，要我们“看紧”，进来之后，你们也要给我看紧，不要出一点纰漏。
果然，晚上下班时，空床上就睡着了一个人，头发蓬松，脸色苍白，双眼紧闭，左眼角上还有一道刚刚结痂的疤痕。我们知道才来的室友都是如此，刚进来时很不“适应”，“被收拾”一下是正常的。她就这样一直睡着，大概睡了整整三天。
第四天，她才从床上爬起来，说姐妹们，给你们添麻烦了，以后请你们多多关照。我们一见她开口说话了，才一起围过来，坐到了她床上。我们在这“劳教所”待久了，也想了解一下外面的情况，希望这些“新人”能给我们带来一些新的气息。我们刚一问，她就哭起来了。我们这些人，早已不是一般的“女人”，在生活的重压下，眼泪早已没有了。我就大声道，妹妹，哭啥子啊，到了这里，你哭还有球用。你犯了什么“罪”才来的？
记者同志，你是知道的。关于劳教，我不知道现在是怎么定义的。我们这些人，犯的又不是“死罪”，又不是杀了人，也没有经过法庭审判，就被稀里糊涂地给送到了这里来。至于我为什么到了这里，暂且不说。你先分享一下一个室友的“故事”：她个子倒是蛮大的，她出去打工，家里只有一个老母在照看她的儿子。你想现在不出去打工行吗，地里种出庄稼能值几个钱呢。这也是逼的呀。倒是国家的政策好，在扶贫时，她们家的土墙给刷上了白粉，看起来亮堂多了。她们家瓦房的屋檐也给刷上了红漆，站在老远，看起来就漂亮多了。她春节回家后，听村里其他人说，每户还有七十多元的家电补贴。她就去问村干部，村干部说，哪有这回事？她说，我邻居都领到了这个钱？村干部说，那是瞎说，根本没有的事！她不服，就去乡里扶贫办问，一位干部说，好像有这回事，你回去问问村里干部。她说，村干部说没有这回事，可我的邻居都领到了。那位干部还是要她回村去问。这时，走进来一位乡领导，对她很不客气地说，那村的，在这里胡扯些什么，不要吃了屎还要啃沟登子。她当时也冒火了，说你们这些干部，不一视同仁，见我们不在家，就不给我们电器补助，这是什么道理？难道我们不是你这乡里的人？
这位乡干部见她大闹，声音就比她高了许多。说你这死婆娘，想在我面前耍横，你休想！这钱是真的，早已分给了村里，你回去找村里要！她也很生气，说我能在村里要到这个钱，我还来找你们干啥？你是领导，就该给我一个说法！那领导一锤砸在桌子上，桌子上的水杯都跳了起来，滚落在地上，啪的一声惨叫就粉身碎骨了。什么说法，你想要什么说法，这个世界，我的说法就是说法！记者同志，你想想，她毕竟是出去打过工，也不虚他这样“冒皮皮”。她也气急了，说你手下（村里）做事不公道，你不调查，不处理，还拒绝我要一个“说法”，她于是冲上前去抓住了那领导的衣领跟小鸡似的给提了起来，随手把他抵在墙壁上。那领导中午喝了点酒，一身酒气，身体是软绵绵的，被她死死扣着，动弹不得，嘴里只有呼的气，再也说不出话来。脖子和脸顿时红得像鸡冠一样。
不几分钟，噔噔噔，冲上来几个保安，将这个领导从她手里拔了出去。随后，又进来几个人，将她反手捆着，丢进一间黑屋子。后来的事你想想就知道了。那个乡领导就给正在开常委会的某县委书记报告了“这件事”。这乡领导正是书记刚刚提拔起来的。一听之后，便勃然大怒，说现在朗朗乾坤居然有人“吊打”乡领导，怎么树立领导权威？务必“严肃”处理。他扭头问了问公安局某某该怎么处理，公安局某某说，最好最快的办法就是劳教三年。于是，她就到了这里。我当时对赵姐说，你傻啊，明知自己吃了亏，你还要讨什么说法？你从哪里讨说法？
我又对赵姐讲，我们寝室内有个老师，也是一个“死脑筋”，一个说法讨了几十年，最后还不是呆在这里。现在学生你敢管么？他调皮扯筋，不上课不做作业不考试，你管得着吗？他上课大喊大叫，在校内谈恋爱抹口红，你管得着吗？他上网，玩手机，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你还管得着吗？这位大姐一心想当一个好老师，在教室里用课本书敲了敲一位学生的脑袋，因为这位学生在上课的时候把前面一位女同学的头发绞在后排桌子的钉子上，弄得那位女同学大喊大叫，结果课都没法上下去了。这位大姐不知道这位学生的姑夫是县委办公室副主任。最后，大姐被停了课，要求上门给家长道歉，教育局又追加处分：降为下一等职称，解除合同，并拉入教育黑名单。这等于给她一生“判了死刑”，她将永远不能从事“教育”了。她于是也走上了“讨说法”的道路。一讨就是二十多年。那些人觉得她是“疯子”，就把她给送到了这里。
我们寝室里的故事可多着呢，一个寝室八个人，我们戏称为“八大员”，每个人都有一段血泪史，都是一部大书。我们只是没有时间，没有能力给写出来。像你们这样耍笔杆子的人毕竟是少数。我希望那些小说家能在我们这些人这里多收集些素材，写出些人人爱看的作品。你们写新闻的就算了吧，胡编乱造糊弄人，只要挣到钱就行了。
寝室这几个人就给赵姐讲各自的遭遇，我们说一阵，哭一阵，又笑一阵。又什么了不起，我们女人又怎么了？难道女人就不能被“劳教”？
又经过些时日，赵姐终于平静了下来。我们经常给她打来好吃的饭吃，劝她多吃饭，少想事，睡闷觉。她的脸色也渐渐红润起来，身上的力气也多了。晚上，在煤油灯下，她才慢慢给我们讲她和儿子的“故事”。讲到伤心处，她眼泪哗哗地流下来，我们也陪着哭。她太不容易了，走了那么的路，见了那么多的人，甚至是我们想都不敢想的◎委领导她能见着，太神奇了，也是她的“运气”好。可为什么她儿子的事就没有结果呢？这让我们大惑不解。
我们劳教所是在一个地势极其偏僻的地方，我出来之后，我就忘了，我不愿再想起那个地方。那是我人生中最痛苦的一方烙印。四周是海拔四千米以上的高山。高山上终年被冰雪覆盖。时常有刺骨的寒风从冰峰上吹来。薄薄的布窗帘是挡不住那寒气的。夜晚的寝室就如同冰窖。我们经常整夜整夜都睡不着。我们也从不带镣铐。那些监狱警察也格外亲切。说你们要好好劳动，不要有什么想法，想“越狱”就想都不要去想。就是你跑了你也得自己跑回来。这里距离有人居住的村落也有百来公里，附近的草原上还有狼。
我们的工作是用手砸石子。每天都有任务，完不成任务就别想吃饭。赵姐因为一只眼睛坏了，经常把铁锤砸在了手上，但她还是不停歇。又因为她曾修过公路，对这些活儿很熟悉，不几天就上手了，完成的任务比我们多。有时，那位姐妹累了，她就去帮助她们。我们处的关系很好，跟亲姐妹一样。
我比赵姐早出来一年。我们现在都在联系。我们也发誓一直这样保持着联系。我们都成了真的亲戚。
这不，今天，我赶过来看看。等会儿，我再到市场上给她割几斤肉，她儿子想吃肉，她上访把家里的钱都用光了，她哪有多少钱去买？
邻居甲
（我出门遇到了一位邻居）
啊，你是记者？你们真了不起！什么都敢说，什么都敢做！什么教育问题啊，什么医疗问题啊，什么食品问题啊，我们环保问题啊，只要在你们的笔下一挥，或者将你们的摄像头一摇，在报纸上或电视里一曝光，很多问题就解决了，不像我们小老百姓，遇到难事，到处去求情说好话，还没有人听，有时急了，有几个人去上访，又说违反了什么法律法规，我们小老百姓真是没有办法！又有的人就直接去找所谓的“领导”，秘书们又说领导“忙”的很，单位内的事，单位外的事，都让他们“忙”得不可开交，哪有闲情管你的事？何况你的这点“屁事”能抵得上“GDP”？所以我们老百姓遇到难事实在没有办法，就只有学着古代的“轿前喊冤”了。我的这个邻居罗玉英就是这样！
我跟罗玉英做邻居时间也不长，就几个月吧。可就是这几个月，我觉得她和她的一家子人都不错，并不是社会上传言的那样，她家个个是“骗子”，个个是“刁民”。他们一家的遭遇本来就可怜，可不明真相的人听了一些传言，说他们家怎么样怎么样，我们也感到不平。这有什么法子呢？我们都是些说话不管用的老百姓，当官的听不进去，警察听不进去，街道办的“领导”听不进去，恐怕你们这些记者也听不进去。你既然问我了，我就不怕你是否高兴，我就直说了。
这一家人的事我也不大清楚，我只是听罗玉英给我说的。时常，她一边说一边哭。
罗玉英这一家可怜啦。罗玉英为了她女儿的事着急了，那个急呀只有做母亲的人才体会得出。事情是这样的，为了她小伙子的事，我们做邻居的有时也劝导她，一个死脑筋，扳不过的事就不要扳了，你跟天斗？跟地斗？跟人斗？你又不是“领袖”！她非要跟“官”斗。结果吃了许多苦，连累了她的女儿。她女儿当时仅有几岁，大概不到十岁吧，寄放在一个熟人家里，当她们夫妇俩带着“傻小伙子”去长安北京上访时，那个可恶的“好心”人把女儿给“污”了。你说这不是亏欠了女儿吗？听说那女儿在县医院住了几个月的院呢。罗玉英只得暂时放下小伙子的事来“理麻”女儿的事，经过报案，侦查，起诉，审判，一年半载过去了，结果也出来了，主犯只判了三年有期徒刑，一是因为她女儿有责，主动“勾引”（几岁大孩子能勾引三四十岁的男人？）别人，还因为主犯“有病”（县级以上医院的证明），监外执行。一天，罗玉英路过某茶馆，听见那主犯在里面喝茶打麻将，并高声扬言，她罗玉英什么角色，敢与我作对！那是找死！我法院检察院都有熟人，怎么判不是她罗玉英说了算！罗玉英听了气昏了，就去找法院，当然又被法院的人给赶了出来。
罗玉英实在没有办法，到了四川省城找高院，高院也是不好进的。一个好心人说高院院长在外地开会，什么时候回来，她于是就不吃不喝在高院大门口蹲守了几天几夜，终于在一天晚上十二点钟的时候，高院门口停下一辆黑色的轿车，只听司机说一句院长下车了。饿了一天的罗玉英不知是哪里的力量，一个箭步冲上去，拉住那院长就大哭，把院长给吓懵了，大家还以为遇到了“恐怖分子”，武警过来才“制服”了罗玉英，大家看到罗玉英哭得泪流满面，声音嘶哑，衣衫褴褛，不是什么“坏分子”，那院长见多了，知道又出了什么“冤情”。于是才把罗玉英“请”进办公室，她才“倾述”了她女儿的事，当然也述说了她小伙子的事，那院长说我们暂时先解决你女儿的事，并对罗玉英说，如果罗玉英说的是事实，那一定要重审，一定按法律办事，那天她才晚上才睡了一个安稳觉。
当然，高院院长出面问题就解决了，重审的结果就大不一样了。后来，罗玉英就把女儿带上“上访”，没有住的地方，就一家人挤在墙角里，北京的天气冷，他们就用塑料薄膜当被子，没有床铺，他们就用捡来的纸板做床垫，没有吃的，就在街边垒起一个小灶煮饭，空了就去附近的菜市场去捡烂菜叶子。不过，好心人也多，连附近的派出所的警察也给她们一家子送来了吃的喝的，当然也劝他们尽快离开北京，因为北京快要举办“奥运会”了，要清理像他们这些“外来人员”。
值得庆幸的是，她的女儿很懂事，聪明，学习成绩很好，后来还考上了大学，现在在外地工作。女儿也很体贴罗玉英，每个月都能收到女儿寄的钱，她要是没有钱，她一家子不知该怎么办！尤其是她那傻小伙子，要吃饭，要吃药。县上有些领导对罗玉英说，你只要承认了我们与各方面达成的协议，不要再上访，我们给你喝你的小伙子解决生活费，恢复你丈夫的“退休金”，并研究把你的丈夫再聘回原单位，把你们家“评”成低保户，等等，可罗玉英就是“死脑筋”，一切优厚的条件她都不同意，她一门心思就是要“寻一个说法”。你记者说说，大家都去讨一个说法，哪有那么多的说法？难怪个个领导都喊“累”呢！
邻居乙
你刚才跟老方谈了啥我不知道，你从我这里也套不出什么好的新闻素材。你们现在这些记者，说不清是什么些人，一些社会问题是你们发现的，也引起了高层的注意。可有些记者的道德水平低下，给钱就说好的，不给钱就乱说，或者颠倒黑白，坑害老百姓。我相信罗玉英没有给你钱，为什么呢？作为她的邻居，我知道她没有钱。她一家子的生活费都是借的。她向她舅舅借，也向她侄儿借。向亲哥亲嫂借，也向表哥表嫂借。她拒绝一切好心的“救助”，没有钱，就向她的亲戚借。借来借去，现在她的亲戚见她就躲。她现在借都借不到钱了。你无论怎么写，怎么报道，她都没有钱给你。
（我说，我来采访，不是为了钱！）
这位邻居笑笑说，这就对了，总算遇到有良心的人了。有很多人不仅不帮罗玉英，还帮着坏人整她。一天早上，天刚蒙蒙亮，罗玉英从小伙子住的精神病院回家，路过一个借口，一个黑衣大汉从一辆黑色轿车里下来，拦住了罗玉英的去路。手里拿着一把明晃晃的匕首，寒光凛凛，让罗玉英惊慌失措。但很快罗玉英就镇定了下来。
来人问，你是罗玉英？罗玉英回答，我是。来人又问，你就是那个“缠访户”？罗玉英回答，是。那人又走进了一步，把刀子架在了罗玉英的脖子上。罗玉英感到那刀刃离她的肌肤很近，都能感受到刀子的寒气。来人问，你要命还是要“访”？罗玉英说，我有冤。那人说，有冤也不能上访！再上访我就要了你的命！罗玉英脑子里一片空白，知道自己完了，就闭着眼睛等死。可等了很久，自己的喉咙没有被割破，她睁开眼睛一看，那黑衣大汉不见了踪影，也不见了黑色轿车的踪影。记者小弟，你说说那黑衣大汉是谁？
（我摇摇头，说我哪里知道）
哎！倒霉事都给罗玉英遇上了。她为了儿子的事可是说是“众叛亲离”，没有一个亲戚愿意见她，就是她的丈夫也不“从”她了。她的确变了，性格变了，身体变了，思维变了，变得很“偏激”，变得我们都认不出了。她丈夫也不容易，一直跟她“南征北战”，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累，也挨了不少“黑打”。听说就在罗玉英到北京上访被遣送回来后就关进了拘留所时，她的丈夫去看她，刚刚进门，就被几个协警打了一顿，牙齿都被打掉了两颗，领头还教训他，怎么管的老婆？惹出这么多的事，我们教你吃不了兜着走！回家躺了五天才起床。
又有一次到了某地，刚刚走到火车站，一群“街娃”就围住了他们，一阵拳打脚踢，让他们个个都鼻青脸肿，最后还抢走了他们剩下的五十元钱。他们报警，警察说：“打你们的人不是这里的人，我们管不了。”他们就只好回家。
为了儿子的事，弄得他丈夫丢掉了饭碗，尊严，她丈夫再也受不了，就在前几天，她丈夫跟她离婚了。
（邻居忽然用手指指着远处一个伛偻的背影对我说）
那不是罗玉英吗?她又上她儿子住的精神医院去了。你看她，不到五十岁，就像七十岁的人，逢人就说我的儿子子是冤枉的，我要讨一个说法！
（邻居向我招了招手，示意我走进些。我于是走到她跟前。她两手捂住嘴，对着我的耳朵，用蚊子般大的声音对我说。）
你不要乱说，也不要乱写，我也是听说的，最“上面”本来是要给她儿子“解决”的，可不知怎的。却收到了一个举报材料：说是她儿子因“犯强奸罪”正在被通缉，因此不能定案。可她还蒙在鼓里呢！我们也不好给她说。
（她顿了顿，又说）
我经常见到她的儿子，精神都失常了，终日里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见到人就躲开了。说他犯了“强奸案”，我还真犯嘀咕。在这条街上，我还没有听说那个人被强奸了。但我也不敢肯定，她儿子真的就犯了呢。我可拿不准啊！
小兄弟，大记者，你的“权力”大得很，你就给她的儿子子洗刷一下冤情吧，给她一个满意的说法吧！我替罗玉英和罗玉英一家人谢谢你了！也替街坊邻居谢谢你了！
遭孽啊！唉，唉……
（夕阳西下，周遭是一片惨淡的光，我怔怔地呆立在街上不知所往。我知道自己明天将告别这个让我无比沮丧的小城，将回到大都市里的办公室里去，去写些市井八卦和“烂菜”新闻。那些文字稿费不菲，正适合我们努力挣钱的年轻人。此次采访的这样“重大”题材，我失去了辨别的能力，令我无从下笔。一阵狂风吹来，掀开了我记者蓝马甲的衣兜，把我那本鲜红的记者证吹落到了地上。我刚伸出手去捡时，那记者证就如一张薄纸，早随风飘到了雾霾笼罩的空中去了，瞬间失去了踪影。我想完了，我吃饭的“家伙”都给弄丢了，回到报社主编不把我痛骂一顿才怪呢。我正郁闷着，忽然，“哗啦”一声响，夜色笼罩下的街灯亮了，扯天扯地的雪白明亮的灯光，如一把把利剑斩断了周围浓重的黑暗，连同那些槐树奇奇怪怪的魔影。街中心是一条洁白的大理石铺就的白线，一直通向世界的远方。我想，如果我独自一人走到郊外，爬上高峻的旋子山，就能在浩旷的天宇里找到那颗最耀眼的北极星。）
2019.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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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链接：为儿子维权 南部县罗玉英上访二十年 - 中国人权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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