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沛
1966年3月22日早晨8点左右，我妈在康定一家医院里生下了我。我妈象“五四”以来的新女性一样不知珍惜腹中的生命，打掉了我之前的一个胎儿。是这位兄（或姐）的惨死救了我的小命！因为违背天意打胎比阵痛还让我妈难以忍受，所以，怀上我时，她怕巨痛，不敢再打。而我爸虽得了三子却还望有一女，于是，我生下后没有成为不受欢迎的累赘。尽管如此，我还是被送往成都寄养。
据说，我的生日暗藏玄机，总有人发出我与众不同的慨叹，包括我大哥。在我的追问下，我大哥说我很小就手不释卷。我问我看什么书？他则说是《金光大道》。我苦笑后，觉得遗憾，如果那时我有机会读《三字经》、《女儿经》和《论语》等中华经典该有多好啊！可惜到八十年代前我能找到的书全是共产垃圾，好在我对此几无记忆。 “天性强，记性好，忘性大”算我与众不同的一点。我接受不了中共强行灌输学生的那套歪理邪说，只好在考试前死记硬背，考完试便忘得一干二净，否则，我肯定无法在中共国考上大学。也因此我学外语很容易，还不用专门背单词。然而，2002年我海归不成重回德国后，先忙于调查法轮功真相，后忙于读写中文，无暇再象过去一样使用外文。前不久，我想起我最喜欢的外文书《小王子》（法语），岂知拿到手上，却发现我已无法象过去一样往下读了！
因为忘性大，我过去经常忘记我的生日，但2006年却不同，一来我满四十，二来我早报名在这一天参加德国的接力绝食以支持高智晟律师发起的绝食抗暴。当我谢绝一位德国人要为我烤生日蛋糕以示庆贺的好意时，我再一次听到说我与众不同。是啊，哪个德国人会用饥饿来庆祝自己的四十岁生日？
对我来说，绝食不陌生，在我八岁被父母接到身边后，因想念保姆，曾一再拒绝进食，还曾想过自杀。就是说，我和许多共干的儿女有相同的经历，都因为父母要干“革命工作”无暇顾及孩子而被寄养在别人家里。杨沫的儿子老鬼对此有深刻的披露，他的经历也比我凄惨得多，因为杨沫夫妇比我父母更党性十足，而老鬼则比我听党的话，作为文革一代，他深受中共的毒害和伤害。他的《血色黄昏》象别的知青小说一样让我不忍卒读。
与老鬼相比，我几乎未受中共的毒害和伤害。把我带到八岁的保姆是位丈夫被中共枪杀了的传统女性，我在她的教养下既信神又疑鬼；父母把我接回身边后，也无暇关心我，等他们有空用中共那套影响我时，我已考上外语学院，成为八十年代的大学生。在八十年代，这个“党天下”最宽松的年代我当然不会选择入党。当六四屠杀发生时，我已留学德国，并因六四的洗礼一跃而为反共的德语诗人。
六四屠杀首次在全世界面前暴露了中共的邪恶本质，在促使苏联及东欧共产政权走向灭亡的同时，也掀起了海外中国民运的高潮。我也投身其中，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即是六四学生的《绝食书》。我觉得发起绝食的柴玲们很了不起。九十年代中，我去纽约时，有一天发现电视上正在播放柴玲在某个礼堂的英文讲演，我高兴地呼朋唤友来与我一起欣赏柴玲的风姿。我在德国的电视上只看过一个配有柴玲揭露六四屠杀录音的记录片，没想到事隔几年她已能用英文讲演。
上网后，我才获知柴玲遭人攻击的“5·28”讲话，而我读后却更觉得柴玲了不起。这篇在血雨腥风来临前的肺腑之言真实地透露了这位八九一代佼佼者的思想和人品：
“我参加运动始终是一种良心。因为我跟同学讲了，我们现在在这儿争取民主实际是在给每一个中国人在争取一种权利，自己的权利和利益。我特别想告诉每一位同学，每一个工人，每一个市民，每一个知识分子，甚至每一个便衣，每一个士兵，就是说我们同学拼着性命在争取这个权利也有你们的一份。我想如果是在大家舍生忘死争取这个权利的斗争中，我坐一边，不去冲锋陷阵，不去冒这个风险，一旦这个权利到来的时候，我说，给我拿来吧，不要少了我的一份。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很惭愧，我做不出这种事情来，我想命中注定我就是这样一种角色，因为只要你有良心，你就会站出来，你就会走到这一步。”正是因为柴玲听从良心的呼唤，她才能脱颖而出，一举成就英名。
柴玲也象敢于泼污毛像的喻东岳们一样蔑视毛泽东并对中共有深刻的认识，以致于她明确表示：“我想最终的就是推翻这个没有人性的、不再代表人民利益的反动的政府，……而让中华人民真正地站起来，让一个人民的共和国真正地诞生。”其时，柴玲不过二十三岁。而她的批评者比如戴晴和高智晟的批评者比如丁子霖似乎至今还一厢情愿地想等中共狼改变吃人的本性！
柴玲为了唤醒愚民如我差点付出生命后，在大陆逃亡了十个月后流亡海外。我不知道六四屠杀唤醒了多少人，但我知道是六四屠杀唤醒了我，所以，我一直对柴玲心怀感激。我为她在美国获得两个硕士学位后，嫁为人妇当上人母而高兴！“过一种很安详的生活”是她在“5·28”讲话中就表达的愿望。我衷心祝愿她不再自责，因为她尽心竭力地扮演了一个光彩照人的角色，衬托出了邓小平一伙的无能和无耻。这帮“老革命”为什么不敢和大学生对话？因为他们比我们清楚自己的底细。是暴力和谎言让他们篡夺了政权，也只有靠暴力和谎言他们才能维持其暴政！
当六十年代生人中可以象柴玲一样照亮“党天下”的明星要么被中共投入牢房，要么被迫流亡海外之时，中共在六十年代生人中找到了用以继续蒙骗老百姓的红星。
我出国前就反感“春晚”，虽然我还意识不到中共利用它给自己涂脂抹粉。所以，2003年我才从清水君的文章中第一次听说与柴玲和我同龄的宋祖英。岂知清水君为宋祖英辩护不到半年，便在回国时被绑架入狱。2004年吕加平要求中共“调查处理或澄清”有关江泽民的传闻包括和宋祖英的关系后被捕，在有人要求当局立即放人，否则，就公布宋红星和江黑心的“性爱光盘”后又获释。可惜我没有如此光盘！要不清水君就不会被中共判处12年重刑。
清水君在六四屠杀时还是中学生。他相信中共的谎言，以为柴玲们是暴徒，而这也促使他在了解六四真相后认清中共的邪恶。他在为宋祖英辩护时说：
“在独裁的社会，没有公正的环境，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有几个能够完全按照理想而生活、按照理想而成功？
这是无法避免的政治性民族悲剧！
我们不是已经眼睁睁看着许多失学的幼稚女孩子被迫成为高官、豪客和外国鬼子的发泄工具吗？我们不是已经麻木不仁地看到无数下岗的姐妹挥泪从国内卖淫到国外的酒店发廊吗？
不打破这个罪恶的独裁制度，我们怎么能够把她们全部救出水火、让她们开始她们自己想要的生活？
当男人们不能对自己的前途自主的时候，女孩们又何尝能够对自己的身体和贞操自主？！
即使是我们男人，在大陆的独裁强权统治下，不也无法不妥协、无法不按照独裁者制定的游戏规则来生活吗？ ”就是说，七十年代生人中的佼佼者清水君表达了和柴玲一样的愿望要“推翻这个没有人性的、不再代表人民利益的反动的政府”。
因为清水君还说：“不管宋祖英到底是不是和江某人有特殊关系，因此而连续13年成为春节联欢晚会常客……我想问一句：中共掌控的春节联欢晚会中，还有谁比宋祖英更受国民的欢迎？”我便开始注意与宋祖英相关的报道。三年下来我却以为宋祖英不仅是受害者，更是个害人者。
“宋祖英出生于湘西土家族自治区古丈县的一个苗民家里，在她12岁那年，家里因为没钱治病，父亲早早离开了她。出生不久的弟弟也得了百日咳，又因为药物中毒而失去听力。……小学毕业前，她连县城都没去过，家里祖祖辈辈都是诚实本分的农民。”出于生计，宋祖英中学未毕业就考上了当地的文工团。中共历来对少数民族实行统战政策，而宋祖英是苗族，于是得以在1985年被选送到中央民族学院培训，在1991年被提拔进海政歌舞团，并在同一年开始登上“春晚”，成为红星。
一个农民之女怎么可能不知农民之苦？如果她真不知农民之苦，那么，她就是名符其实的绣花枕头。总之，宋祖英心甘情愿地大唱假大空的颂歌，向共献媚，迷惑世人。中共还打着让“中国民族声乐走向世界”的口号耗费纳税人的血汗钱把这颗“闪闪的红星”派到悉尼和维也纳讴歌连江泽民都没有过上的“好日子”。而身为苗族的宋祖英唱的却不是苗歌，因为培训她的金铁霖是个培训了董文华、彭丽媛等一系列红星的共产党员。“金氏唱法”就是用西洋唱法来唱中文歌曲，它可以让宋祖英等因此走红，成为讴歌中共的红星，但这些红星们只能众口一声地唱中共歌或曰伪民歌，却唱不出地道的民歌。这和中共惯于盗用各种民歌的曲调填上赞美它或其党魁的歌词的做法如出一辙。在中共的暴政下真正的音乐家要么象陈歌辛一样被打成右派活活饿死，要么象关贵敏一样流亡海外，有国难归。
宋祖英不是第一个被中共塑造来迷惑老百姓的红星。被中共利用来让大陆老百姓相信达赖喇嘛是万恶的农奴主的是才旦卓玛。《翻身农奴把歌唱》、《唱支山歌给党听》等共产藏歌一度让她家喻户晓。这位藏民中的败类被中共捧为第一位藏族歌唱家，而有第一位藏族舞蹈家之称的卓玛也属为中共涂脂抹粉的红星。卓玛是“闷声发大财”的典型袁宝璟的第二任妻子，夫妻恩爱，可惜“好日子”不长。2005年卓玛满四十，丈夫被判死刑；2006年袁宝璟也满四十，却已被迫抛弃家人和亿万家产。但愿丈夫的冤死能促使卓玛翻然悔悟！
四十年的人生不长，我自我感觉也不老，但确实经历不少，感想更多。只希望上述化成文字的感想能促使更多的同胞认识到共产党的邪恶！
2006年4月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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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作者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