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沛
我与文革同龄，从小就置身于中共的宣传中，用大陆学者的说法就是从小被灌“狼奶”。我学唱的第一首歌是“嘿啦啦嘿啦啦，天空出彩霞啊，地上开红花啊”。它和我学跳的第一个舞蹈《我爱北京天安门》一样都属歌颂中共的红色愚民文艺。
1976年，以悼念周恩来为由引发的和平抗争“四五运动”被中共镇压后，我作为校宣队的一员还表演过献给“首都工人民兵叔叔”的舞蹈。中共至今还在利用儿童搞红色宣传，包括对“连爷爷”进行统战。在八十年代之前我几乎只能接触到红色宣传，比如八个样板戏。
幸好我虽也跟着唱《白毛女》，但此类红色样板毕竟远离生活，发挥不了榜样的作用。倒是有一首儿歌对我颇有影响。直到我40岁时，才意识到这首儿歌可以算用来提倡女人尚武，否定男女区别的毛泽东名诗《为女民兵题照》（1961）的儿童版。好在这首红色儿歌对我却起到了正面作用，因为它没能促使我“不爱红妆爱武装”，但我这个生活在城里的小姑娘却因此爱栽花种树养蚕喂兔。这些绿色劳动无论怎样都比红色文艺陶冶情操。那时，除了我妈的几本古诗集外，我能找到的都是《金光大道》之类的红色读（毒）物。即使是《子夜》、《家》和话剧《雷雨》也都让我莫名其妙，只有《天仙配》、《三笑》等传统戏剧拍成的电影让我赏心悦目。
1982年，我考上高中，其时大陆进入中共被迫给人民松绑的八十年代，海外的和古代的各色文艺扑面而来，我得以有了新的选择。港台文艺比如邓丽君的歌声伴我考进外语学院。八十年代是中共暴政下最宽松的时代，谁会自愿去坚持什么“四项基本原则”？我们班十六人，只有一个男生入了党。我放弃报考研究生，就是因为不愿考政治。就是说17岁后，我就算脱离了红色文艺，并爱上《红楼梦》。现在想来，我从小受保姆影响信神疑鬼是我排斥“五四”以来的红色文艺和学不进也搞不懂中共那套歪理邪说的原因。
1988年我出国留学不过半年，就得面对中共制造的六四大屠杀。同龄人的抗争尤其是他们抛洒的鲜血足以清洗我在大陆生活时被灌输的共产谎言，自此我与中共就成了死对头。
因为我尝到了自由的甜头，不可能认同中共的暴政，甘愿流亡海外奋起反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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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作者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