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甘地没有信心满满地向大家宣告：胜利一定会到来。把希望寄托于大功一定告成的抗争者就像赌股市一定会大涨的投资者，一旦看到现实滑向希望的相反方向时就一片恐慌，然后作鸟兽散。真的勇气来自敢于面对失败。在暴力的战场上，不决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军队就没有战斗力；在非暴力的战场上，总是指望着对手会不战而溃的抗争者最后也只能是把自己碰得灰头土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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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德兰士瓦省政府通过一项法案，要求所有的印度侨民，包括妇女和8岁以上的孩子，都必须到政府注册、按手印，否则将罚款、逮捕或驱逐出境。这是白人社会挤压印侨生存空间的又一场战役。印侨将这个法案视为奇耻大辱。
9月11日，在数千人参加的大会上，甘地提出了他的行动方案：所有愿意参加抗争行动的人不去政府注册，但不使用暴力、也不拒捕，而是自愿被投入监狱或被驱逐出境。
面对会场中情绪激动、摩拳擦掌的大家，甘地就行动的细节提出几个建议：首先，运动不应该是多数人裹挟了少数人，而是只能出于完全的自愿。其次，这样的行动不是做给别人看的。
“不要想象我们的行动会对本地政府、英帝国政府或印度政府造成什么影响。每个人都只应该问自己的心，如果内心的声音肯定自己有把行动坚持下去所需要的勇气，他才可以参加，他的行动才会结出果实。”【21】
甘地在此阐述的原则是他的运动一再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古语说的欲则不刚就是这样的道理。弱小者在鼓起了勇气、敢于为冒犯不公正的法律而入狱、挨打、损失财产时，尽管他们的物质能力比起对手来仍然弱小，但精神上已经强大。如果对手因此而良心发现，那自然是皆大欢喜；而如果对手继续作恶，自己仍然不惧牺牲。但是此时如果抗争者把希望寄托于对手的退却，就自己破了自己好不容易鼓起来的勇气。非暴力抗争行动是在挑战自己的勇气和忍受力的极限，不是在挑战对手的极限。
然后甘地警告大家可能会遭遇的后果：
“一方面，参加抵抗运动的人必须是十足的乐观派；另一方面，他必须做最坏的打算。所以我必须说清楚在这场斗争中可能发生的最坏的情况。我们现在这些在场的人最多有三千人。然后想象其他的一万印度人不参与。我们就会被当局嘲笑。并且很有可能许多最初很坚决的人碰到第一个挫折时就会退缩。我们可能会坐牢，在里面我们可能会被侮辱。我们可能得饿肚子、忍受酷热或严寒。我们可能得去作苦力。我们可能会被狱吏抽鞭子。如果最后只剩下几个人在坚持，他们可能会被重罚、他们的产业可能会被没收、拍卖。”【22】
甘地没有信心满满地向大家宣告：胜利一定会到来。把希望寄托于大功一定告成的抗争者就像赌股市一定会大涨的投资者，一旦看到现实滑向希望的相反方向时就一片恐慌，然后作鸟兽散。真的勇气来自敢于面对失败。在暴力的战场上，不决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军队就没有战斗力；在非暴力的战场上，总是指望着对手会不战而溃的抗争者最后也只能是把自己碰得灰头土脸。
抗争运动开始之后，正如甘地所料，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数千人被捕入狱，一些人被驱逐回印度。有些人在压力之下退出，但许多人与甘地一起坚持。运动的消息传播到世界各地。在印度和英国都爆发了声援南非印侨的抗议活动。经过了八年的拉锯战，甘地和同工们作出许多牺牲之后，政府被迫做出让步，印侨的自尊得到了维护。
甘地为这种群众运动的方式取名时颇费了一番心思，最后把它定名为satyagraha，来自古吉拉特语：satya 意为真理，graha 意为坚持、坚决、力量，合起来的意思就是对真理的坚持，或真理的力量。这可以理解为：比起有钱、有枪的统治者，抗争者拥有的唯一优势是：大众心中的公正是站在自己一边的；换句话说，抗争者的力量来自于真理。那么，只要围绕着这个力量源泉来设计自己的抗争运动，就有胜利的可能。反过来，一旦抗争者诉诸暴力，真理就不再站在他们一边，他们就不会得到对自己有益的结果。
Satyagraha的真理不仅体现在伦理的意义上，也体现在可行性的意义上。强势方的权力是建立在暴力的基础上的，暴力是其强项，所以弱势方如果诉诸暴力，他们难得有获胜的机会。即使弱势方通过暴力打败了强势方，新建立的社会秩序仍然是靠暴力来维持的，所以问题的本质并没有解决。一个全新的不靠暴力来维持的社会秩序只能靠非暴力的手段来达到。
Satyagraha的基本特点是：以非暴力的方式拒绝执行当权者的命令；自愿接受当权者的惩罚；所有的参加者都是在完全了解自己的行动可能会产生的后果之后出于自愿参加。这样的群众运动在中文里可以翻译为非暴力抗争运动。
甘地一再强调非暴力抗争运动不是弱者的运动。南非的抗争运动历时八年，参加者在物质上的损失惨重，非精神强大者不可能坚持下来。这可作为甘地的论点的旁证。
后来甘地进一步拓广了 satyagraha 的含义，认为它不只是一种抗争方式，而且是一种生活方式，其理论来源是印度教的不伤害原则 (ahimsa)，包括对人不施恶行、不说恶言、不起恶意。这些在每个人的每日生活中都用得上。反过来，如果一个人在处理日常生活的冲突时不去有意驯服自己的恶意、恶言和恶行，他在抗争运动中也不会有非暴力的诚意。
不伤害原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一个原因是人对自己行为的约束往往是出于恐惧感，而不是出于对他人的真正的善意，那么一旦恐惧感不再存在，许多弱势者就会成为作恶的急先锋；另一个原因是，多数人都会以善意对待自己喜欢和敬重的人，但对自己不喜欢、鄙视的人也用善意则不在他们的习惯之中。所以只有在每日生活之中不断改变自己的陈习，把不伤害原则变成自己的生活方式，才有可能把它也变成有效的抗争方式。
在这里可以讨论的一个问题是，南非印侨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是否值得。这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首先，如果不去抗争，印侨就需要付出另一个代价：永远忍受二等公民的屈辱。所以这是一个价值权衡取舍的问题：是物质损失的代价更大，还是作二等公民的屈辱更大；二者必须取其一。世界上本来并没有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的幸福生活。其次，甘地的运动最终迫使南非殖民政府做出重大让步，所以运动虽然付出了沉重代价，但结果是成功的。最后，即使政府最终没有让步，抗争者在决意抗争之时就已经在不伤害他人的同时伸张了自己的自尊，这本身就是一种成功。
甘地在后来回到印度之后又组织过许多次非暴力抗争运动，规模一次比一次大，最后成为全国数千万、上亿人一起参与的壮观景象。
甘地设计非暴力抗争运动的框架时年仅36岁。这一方面说明他的政治天才，另一方面这也是他勤奋实践、探索真理的结果：那时他已经是有十年维权经验的老战士了。
1909年，甘地远赴英国，到帝国政府那里争取印侨权利。他在伦敦见到不少主张用暴力手段把英国人赶出印度的印度年轻人，其中还有人诉诸于暗杀行动。这让甘地开始思考印度的前途。
“即使这些凶杀手段能把英国人赶出印度，那谁会接替英国人来统治印度人呢？唯一的答案是：那些杀人凶手。……不管杀人凶手是黑皮肤还是白皮肤，印度从他们那里得不到任何东西。” 【23】
“所有人都得到福祉就是我的爱国主义。如果我可以从英国人那里得到它，我会对他们鞠躬感恩。” 【24】
在甘地看来，印度独立不是最高目的，而只是在印度人有了自律和自治的能力之后的一个自然结果。为了目的不择手段则更是甘地反对的。
1.6 回到印度（1） – 君子之战
1915年1月，45岁的甘地举家回到印度定居。他的南非维权经历已经使他成了印度的名人。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听从他极为尊敬的前辈戈卡莱 (Gopal Gokhale) 的建议，“张开耳朵、闭上嘴”，去了解阔别二十多年的印度。
甘地坚持坐三等火车车厢游走于印度各地，这并不是因为三等车厢的经历有多么愉快。
“售票口一打开，我就去买票。但是买票好难。拳头就是真理，粗鲁和自私的人不断插在我前面，我是第一群人之中最后一个买到票的人。
“火车来了，但上车也不容易。乘客互相推搡、互相谩骂。我们在车厢里前前后后找座位，但听到的都是同一个回答：这里已经有人了。” 【25】
“乘客的不良习惯包括在车厢地板上乱扔垃圾、在所有的角落和所有的时候吸烟、大嚼蒌叶和烟草、把整个车厢地板变成一个大痰盂、大喊大叫、说脏话、对其他乘客的需要视而不见。”【26】
三等车厢是个窗口，甘地通过它体验印度社会、思考自己能为她做些什么。
“除非受教育者和有钱人愿意主动去体验穷人的生活、拒绝享受那些穷人享受不到的特权，去坐三等车厢；除非他们拒绝把这些本来可以消除的诸多不便、粗暴态度和不公待遇接受为正常现象，并且为消除它们而抗争，社会就谈不上有变革。”【27】
不断有权利被侵害的弱势者找上门来请他帮忙维权。甘地于是不停地奔走于印度各地，在他们和强势者之间调停，或为他们组织抗争运动。他沿用在南非实验出的经验，每次的抗争运动大致包括这样一些环节：
1. 对冲突的各种细节和冲突双方的诉求作细致的调查；
2. 设计出抗争的方式；
3. 训练大批的志愿者，请他们向参加者解释清楚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原则以及可能要面对的后果；
4. 设立互助机构，帮助因参加抗争运动而使生活限于困境的参加者；
5. 把行动计划通知掌握权力的一方，请他们考虑让步，或者面对抗争运动的后果。
“这就是非暴力抗争运动的美妙之处。你不必到处去找它；它会来找你。它的原则之中就蕴含了这样的精义。一场没有需要保守的秘密、没有狡诈和谎言的用武之地的君子之战 (dharma–yuddha) 不是人有意挑起的，而一个有信仰的人随时都准备好了迎接这样的战斗。需要预先谋划的斗争不是正义的斗争。” 【28】
不公正在每个社会的每个角落都存在，所以“你不必到处去找它；它会来找你”。而“需要预先筹划的斗争”往往是被人的权力欲驱使，所以不是正义的斗争。
甘地一生的后三十年就是在印度各地奔波，与他的弱势同胞们一起打“君子之战”。
1919年三月，殖民政府通过“罗拉特法” (The Rowlatt Acts)，宣布他们有权将任何不忠于政府者不经审判即可逮捕、定罪。印度人舆论大哗。
甘地开始设想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抵制这个法律。在此之前他组织的所有的运动都是地方性的小规模活动，需要大量的志愿者去给参加者讲明运动的目的、方式和代价，还要请参加者签名，而这在短时间内在全国实行显然是不现实的。
他最后想到的办法是搞一个全国祈祷日 (hartal)，号召所有印度人在那天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教师罢教，所有人禁食、祷告，以此来抗议罗拉特法。这个主张有几个显著的优点：
首先，休工、禁食和祈祷的抗争形式深植于印度的文化传统之中，所以既容易被大众接受，又在外来强权的面前彰显了沉睡已久的民族自豪。并且，全国上下一起做一件事时，能产生强烈的视觉效果。
其次，祈祷日的形式是对恶法的抗议，但又不是指向任何人的恶意，所以最大限度地体现了“真理的力量”的运动原则。
第三，活动只有一天，损失是绝大多数人可以承受的。
最后，形式简单，所以消息在远距离传播的时候不容易变形。
祈祷日大获成功。这是印度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抗议活动。
4月6日祈祷日那天，孟买举行了有众多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参加的群众大会。甘地在大会上发表了演讲。甘地的一位同工建议大会通过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友爱团结的誓言，但甘地觉得应该更慎重一些行事。“一旦一个人起了誓，就不该轻易违背，所以必须给起誓的所有人清楚地解释遵守这个誓言需要承担的严肃责任。” 【29】他建议集会者第二天回来专门对此进行讨论。
次日上午，甘地回到会场，准备讨论印度教徒和穆斯林长期团结共处的问题，却发现只有寥寥几个人到场。“我没感到奇怪，也没有为之痛苦。我早就发现大众的习惯是如此：特别喜欢参加热闹、有气势的活动，不感兴趣默默的、建设性的努力。” 【30】
祈祷日振奋了全国人的士气，也释放了不少人对殖民政府长期积压的愤怒。祈祷日之后，群众继续聚集，有些人开始袭击英国人、攻击殖民政府办公机关、破坏铁路。政府决定严厉镇压。
暴力事件让甘地后悔群众运动发动得太急了。他意识到印度人还不懂非暴力运动的真正内涵。一个星期之后的四月十三日，他在艾哈迈达巴德的群众集会上宣布，鉴于一些群众的暴力行为，他将禁食三天以自惩、提倡大家禁食一天自省，建议参与了暴力活动的人到警察局自首。
在随后的另一次群众大会上，甘地说他在民众真正懂得非暴力运动之前发起行动是犯下了“喜马拉雅山那么大的错”。这检讨被殖民政府如获至宝，拿来做了不少批判印度独立运动的文章。
“我的自我检讨招来许多嘲笑，但我从来没有为作这个检讨后悔过，因为我坚持认为只有用放大镜来看自己的错、用缩小镜来看别人的错，人才有可能把这两者的比例作一个接近于实际的评价。我还认为这个习惯对于任何想作非暴力抗争者的人都必不可少。”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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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民主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