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魏宇佳律师自述：我是如何“被犯罪”的

文章来源：民生观察

竭尽全力，在我热爱的这片土地上，为自己讨还清白。

我叫魏宇佳，1989年生人，是云南曲靖的一名律师（目前已被暂停执业），也是一岁半和三岁半两个幼子的妈妈。我因提供了一份《房屋买卖合同》模版，于2019年被曲靖市公安局立案侦查，刚满30岁的我，就因错误的刑事追诉，带着襁褓中的孩子，陷入了无边无际的泥沼。今天，我要向全社会诉说：我没有犯罪，既没有虚假诉讼，也没有强迫交易。如果司法能够肆意将像我一样没有实施任何犯罪行为的人定罪，并且可以轻易砸掉一大家人赖以为生的饭碗，那么，不仅是律师，我们每一个公民，都不是安全的。一、没有岁月静好：我被卷入所谓“强迫交易罪”的过程 2011年云南警官学院法学专业毕业后，我怀着对法律的无限信仰，成为了一名执业律师。执业以来，我一直兢兢业业、认真负责，哪怕在怀有身孕期间，也坚持开庭和参加培训学习，这些年，我从无当事人投诉及对我法律服务不满意的案件。2014年，我成为曲靖市麒麟区法学会第一届会员、曲靖市律师协会资产管理与财务委员会委员。如果没有错案的发生，我和家人应该还在曲靖市过着平静的生活。然而，2019年6月，刚刚生产完二胎仅一个月，我突然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我丈夫也因此事被抓，迄今仍然被关押在曲靖市看守所）。通过侦查人员反复的问话，我才知道，他们调查的是2016年7月我丈夫杨帆和他的债务人陈德生的一笔债务问题。（事后才知道，这笔仅仅只有10万元的债务，能让侦查机关成立专案、大动干戈，是因为牵涉到陈德生的一套房屋，以及房屋背后据说“深不可测”的“背景”和“人物”。）和很多律师一样，工作原因，我的电脑里存有许多各种各样的合同模版。2016年7月，因陈德生对我丈夫杨帆负有10万元债务无力偿还，陈德生为了拖延还款时间，和杨帆二人商量用陈德生名下房产进行担保。在二人达成“让与担保”的合意之后，我为杨、陈提供了一份《房屋买卖合同》模版，该合同的相关数据、时间、签名等等内容，均为杨、陈二人自行填上。之后，因陈德生无法提供房产证，无法进行过户，在向房管局进行咨询后，杨帆以“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将陈德生起诉，后法院组织调解，出具调解书结案。在整个过程当中，我既没有代理诉讼、也没有起草合同，更没有签字或者出具任何法律意见，仅仅是提供了一份任何律师电脑里都有、互联网上同样内容比比皆是的合同模板，竟然被定为犯罪。2020年7月20日，麒麟区人民检察院将我和我丈夫杨帆、以及债务人陈德生一起起诉到法院，罪名是“虚假诉讼”。2020年9月8日，曲靖市麒麟区人民法院一审开庭审理。庭审查明了事实：杨、陈之间的民事债务客观存在，我无任何诉讼的行为，也不可能构成虚假诉讼罪。曲靖市律师协会指派副会长田兴磊律师为我提供法律帮助，另外还有我们曲靖的资深刑辩律师王松峰律师，两位前辈均在法庭上为我做了无罪辩护。感谢他们以及近两年来帮助过我的律协领导、律师界前辈。上海斯伟江律师、吴布达律师、赵森律师、严涵律师在知道我的处境之后，立即为我提供法律援助。北京的刘长律师，立即飞到云南，来为我的案子提交委托手续和阅卷。我在此向各位深鞠躬！叩谢！是您们让我在风雨飘摇之中感受到了温暖。我执业的六年里，80%的时间都是与麒麟区法院打交道，我一直认为麒麟区法院的法官们都具有较深的法律功底，对待案件公平公正。我虽然被无辜起诉，但自知自己是无罪的，所以也对法院公正审理抱有信心。万万没想到的是，本案处理中，麒麟区人民法院受到了严重法外干预，最终把一起明显无罪的案件作为犯罪处理。开庭后，我多次去找过审判长，仅有一次找到，审判长告知我案件将要延期，原因是该案“上面”在关注，他们合议庭也不敢定，要将案件提交审委会讨论，还要内部层报。后来我才了解到，本案有曲靖市纪委工作人员滥用职权违法插手干预、主导审判结果，也有政府、司法公职人员打击报复、公报私仇，插手干预案件审理。2020年12月23日，我拿到了一审判决书，结果令人吃惊：麒麟区人民法院认为“虚假诉讼罪”不能成立，但仍然要给我定罪，于是将“虚假诉讼罪”改变为检察院根本没有指控、起诉的“强迫交易罪”。而为了判决强迫交易罪名成立，法院竟然将检察院指控的“被告人陈德生”变成了“被害人陈德生”，麒麟区检察院竟然也十分配合，将陈德生撤回了起诉。直到今天，房屋已经过户回给陈德生，陈德生仍然欠我丈夫杨帆债务8.3万余元本金，利息一分未付（不知道他哪里“被害”了）。而我却因此被硬判一个莫须有的“强迫交易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接下来，我将面临的是吊销律师证，失去工作和经济来源，面对还在看守所的丈夫、两个幼子以及为我的案件整日焦虑以泪洗面的母亲，我不知道人生的道路，究竟该往何处去。二、程序处处违法：我是刑事诉讼流水线的牺牲品现在看来，我的案件与其说是刑事诉讼，不如说是治罪的流水作业。在这个案件里，根本看不到刑事诉讼的三角结构，看不到互相监督制约，开庭审理只不过是完成程序，走一个过场而已。所谓的无罪推定、证据规则都失去了意义。哪怕是读了这么多年法律，办了这么多案件，我必须承认，我还是太天真，在一审判决之前，无论是我还是给我辩护的律师，都有误判，我们小看了刑事司法一旦启动，惯性力量的可怕。（一）一审剥夺了我及辩护律师的质证权、调取新证据的权利，案件关键证据电子数据未在法庭上出示，亦未经控辩双方质证，对于辩护人提出的鉴定申请法院也未作出回应本案2020年9月8日的庭审当中，公诉人及法院以在案的电子数据“格式有问题”、无法当庭打开为由，未对电子数据组织质证，而是表示待“格式问题”解决之后再行质证。但是，自2020年9月8日之后，本案再未组织开庭，亦未组织对该部分证据的质证，一审法院即作出了一审判决。第一次开庭审理后，我的辩护律师向一审法官提交了《笔迹鉴定申请书》。申请书中提出，本案案涉的房屋买卖合同和收条，是本案最关键的两份书证，房屋买卖合同的落款日期“2007、1、29”以及“收到23万元购房款收条”的内容是否是我的笔迹，直接影响着起诉书对我的指控是否成立，也决定了我是否实施了虚假诉讼的行为。令人感到震惊的是，一审合议庭对于该鉴定申请，既未同意、也未决定不同意，而是完全置之不理，即于2020年12月23日匆忙地向我本人发出了一审判决书，且判决我有罪。后来，我们自行委托了上海的专业鉴定机关，对合同和收条上的笔迹进行了鉴定，得出的结论是，合同及收条上不是我的字迹！然而，为时已晚，还没等我们把这份新的鉴定意见提交，法院一审的有罪判决已经送到了我的手上！（二）一审法院认定我“胁迫”陈德生在诉讼中做出虚假陈述，均系典型的事实认定错误，我根本没有、客观上也无法实施前述行为在案证据仅有陈德生一人陈述其是按照我说的和法官说，对于该情况，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陈德生陈述系孤证，显然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纵观全案，也没有任何证据指向我对陈德生实施了胁迫行为，用什么手段胁迫，用了什么方式胁迫？语言胁迫还是行为胁迫？均无证据可以佐证。事实上，2016年7月，我作为一名刚刚小产后的女性，身体极度虚弱，客观上也不可能对身强力壮的陈德生实施任何胁迫的行为，一审判决认定我对陈德生进行“胁迫”，完全是罔故事实。（三）一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变更指控罪名，又未按照法律规定听取控辩双方的意见，事实上剥夺了我对强迫交易罪的辩护权公诉机关指控我涉嫌虚假诉讼罪，一审法院也以我涉嫌虚假诉讼罪开庭审理，但在开庭审理后，一审法院毫无征兆地在判决书中将罪名变为了强迫交易罪。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241条规定，即便人民法院要变更罪名，也应当在判决前听取麒麟区人民检察院、我本人及我委托的辩护人的意见，此外，必要时还要重新开庭。这些白纸黑字的规定，一审法院均视而不见，一审法院是在未告知我及辩护人变更了罪名、更未听取我们意见的情况下，直接下判改变罪名，事实上剥夺我的法定诉讼权利。更离谱的是，我的辩护人在下判前一周去找一审承办法官提交《笔迹鉴定申请》时，一审法官都没有透露半点罪名将被改变的情况。这么严重的程序违法，二审毫无疑问要发回重审，然而，二审律师跟法官沟通时，法官只是一味的催促我的辩护人提交辩护意见，并且是马上提交。此外，二审法官已经明确告知我，他将要在两周内结案。也就是说，对于一审法院麒麟区法院赤裸裸的程序违法，二审法院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也不打算纠正，而是急于将这个从程序到实体都错误的案件维持原判、尽快结案。到今天，在曲靖这个我生活了超过三十年的地方，我真的已经完全感受不到任何的公平正义。三、我心如石，石赤不夺：如果二审定罪，我将喊冤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我认为，我在该案中的行为，即提供合同模版的行为以及合同的内容均未违反任何法律规定，作为一名执业律师，我的行为不构成虚假诉讼罪，更不可能构成强迫交易罪。我还有很多新的证据、新的理由，希望陈述给二审法院和二审法官听。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的意见似乎已经无关紧要，维持对我的有罪判决，看上去已是一件板上钉钉的事情。被暂停执业的一年半，家里陷入困境，生活举步维艰，我丈夫杨帆已被羁押超过一年半，母亲因为此事患上严重焦虑症，但我相信擦干眼泪，没有任何困难能阻挡我获得无罪判决的决心。我仍然相信法律，但目前，我感到，严重的法外干预已经让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难以独立作出公正判决，我只有将自己的冤屈大声喊出来，向国家职能部门、向全国律师协会、向律师同行、向公众和媒体、向一切法律职业共同体和有正义感的社会人士大声喊出来，让真正的违法犯罪行为及幕后黑手曝光于阳光之下。如果二审判决真的维持对我的有罪判决，或许我会失去生存的勇气；或许我此后生存的价值就是为了此事奔波！无论如何，我不接受任何有罪判决，哪怕付出生命的代价。在某些公权力的人面前，我们家人虽然是蝼蚁，但蝼蚁也会发出微弱的呐喊，我将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这个，是在艰难的时候，最不能失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