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沛
八十年代初，我还是花季少女时，以自传《冬天的童话》在大陆一举成名的遇罗锦作为反面教材出现在母亲对我的教导中。其时遇罗锦要与第二任丈夫离婚而引起轰动。她哥哥遇罗克因写出挑战中共意识形态的《出身论》等檄文而被杀害，眼角膜被移植等信息则被中共媒体阻挡在了母亲的视线外。我那时还是一个在家人的管教下准备考大学的高中女生，对身处的极权社会一无所知，而八十年代算是共产党在大陆颠覆中华民国后最宽松的时代。
一九八六年，我上大三时，又获知遇罗锦应邀出国便“背叛了祖国和人民”，并因此遭到刘晓庆等人的谴责。 我那时忙于自己的私事，无暇关心祖国和人民，也无心搞明白遇罗锦为何要留在国外。
一九八九年六四屠杀促使在德国留学的我恍然大悟：“党妈妈”原来是窃取了国家政权的狼外婆！这以后我便成了反共文人并一有空就参加各种各样的相关活动，获知了不少真相，也结识了不少文人，其中包括当年接待过遇罗锦的一名德国汉学教授。教授主动向我讲起他当年因遇罗锦要申请政治庇护而与她闹崩，直到六四枪响后才理解遇罗锦三年前的决定。
这是我在德国第一次听说遇罗锦，但谁也不知道她在哪儿。二零零六年我参加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在澳大利亚举办的会议时碰到与遇家难解难分的陶洛诵，在评论陶洛诵的心酸史《情妇》时，我又想起了遇罗锦，这位最早公开在海外申请政治庇护的女同胞。
直到二零零八年，当全球中国知识人共同抵制张丹红们把德国国际广播电台办成中共之声时，我才首次在熟人圈里听到遇罗锦的消息。我想到与她联系是在网上读到她出席了首届藏汉会议后写的相关文章。
在二零零九年抗日战争结束六十四周年的纪念日（八月十五日），我给她发去第一个电邮。很快收到回音，她表示已找我十年了，可谁都说“不知道”。我乐了，无论如何，我找到了她。
我们是两个热爱《红楼梦》的女人。我俩都没有政治抱负，但有自己的精神追求；我俩都不能做共奴，不愿同流合污，所以，只能奋起反抗，对共产专制说不。
自由的火花
遇罗克（1942—1970）用自己的思想和文章在红色恐怖中向世人揭示了中共政权反人权、反人性的邪恶本质。用自己的生命点燃了自由的火炬。遇罗克不需要中共宣传，也成了人民英雄，并以自己的事迹启发和感召中国人质疑中共，抵制专制。
英雄的妹妹接过了自由的火炬，继续用文字记载心得，映照黑暗，戳穿假象。在民主墙时期，遇罗锦就是英雄事迹的传播者。民主浪潮被中共镇压后，遇罗锦于一九八零年发表处女作《冬天的童话》。她在题记中写到：“我写出这篇实话文学，献给我的哥哥遇罗克。”在作品中遇罗锦还表示，她以对哥哥的爱为骄傲，自称是天下最爱他的人。
显然这爱经久不息，遇罗锦于二零零八年发表的《一个大童话》里哥哥还是大童话的男主角，虽然作为女主角的妹妹分量更重。
在我惊讶陶洛诵为了绿卡沦为情妇时，只知遇罗锦离过三次婚，还不知她也扮过第三者。难怪象我妈这样从一而终的传统女性会在八十年代觉得遇罗锦不道德，要我以她为戒， 我因而得了恐婚症，心甘情愿地当剩女。
二十多年后，我在研读了相关资料后，觉得罪责首先在逼着遇罗锦们靠结婚来维持生计的极权专制。奋起反抗不公不义的社会造成的无情无爱的婚姻，在我看来是她的宿命。
如果说遇罗克从政治上、思想上挑战了共产极权专制，那么遇罗锦则把哥哥的挑战扩展到了生活、社会、文学和伦理上。她在对爱的本能追求中，反衬出共产极权社会的伪道德。被中共奉为圭臬的共产主义或曰马列主义本身就是最不道德的伪学说，以此为精神武器颠覆了正常社会建立起来的所谓社会主义社会只能是个不道德的伪社会。
遇罗锦的过人之处就在于她在这样一个非人社会没有失去人的本能，尤其是追求自由的本能。
为了“出一本不被删改的书”，遇罗锦勇于一九八六年在德国申请政治庇护。二十二年后，她才得以完成自己的夙愿。与此同时，她在苦等不来第三任丈夫后于一九九三年第四次结婚。
遇罗锦的存在，足以反衬出任凭中共阉割的王蒙们、甘愿被中共蹂躏的铁凝们的可怜和可悲，虽然他们能在极权社会拥有高官厚禄。
遇罗锦用心血写成的《一个大童话》生动地讲述了遇罗锦一家在中共专制下的悲惨遭遇，象一面镜子一样映照出中共祸国殃民的本相。
这部书描写的只是遇罗锦在专制社会的四十年人生，但凝聚的却是遇罗锦在自由社会中的二十年反思。
遇罗锦长我二十岁，与她相比我是幸运的，但正是因为同胞们的苦难和变异，才让我懂得珍惜自己的自由，并乐于传递自由的火花。
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自由的火炬定能让史无前例的红色法西斯政权在中国化为灰烬。
二零零九年首发澳洲《新天地》杂志
WIN/MAC/安卓/iOS高速翻墙:高清视频秒开,超低延迟
免费PC翻墙、安卓VPN翻墙APP
来源：作者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