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沛
1980年，中共中央统战部与中共中央调查部宣布陈仪是「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贡献出生命的爱国人士」[1]。在共产党的红色新话里，所谓的「爱国人士」多是背叛中华民国宪法的共产走卒。因此，2014年陈仪亲属得以在杭州举办「陈仪将军骨灰安放仪式」[2]。
从普世价值出发，「二二八」与「六四」元凶都不难确认。谁有意利用公权力造成无辜者伤亡，谁就可以被视为元凶。
六四屠杀的元凶非邓小平莫属，因为其时已84岁的邓小平依然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身分大权在握，正是以他为代表的匪共拒绝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赵紫阳「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而时任中共国务院总理的李鹏虽像邓小平一样无视民意，但无权调动野战军开进红都镇压和平请愿手无寸铁的学生与市民。
指控蒋中正、陈仪、彭孟缉、白崇禧、柯远芬为「二二八」元凶符合史实吗？[3]
1947年2月10日蒋中正在二月蒸电提醒陈仪「… 据报共党分子已潜入台湾，渐起作用，此事应严加防制，勿令其有一个细胞遗祸将来，台省不比内地，军政长官自可权宜处置也。 中正手启」[4]，事后他在三月元电中要求陈仪「严禁军政人员施行报复，否则以抗令论罪。」[5]如果说蒋中正对「二二八」也有责任的话，可能应该在于他用人不当。他选用并信任的要人不少通共包括陈仪。
那么1947年在台湾掌权的陈仪是不是「二二八」元凶呢？
陈仪因何而死
李敖在中共喉舌凤凰卫视说「陈仪是爱台湾的，结果蒋介石把他枪毙，用来骗台湾人，把所有二二八的帐全部都记在陈仪的头上，这是非常不公道的」。陈仪在二二八后被迫于五月离台，仅此而已，并未遭到处罚。
1949年陈仪在浙江省主席任上因逼迫汤恩伯投共才被撤换，大陆沦陷前被送到基隆要塞司令部软禁。1950年6月18日中华民国国防部就判处陈仪死刑发布新闻。特此按张文奇所著《陈仪诱降汤恩伯经过 （外二种）》[6]，摘录如下 ：
陈仪「在主持台湾行政期间，鲁莽颟顸，处置乖张，在国家危急存亡之秋，则临难苟安，自私自利，对革命主义毫无认识，对反共抗俄战争毫无信心。卅七年冬季，东北、华北、徐蚌会战失利，战局迅速恶化，共匪一面渡江南犯，一面发动局部投降攻势，诱惑我军政长官投降，陈仪当时任浙江省主席，受匪谍及一般投机份子的包围，竟忘恩负义，背叛党国，为了保全个人既得利益，阴谋出卖京、沪、杭，导演江南局部投降，迎接共匪渡江。他曾亲笔写下有关投降的准备工作八项和投降条款五条，于卅八年元月卅日和二月一日，先后派他的外甥丁名楠及旧属胡邦宪去煽惑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将军，劝他停止军事行动，与陈共谋早日实现局部投降〔中略〕陈承认派遣亲信，策动叛乱不讳，依照修正惩治叛乱条例第四条第一项第十一条规定，判处陈仪死刑，褫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留一部份作他的家属必需生活费外，一律没收，判决书业经呈奉核准，于六月十八日将陈仪提庭宣判，验明正身，执行枪决。」这则报道说明，陈仪被枪毙不是因为「二二八」，而是因为陈仪身为浙江省主席不仅自己准备投共，还企图策反京沪杭警备军总司令汤恩伯。
中华民国对陈仪的判决经得起时间的检验，陈仪死后近四十年，上述报导提及的丁名楠与胡邦宪分别在中共刊物发表相关回忆〈一九四九年初陈仪策动汤恩伯起义的经过〉及〈陈仪在浙江准备反蒋纪实〉。
共谍胡邦宪（1902-1991）及其同党
被称为陈仪旧属的胡邦宪原名胡允恭，与陈仪的外甥丁名楠，当时的身分是北平清华大学研究生，「二二八」时都在台湾。中共浙江党史和文献网在〈陈仪起义〉中透露，胡允恭1923年就加入共产党，1936年经沈仲九（沈铭训）推荐结识陈仪，经地下党批准开始接受陈仪任命，后出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宣传委员会主任委员。
胡允恭在〈地下十五年与陈仪〉[7]中自己披露如下：「一九二二年进上海大学社会学系读书（系主任瞿秋白），一九二三年入党。他的高级顾问、亲戚沈仲九，原是上海大学的教师，曾教过我的中国哲学史，对我的印象很好」。「上海大学」（1922-1927）是共产国际为渗透中国与国民党而兴办的红色培训基地，于右任（1879-1964）被聘为校长，充当门面，校政由中共骨干把持。谢雪红等多名台湾共产党人在此接受培训，因此有「上大派」一说，沈仲九不仅在上海大学任教，还参与中共在上海的创党活动。在沈仲九的推荐下，胡允恭开始潜伏在陈仪身边，为了讨好陈仪，胡允恭甚至在其建议下，在福建时改名为邦宪。此后与沈仲九等一起跟随陈仪进入台湾，胡邦宪在上文中透露：在「一九四五年冬，我同中共福建省委城工部负责人孟起，谈起陈邀我去台任职事，孟当即指示我以『特派员』的秘密身分去台任职。到台后，我被陈任命为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宣传委员会委员，并发给特别通行证。不久，孟起也到了台湾，从事党的地下活动。我利用自己的特殊身分，掩护孟的工作」。沈仲九与胡邦宪以及孟起在二二八期间所起的作用值得研究。
胡邦宪只透露 因「二二八」台湾警备司令部以司令陈仪的名义发给上海警备司令宣铁吾的一份电报，「大意是：胡邦宪为共匪首要分子，鼓动台湾暴动，现潜逃去沪，请缉捕归案」，而已被免职回到上海的陈仪却不相信找上门去的胡邦宪是共谍，亲笔给宣铁吾去信表示：「铁吾兄：胡邦宪系我旧部，为人谨慎，向无不轨行为。近闻有传讯案件，务希即时查明注销，以免牵累好人，为荷！」，而胡邦宪居然「拿了陈仪的亲笔信到上海警备司令部，这个案子就被注销。 从此，我同陈仪经常来往，倾谈对时局的看法」。胡邦宪在文中透露「陈仪准备起义，沈仲九起很重要作用」。沈仲九是共谍也早被发现，对此胡允恭在文中写道：「福建国民党省党部说他是『潜伏』在陈仪身边的共产党人，当时陈仪周围被称为『左派』人物的夏明纲、吴季朴、胡邦宪、程星龄……都是由沈引荐的。陈仪一九四五年到台湾任职，又把沈带在身边，当作高级顾问。沈仲九对陈仪的思想转变影响极大，最后直接参与陈仪起义，并作为与共产党谈判的代表」。
陈仪的亲共言行从福建起就导致他与致力于剿共的中统与军统的矛盾。陈仪在包庇释放共谍的同时，对抗反共人员与机构，在福建时甚至杀害军统福建站副站长张超，在浙江「下令把毛森所率领的五个戡乱大队全部解散」。人以群分，这一切都表明，身为中华民国要员的陈仪堪称共产党的同路人或曰庇护伞。据陈仪在浙江的机要秘书葛一训的儿子葛许国在其文〈陈仪的爱国情结〉[8]披露，他父亲与主任秘书李铭本也为共产党效力。
丁名楠与胡邦宪的回忆再次证实共产党善于利用学运与媒体以及亲情与友情渗透民国，操纵舆论。胡邦宪在上述回忆文中透露自己匿名在共产党利用民国自由创办的宣传刊物上发表的一文引起陈仪注意，当陈仪问起时，他却假装不知道。在回忆中他才坦承：「其实，这篇文章是主办『文萃』的黎澍同志要我写的，用笔名张琴。文章是根据我的亲身经历分析了台湾事件发生的原因和经过。文中说陈仪昏庸，用人不当。〔中略〕文章说是非应明，罪恶各有攸归，不能让陈仪代人受过。陈读到这些深受感动。他不知文章是我写的，但知道『文萃』是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刊物」。胡邦宪敢于欺骗他人，却不以为耻，还公之于众，可见加入共党，会让人失去起码的道德观，而陈仪确实昏庸，居然信任共谍，与之为伍，最终在其左右下失去理智，获判死刑。
在中共追认陈仪是「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贡献出生命的爱国人士」文件中说：「一九四八年，陈仪和我党发生关系，接受了我党让他起义并由他策反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的任务；陈还按照我党的指示，在浙江释放过一百多名被军统特务毛森拘捕的爱国人士。」[9]这里的所谓爱国人士就是表面上从事各种行业，但暗地里听命于莫斯科的共产党员，而时任上海市警察局长的毛森（1908-1992）1988年在《传记文学》第311期发表〈陈仪迫汤投共始末 〉，从中可知，促汤投共的还有潜伏国军的共产走卒张治中（1890-1969），假如汤恩伯「倒戈投共，那东南全局，早已倾覆，台湾也保不了」。
1985年11月7日，中共海外版《人民日报》第一版以三分之一的版面刊出报道《追思先辈盼统一—访陈仪将军之女陈文瑛》。陈文瑛其时76岁，时任中共全国政协委员，其夫项经方是留德的医学博士， 大陆沦陷后被中共任命为上海卫生局医教处处长，也在「文革」时惨遭整肃，逝于1971年。就是说，中共从八十年代开始利用陈仪及其亲属对台湾发动统战，陈仪亲属在大陆属于特权阶层，陈文瑛不仅充当被称为花瓶的全国政协委员，还曾充当上海市妇联常务委员。六弟陈公培则是上海市政协委员。
然而在中共的极权暴政下要享有特权必须用良知与尊严作为代价。这在中共把势力范围从边区扩展到全国前就已经被奋起反共的五四世代比如傅斯年所洞悉。1949年，他在给企图与毛泽东和谈的中华民国副总统李宗仁回信中说：「共产党本为战争党，以往尚如彼好战，今日走上风，实无法与之获得和平，今看共产党态度，下列数事至为明显：分化敌人，彻底消灭中央政权，只与地方谈和，以实行其宰割之策，绝不以人民为念。绝对走苏俄路线，受苏俄指挥，而以中国为美苏斗争中之先锋队。对多年掌兵符者，必尽量摧毁，介公固彼所不容，而我公及健生宜生诸先生，彼亦一例看待，即我们读书人，不受共产党指挥者，彼亦一样看待也。」[10] 时至今日，傅斯年的先见之明依然值得台湾各界引以为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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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作者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