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沛
1946年8月，王添灯又与蔡庆荣（1920－2003）等创刊《自由报》。蔡庆荣也改名蔡子民。1943年蔡子民从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学系毕业后担任东京《华侨日报》总编辑。1946年回台后加入《自由报》并出面任总编辑。他也是「二二八」的参与者，国军来台后逃往上海，加入中共，从事红色宣传，出版《台湾史志》。从中共北京台胞联谊会的报道〈父亲、丈夫、儿子与我〉[24]中可知蔡子民逃到上海后与1932年就因抗日而投身共运的李伟光之女相恋成婚，曾一度遭迫害，导致长子无法参军，1972年迫害终止。1979年10月起爬上中共高层，担任过中共驻日本大使馆文化参赞以及台盟中央主席。1987年蔡子民在中共针对台湾的宣传刊物《台声》杂志第2期发表题为「忆『二·二八』与王添灯」。[25]
在蔡庆荣看来，王添灯是「二·二八」起义的旗手， 因为他是「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的发言人，也是《二·二八事件处理大纲》的提案人。而蔡庆荣「在他的领导下，在台北编《自由报》，在『二·二八』中常和他在一起，并参与了《处理大纲》的起草。之后，因他的指点，我逃开国民党的镇压，幸存到现在」。
蔡庆荣透露：「萧友三任《自由报》经理，负责出版和财务。王添灯负责一切经费，还提供茶业公会的一间房屋作为《自由报》办公室，让我和阿荣住宿在公会客房。先后参加《自由报》工作的同仁有：《新生报》的王白渊、周庆安；《民报》的徐渊琛、蒋时钦；《人民导报》的吕赫若、詹世平（即吴克泰）、周传枝（即周青）；《台湾文化》的苏新（七月已辞去《人民导报》总编辑）和茶业公会的秘书潘钦信。他们有的为《自由报》出主意，有的将不便在各报发表的报导或文章交给《自由报》发表，在言论上与各报互相呼应。」
蔡庆荣证实，红色媒体与媒体人，秘密配合，互相支持。他们为了进行红色宣传，「在《自由报》报头的两旁，每期选刊『纪要』、孙中山以及蒋介石的有关语录。文章中避免刺激性文字，注意摆事实、讲道理。〔中略〕从创刊到『二·二八』起义前夕，时发时停，共发行了十五期，对于教育和组织台湾人民起来反对国民党的腐败统治、要求民主自治起了一定的作用」。从多方披露的资料来看，可以判断：红色媒体人利用一切机会用共产新话抹黑当局，挑拨离间，混淆视听，误导读者。
蔡庆荣在回忆中透露：「二十八日清早，我回到台北时，在延平路碰到抗议专卖局警察暴行的游行队伍。我随即加入游行队伍，一起去捣毁专卖局所属专卖公司，再去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请愿。但尚未到达长官公署门口就遭到机枪扫射。我死里逃生，回到《自由报》社。台北全市开始罢市、罢工。当天下午，我又参加群众队伍，冲进广播电台，号召全省同胞起来，打倒贪官污吏」。对照别的资料比如郑士榕的回忆录，「机枪扫射」应该是夸大其词，但没有训练有素的地下共产党员投身「二二八」，一般民众恐怕不会想到利用广播电台，占领舆论制高点，而这是「二二八」从台北蔓延全省的关键。
蔡庆荣的回忆也证实共谍在「二二八」期间无处不在。由王添灯提交给陈仪的《处理大纲》就由他与潘钦信、萧友三草拟。写好后誊写三纷，「一面交给王添灯，一面由萧友三找地下党负责人」。
王添灯思想左倾，又被地下共产党员包围，只能被外界看作共产党的同路人，最终沦为畏罪潜逃的地下共产党员的替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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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作者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