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沛
身在台湾与阅读台湾史都得面对共产党对台湾社会的渗透。黄种祥2018年发表的专著《二二八事件真相辩证》注意到「中共地下党及台共在事件中的作为」，也意识到有所作为的左翼势力至今「未受重视」，并在专著中分别评介「日治时期的台湾左翼」，「半山中的左翼势力」，「三民主义青年团在台湾」以及「二二八事件中的左翼势力」。而二二八后逃亡大陆的谢雪红（1901-1970）、吴克泰（1925-2004）等中共党员以及被民国政府抓捕判刑的陈明忠（1929-）、陈映真（1937-2016）等「白色恐怖受难人」的红色生涯都证实从「五四运动」起红色宣传就渗透台湾并影响至今。
1945年后，利用抗日战争在中国发展的共产党渗透台湾的程度比在日据时代严重，因为中共中央在日本正式投降前的1945年8月11日，就发布《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指示全党全军「猛力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9]， 台湾亦不例外。曾任中华民国国家安全局局长的汪敬煦（1918-2011）在访谈录中总结如下：「当时中国共产党到台湾来活动的人，据我了解有四个系统：一是党的系统，他们称做『中国共产党台湾工作委员会』，蔡孝干即是这个系统派来的（我当情报局局长时，蔡孝干在情报局当少将主任）。二是中共的情报系统，史明即是这个系统派来的。三是中共的军事情报系统，有名的国防部次长吴石案即是这个系统派来的。吴石长朝潜伏在国军中，直到他担任国防部次长，利用职权之便，把台湾军队的布署图、军事计画交给一位女间谍，稍后这位女间谍被捕，而爆发这个案子。四是国际共产党和日共系统，谢雪红这批人即是这个系统派来的。」[1] 但这还不完全，中共因接受莫斯科领导，从成立起就是一个处于非法状态的地下组织。中共有按地区划分的中共中央北方局与中共中央南方局等，各中央局及所属的各省、市委都有自己的情报组织及人员。比如吴克泰就是1946年3月被中共中央华东局从上海派到台湾进入台大的地下党员，下面会以吴克泰为例进一步评介共产国际势力如何从五四运动起就利用学运，操纵舆论，渗透社会，颠倒黑白。
武之璋在《二二八的真相与谎言》中证实陈仪不仅遵奉蒋中正的命令包括手谕「严禁军政人员施行报复，否则以抗令论罪」，而且还在给当时的警备总司令部参谋长柯远芬的手谕中「希即遵令军宪不得随意伤害台人，注意保护善良民众」[2]。白先勇却在《关键十六天：白崇禧将军与二二八》的序言中指控柯远芬在绥靖清乡的会上「慷慨发言」：「有些地方上的暴民和土匪成群结党，此等暴民淆乱地方，一定要惩处，宁可枉杀九十九个，只要杀死一个真的就可以。」对此白崇禧「当场严加驳斥」：「有罪者杀一惩百为适当，但古人说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者不为，今后对于犯案人民要公开逮捕、公开审讯、公开法办，若暗中逮捕处置，即不冤枉，也可被人民怀疑为冤枉。」[3] 就是说，白崇禧尊奉古训，抵制暴虐，这既是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本质区别，也是蔑视传统道德的共产党员能够渗透并打败国民党的根本原因。二二八后白崇禧作为国防部长被蒋中正派到台湾宣慰16天，主张「参加此次事变人员，除了共党之外一律免究」，而陪在身边的白克就是共谍。
就算柯远芬也被赤潮污染，无视人命关天的古训，但吴克泰的回忆录透露：1947年1月9日，柯远芬曾在吴克泰等发起的「一·九学生运动」中「挤上主席台讲话」。柯远芬那时就认识到「美国是我们的友好盟邦，不应该反对，我们应该反对的是苏联」，可惜吴克泰不听劝说，反而号召学生「马上开始游行」，让警总参谋长柯远芬只能「被甩在主席台上」，听任学生唱着红歌「义勇军进行曲」游行到「美国新闻处」与「美国领事馆」，高呼「美军滚回去！」等口号。游行中吴克泰的同志陈炳基则高呼「组织全台湾的学生联盟」。吴克泰在回忆录中透露自己「为了组织这次反美抗暴游行」，两天两夜没有阖上一眼。[4]
早在1920年魏金斯基向共产国际提供的报告中就透露：「学生运动是特别容易见成效的工作对象，整个中国被学生组织网覆蓋，共有学生组织193个，参加这些组织的，既有高等学校学生，也有16岁以上的中等学校学生」，而「由学生组织成员组成许多从事苏维埃和党的宣传工作的训练班与小组」[7]，魏金斯基所说的中国尚不包括台湾，但吴克泰等人的回忆证实利用学生运动与学生组织赤化社会的红色模式被搬到了台湾。中共在台湾成立了多少学生组织？「中国共产党台湾大学医学院支部委员会」难道是唯一？
共产党及其意识形态通过红色媒体赤化读者尤其是爱国的大中学生，再通过他们利用学运渗透社会，包括中华民国党政军警宪特。共产党的各路人马不仅在「二二八」期间企图篡夺台湾政权，而且在「二二八」前就已经像在大陆一样不断发动各种运动尤其是学运壮大力量。幸好1949年出任台湾省政府主席的陈诚（1898-1965）与台大校长傅斯年（1896-1950）等中华民国精英在退守台湾时已达成共识，「要求安定，先要肃清匪谍」。[5]
陈诚已认识到共产思想无远弗届，治台要义不与民争利，「要与共产党斗争，不能单靠军事，必须政治、经济双管齐下，在思想主义上去战胜共产党，才能遏止红流的泛滥」[6]。为了防共反共，陈诚们不得不严惩潜伏台湾的共谍。这是在台湾被称为「四六事件」的核心。
傅斯年在北大求学时难免被红潮裹挟，积极参与「五四运动」，但随着阅历的增长，他选择支持国民党，1927年他在担任中山大学教授时，亲历五四新青年张太雷等听命于斯大林发动的广州暴动后，公开反共。在共谍发动「西安事变」时，他支持以蒋中正为首的中华民国政府。1929年，傅斯年就出于民族主义与人道主义，反共反苏并警告用共产党的方法反对共产党，可惜被共产党渗透的国民党却像共产党一样反共，结果可想而知。
共产党从1947年起就企图利用「二二八」篡夺台湾政权，读者应该了解共产党的渗透方式与功效。以转型正义之名给罪证确凿的共谍平反与赔偿是否算共产党渗透台湾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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