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沛
在列宁1919年3月成立共产国际前，就有俄共（布）党员鲍立维以教俄语为掩护从海参崴到北京从事赤化活动。鲍立维不仅通过教职与北大教授李大钊（1889-1927）取得联系，还赤化了在天津北洋大学就读的张太雷（1898-1927）等青年学生。[18]
李大钊1918年就在陈独秀（1879-1942）创办的《新青年》上发表〈庶民的胜利〉与〈Bolshevism的胜利〉，声称Bolshevism的战争，「是阶级战争，是合世界无产庶民对于世界资本家的战争。……这是二十世纪世界革命的新信条」[19]。李大钊还想当然地宣称：「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Bolshevism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Bolshevism的凯歌的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20] 李大钊一厢情愿地把鼓动「阶级战争」的「Bolshevism」美化成「人道的警钟」与「自由的曙光」，奋不顾身地投入国际共运，利用爱国心与民族情误导他人尤其是青年学生，赤化中文世界。[21]
1988年中共刊物《党史研究与教学》就曾发文论证〈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应是李大钊〉 [22] ，此前因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上的报告中称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无人敢有异议。
从目之所及的资料来看，五四运动是共产主义侵蚀中国的开始。中共青岛大学教授吕明灼也得出类似的结论：「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吕明灼也认识到促成「五四运动」的不只是陈独秀与李大钊，蔡元培（1868-1940）与胡适（1891-1962）也必不可少。[23]
1917年1月，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后，先用捏造的假学历与假职位聘请陈独秀（1879-1942）充当北大文科学长，后在陈独秀的支持下，邀请李大钊当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24] 这是李大钊能够发动「五四运动」的关键。陈独秀则因嫖娼，已于1919年3月失去北大教职，而胡适虽然也参与「反传统反儒教反文言」的反文化运动，也即所谓的「新文化运动」，为马克思主义开辟思想通道，但他毕竟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并因此引发与陈独秀的论战。所以，笔者认同李大钊是「五四运动」缺一不可的核心人物。
从1918年起，李大钊便开始发言发文鼓吹马列主义，鼓动爱国学生「直接行动」，仇恨拒绝共产主义的国家与群体以及个体，自此「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等可以致人于死地的红色新话源源不断地进入中文世界。
李大钊不仅身体力行地宣传阶级斗争，还亲自成立或指导以此为目的的各种社团，目之所及有「少年中国学会」（1918年6月），「学生救国会」（1918年6月），「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欺骗警察，用了马尔格斯的名字）（1918年冬）「北京大学学生会」（1919年2月），「国民社」（1918年10月）。李大钊还是1919年元旦出版的《国民》杂志月刊的总顾问，该杂志不仅鼓动仇日，而且在第五期发表《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前一部分，据称这是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中译本。[25]
就是说，在「五四运动」前，李大钊在思想上，宣传上，人员上与组织上都做了大量工作。没有李大钊，就没有「五四运动」；没有鲍立维，就没有李大钊与张太雷的赤化工作。他们投身共运应该不是为了领取卢布，虽然中共从成立起就得到莫斯科的大力扶持。[26] 而「1920年陈独秀办《共产党》月刊、《劳动界》杂志，以及创办外国语学校，印刷各种宣传小册子等，无不从魏金斯基（维经斯基）那里取得资助」[27]。
李大钊让北大成为「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北大学生成为被赤化的对象，其中包括傅斯年。而北大图书馆主任室成了「五四运动」的指挥中心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场地。1920年3月，经鲍立维介绍，李大钊与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见面，开始筹组共产国际中国支部。[28]
魏金斯基在1920年9月1日于莫斯科就其1919年9月至1920年8月在东亚各国的工作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透露：「我们在远东的总政策是立足于日美中三国利益发生冲突，要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来加剧这种冲突。」[29] 为此魏金斯基在1920年5月，为领导业已展开的工作，在上海成立了「第三国际东亚书记处」。开展的工作如下：
「1.通过在学生组织中以及在中国沿海工业地区的工人组织中成立共产主义基层组织，在中国进行党的建设工作。
2.在中国军队中开展共产主义宣传。
3.对中国工会建设施加影响。
4.在中国组织出版工作。」[30]
李大钊等沦为实现共产国际总政策的中国走卒，误人子弟，屡肇事端，比如参与反英的「五卅运动」，导致「五卅惨案」，也因此1925年遭到北洋政府通缉。1927年4月，张作霖占领北京，将藏在苏联大使馆的李大钊等逮捕并缴获李大钊为苏联从事军事谍报工作的罪证。李大钊认贼作父，出卖中国利益，被处以极刑。[31]
以李大钊为首的共产走卒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干的是听命于莫斯科的卖国勾当，可是一般人尤其是青少年很难识别共产骗局，因为共产党确实如饱尝其苦头的阎锡山在中华民国三十七年元月对山西省集训小学教育干部训词中所言「共匪是最能迷惑人的九尾狐狸精」。[32]
「五四运动」把反传统反道德的「新文化」运动推向社会，为共产党在中国生根发芽培植了土壤，这是中共把5月4日定为青年节的原因。从南京迁到台北的中研院与台大都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却不直面危害至今的红祸，还为接受共党阉割的大陆学者提供讲台，而笔者却因质疑推崇五四狂人陈独秀被一中研院文哲所研究员排斥，可见五四狂人掀起的赤潮对台海两岸的影响延续至今。
中华民国当然可以纪念「五四运动」，但应该反省该运动的赤化作用与红色恶果，尤其是当苏联及其在东欧扶植的共产阵营已被和平解体，而赤潮在大陆吞噬的人数还在增加，台湾依然遭受北京打压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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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作者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