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沛
马骥伸（1931-）发表的回忆《70年一觉戏剧梦》[38]从另一个角度证实「二二八」前台湾已被红色渗透。
马骥伸于1946年3月来到台北，就读师大，是师大「戏剧之友社」的创办人。师大上演的第一步话剧就是红剧《日出》，该剧作者曹禺，在上海首演时的导演欧阳予倩，主角扮演者凤子都是接受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文艺兵。
马骥伸因红剧《日出》登上舞台并结识参与该剧幕后工作的黄荣灿（1916-1952）。黄荣灿也属1945年被派到台湾的地下共产党员之一，出任《人民导报》副刊的主编，参与红色话剧，大力推广鲁迅。二二八期间，他与欧阳予倩等有联系，但没有材料显示他们在一起干什么？暴动被镇压后，他刻版画「恐怖的检查」到上海宣传，此画是二二八宣传战的重磅炸弹，观者无不动容，影响至今。[39]
马骥伸演出红色宣传剧之余，还阅读红色宣传物。他文中提到的共谍不仅有被处决的黄荣灿，还有没被抓住的两名共谍。一名叫郑鸿溪，台湾人，从大陆回来插班大二。他在夏衍的《离离草》中饰演祖父。马骥伸回忆到：「他给同学的印象也是那般亲和。一口道地的北方腔国语，比我纯正得多。下一学期他就成为学生自治会中坚，『四六事件』他列在政府缉捕名单，人已失踪。多年后，我在中央社大陆动态资料中，看到他已是大陆中央对台工作部门的副首长，料想他在台湾师院学生时，已为中共祕密工作」。另一位是「《梁上君子》女主角音乐系一年级沈苏斐，十分灵秀的女孩〔中略〕沈苏斐来台几个月，就在师院演戏当女主角，又加入台『大麦浪歌剧团』，是『麦浪』的重要歌舞演员，还兼边疆歌舞助理指导。她在师院和台大都有一名护花使者，她不即不离、一视同仁，我们旁观者清，两位当事人却能相互默忍」。同时与两人恋爱，如此反常，只能推断这两人也可能是地下党员，因为潜台女共谍萧明华与其领导于非（原名朱芳春）就假扮夫妻。马文透露，陈诚肃清匪谍时，沈苏斐「未被波及，学期末，国军已在大陆节节败退，两岸断离情势明显，她悄然向我们道别返乡，不多几年辗转传来消息，她在故乡苏州已是艺文界高级干部。四十年后两岸开放，她应邀来台和我们一些老友重聚，已是祖母级的文静女士。相谈中，提到早年因艺文活动曾获周恩来数度召见。我很想私下问她，在台师院读书时，是否已加入共产党，却始终问不出口」。了解共产党历史就知沈苏斐也像凤子一样属周恩来手下的燕子。
马骥伸有幸来到台湾，求学时被红色渗透。在其回忆中一目了然：「不幸的是我们想演的剧本，几乎都被列入禁演名单，而且持续将近四十年。自此以后，除了改编外国剧本和少数抗战题材作品，只能演出反共宣传八股，我们没合适剧本可选，校方对我们也转冷淡。」而他却在台湾的「白色恐怖」中出任各种要职，包括教育电台节目部副主任兼新闻组长，「中央社」资料编辑部主任，台湾大学社会教育系新闻组副教授等等。他还透露：「从『二二八』到『四六』前后，我认识的戏剧圈师友，包括剧社同学，动态变化很大。黄荣灿、白克被处死刑，蔡瑞月、歌雷入狱，雷石榆、司徒阳、陈大禹或逃或走，返回大陆」。他提到的都是红色文艺兵。在此仅以被中共追认为烈士的白克为例说明共谍渗透中华民国的严重程度。
白克（1914-1964）也像欧阳予倩一样，听命于共产党，是第一批赴台湾接收的「 前进指挥所」成员，出任行政长官公署宣传委员会委员，被派到台湾后，参与一系列赤化活动比如创办红色媒体《人民导报》。白克在被台湾警备总司令部普通审判庭以「为匪宣传」、「扩展匪党组织」等罪名宣判死刑，后经国防部高等覆判庭开庭宣判原判决核准被处死前，是台湾电影界要人，可想而知他的影响有多大。白克在「二二八」后还跟随被蒋中正派来宣慰的国防部部长白崇禧在台巡视16天，拍有纪录片《白崇禧部长莅台重建新台湾》。[41] 白崇禧不仅重用白克，举荐共谍吴石接替柯远芬，让共谍谢和赓当自己的机要秘书并加以推荐，这可能是白崇禧到台后被监控的一个原因。
马骥伸不经意间就证实，「二二八」前共产党已经渗透台湾各界，请看他的见闻：「学生时常罢课、游行、示威，从南京来台视察的教育部长朱家骅，为躲请愿的师院学生，由后门闪走。议会言论肆无忌惮，王添灯以犀利驰名，郭国基大砲轰得台大校长傅斯年脑溢血猝逝。报纸杂志虽说不上百家争鸣，发行量甚小，但家数多，言论报导未受禁限。国外和大陆报刊大都准许进口，电影院放映过苏俄影片，因票房不佳后继无力。图书馆可以借到马克思的《资本论》，鲁迅、高尔基的小说，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我都是向师院图书馆借阅的。果戈里、陈白尘等的讽刺剧都曾上演，学校剧团选择剧本几乎从心所欲。」
总而言之，「二二八」前就有不少台湾人投身共运，从事红色宣传；「二二八」后，有更多台湾人被赤化，加入共产党比如陈明忠。大陆沦陷后，台湾共产党人依傍北京政权继续从事对台宣传与统战，而「二二八」则成为他们的宣传武器。苏新用笔名「庄嘉农」发表的《愤怒的台湾》以及他与杨克煌在林木顺的名下发表的《台湾二月革命》等红色宣传品都渗透台湾，影响深广。涉及「二二八」的不少谎言尤其是对国民党的诬蔑都来自听命于中共的台湾共产党人。
而柯远芬（1908-1997）除当时发表〈事变十日记〉外，一直到1989年4月才应中研院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张玉法的邀约改变宽恕不言的初哀，执笔写作「台湾二二八事变之真相」，留下历史见证。他虽然获知「共党份子林日高、林梁材等」在二二八期间的领导作用，却不知吴克泰等的地下活动以及红色宣传的作用。但他提到《国是日报》在2月27日「刊登一则军民冲突的不实消息。新闻内容是说于苏花公路上，在中途有一士兵强行乘车并与司机发生冲突，司机气愤，将车坠入海中，全车乘客葬身鱼腹云。后经调查，完全是谣言。此事亦只能认为是蓄意破坏军民感情，丑化政府形象，与事变似无直接关系」[42]。他不知这是共产党的宣传手法，而陈翠莲也证实该谣言对台湾人参与二二八有煽动作用。这也证明共产党渗透的媒体包括国民党省党部主办的报纸。原本隶属国防部的《和平日报》1945年5月在台中发行台湾版后，也很快被红色渗透，杨克煌成了日文版编辑，谢雪红被聘为特约评述。27部队队长钟逸人也是《和平日报》记者。
二二八前时任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的李翼中（1896-1969）对陈仪纵容长官公署负责的媒体「宣传授人以柄」不满，他还批判说：「《人民导报》为宪政协进会主办，发行人为林忠，其总编辑为李纯青，台湾人，《大公报》记者，实为共产党员，反动言论连篇累牍，不胜骇然」。[43] 而黄种祥在《二二八事件真相辩证》中证实正是《大公报》3月3日在上海刊登合众社的新闻稿，谎称「台北的纷争已有三、四千人殒命，当地宪警被迫向愤怒的群众开枪，百姓多人拟入美国领事馆避难」。《大公报》等大陆媒体同样被共产党渗透，也投入二二八宣传战。
在研究各方著述尤其是潜台共产党员自述后，笔者认同二二八是在潜台的各路地下共产党煽动与操纵下利用民怨发起的暴动，目的是为了篡夺政权，这是共产党在抗战结束后发动全面战争颠覆中华民国的一个战役，以失败告终，然而共产势力并未善罢甘休，而是从此利用二二八进行宣传战，并已成功颠倒黑白。卫国保民，守土有责的国军将领彭孟缉等被抹黑成了元凶，敢于组织暴动的共党份子比如谢雪红被美化成了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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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作者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