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沛
2010年「双十节」前，我开始拜读《被忽视的中华民国》下集的大样。作者韦唐仕（Thomas Weyrauch）是德国的法学博士、人权卫士。他热爱中国，娶了华裔妻子。他太太大我十岁，生在台湾，在德国获得文学博士，后来创办龙台出版社，推出一系列与中国相关的德文书籍。德国之声被中共渗透的一个表现就是，中文节目不介绍韦唐仕等爱华反共的德国人，却吹捧小骂大帮忙的五毛。
刘晓波拥趸在德国之声对魏京生等仁人志士的谩骂促使我决定抵制共特败类，因为我反共不是出于政治抱负，而是道义良知。靠异议出名的刘晓波及其跟班余某在我眼里与他们抨击的中共笔杆子王蒙、余秋雨一样都是鲁迅的徒弟，都在为了一己私利践踏「仁义道德」，助共为虐，迷惑世人，区别只在刘、余把红旗换成白旗，得以赚取外币。
本来我奉行「亲君子，远小人」，不会主动阅读小人之作，无论他们名气多大。可惜我想躲都躲不了。我可以把余某在台湾发表的《看哪，这个口吃的读书人—刘晓波的侠骨柔肠》当作笑料，虽然他不仅可笑，而且无耻。仅举此文中的一例：「刘霞经常打趣我们说：『上帝选择你们两个结巴成为说真话的中国人，可真够幽默的。』」这位「文坛剽客」为了美化自己真是不择手段！（余某是「文坛剽客」的证据请看《从罢免谈起—余杰和丁子霖之我见》）
刘晓波曾与王朔合作并以后者之名发表《美人赠我蒙汗药》，其中痛斥余某，可是余某却吹捧前者，贬损后者。目睹余某之作《王朔：永远的愤青，永远的痞子》后，「六四画家」武文建打抱不平，他认为，余某「把杨佳说成纳粹很是配合了上海当局，余杰应该读读王容芬老师写的关于杨佳案文章，杨佳杀没杀人我们蹲过大牢的人很敏感（有常识逻辑的人也能分析出）。希望余杰别关键时刻帮倒忙，用王朔的话说，谁也不比谁傻多少」。余某自封「六四之子」，但与因反抗六四屠杀曾被捕入狱的武文建相比，他只能算假冒。
参与出版《美人赠我蒙汗药》的独立作家野夫则撰文透露，王朔把所有的稿酬全部赠与了刘晓波。文中写到，「我在这个世界也算见过一些书生义气的人，像这样为朋友出手阔绰一介不取的，这是唯一。而且他帮的人，可能正是许多故人避之不及的病人，这样的云天高谊，试问那些长期骂他痞子的正人君子，到底曾有几人能够？」余某巴结像他一样的伪君子，而痛斥假痞子，再一次证明人以群分。
刘晓东罗列了刘晓波的「八臭」，可刘晓波的臭事不止八桩。刘晓波先把余某臭骂一顿，然后又把「文坛剽客」当「文化名人」瞎吹就算一例。不过认识刘晓波的前辈刘宾雁（1925—2005）早就提醒世人， 「刘晓波在八十年代中期是以最极端、最激烈的叛逆的姿态一举成名的。七年以后，他成了中共和中国现状的辩护士。在这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的轨迹中能够找到什么始终一贯的东西吗？只有他那块一百多斤的个人。这个人之所以还值得一提，是因为他代表了一种现象，一个我们绝不可掉以轻心的信号：毛泽东耕耘过的这块土地，是野心家和叛徒的温床」。
刘宾雁年轻时因爱国抗日被中共的宣传骗上贼船，沦为中共的笔杆子，可是因为他讲真话，1957年就被打成「右派」，遭到迫害。22年后才被「平反」，然而1987年他又因讲真话被中共开除党籍和公职。六四屠杀发生时，刘宾雁正在美国讲学，从此因反对屠杀，被中共禁止回国，客死他乡。在流亡华人为他举办的80岁生日庆祝会上，刘宾雁承认，他身为中共高干在1949年后的生活，「还不如日本人占领时期那么自由，至少在意识形态、在文化上，日本人从来也没有像毛泽东、更没有像林彪、『四人帮』那样统治中国」。
刘宾雁是最早撰文反对中共镇压法轮功的知识分子。刘宾雁虽然选错了信仰，但他却有自己的人格，与善变的败类形成鲜明对比。当初我也被刘晓波迷惑，就是因为他也能写出好文章，也反对中共镇压法轮功。
2010年11月27日，台湾法轮功学员在台北中正纪念堂前的广场上，以一人为一点的方式排列出「真、善、忍」三字、一个莲花座和36道光线，整个图形面积达 90公尺×120公尺。与此同时，中华民国再次在台湾选举。
而1947年，中华民国曾在大陆举行历史上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国大选举，当时有两亿五千万居民参与选举，被一人一票选出的国大代表（国会议员）大多不属国民党，但都反共。在1948年4月19日召开的国大代表大会上，蒋中正以2430票当选中华民国总统。
2010年首发
残体版
辨别真伪抑恶扬善
2010年“双十节”前，我开始拜读《被忽视的中华民国》下集的大样。作者韦唐仕（Thomas Weyrauch）是德国的法学博士、人权卫士。他热爱中国，娶了华裔妻子。他太太大我十岁，生在台湾，在德国获得文学博士，后来创办龙台出版社，推出一系列与中国相关的德文书籍。德国之声被中共渗透的一个表现就是，中文节目不介绍韦唐仕等爱华反共的德国人，却吹捧小骂大帮忙的五毛。
刘晓波拥趸在德国之声对魏京生等仁人志士的谩骂促使我决定抵制共特败类，因为我反共不是出于政治抱负，而是道义良知。靠异议出名的刘晓波及其跟班余某在我眼里与他们抨击的中共笔杆子王蒙、余秋雨一样都是鲁迅的徒弟，都在为了一己私利践踏“仁义道德”，助共为虐，迷惑世人，区别只在刘、余把红旗换成白旗，得以赚取外币。
本来我奉行“亲君子，远小人”，不会主动阅读小人之作，无论他们名气多大。可惜我想躲都躲不了。我可以把余某在台湾发表的《看哪，这个口吃的读书人—刘晓波的侠骨柔肠》当作笑料，虽然他不仅可笑，而且无耻。仅举此文中的一例：“刘霞经常打趣我们说：‘上帝选择你们两个结巴成为说真话的中国人，可真够幽默的。’”这位“文坛剽客”为了美化自己真是不择手段！（余某是“文坛剽客”的证据请看《从罢免谈起—余杰和丁子霖之我见》）
刘晓波曾与王朔合作并以后者之名发表《美人赠我蒙汗药》，其中痛斥余某，可是余某却吹捧前者，贬损后者。目睹余某之作《王朔：永远的愤青，永远的痞子》后，“六四画家”武文建打抱不平，他认为，余某“把杨佳说成纳粹很是配合了上海当局，余杰应该读读王容芬老师写的关于杨佳案文章，杨佳杀没杀人我们蹲过大牢的人很敏感（有常识逻辑的人也能分析出）。希望余杰别关键时刻帮倒忙，用王朔的话说，谁也不比谁傻多少”。余某自封“六四之子”，但与因反抗六四屠杀曾被捕入狱的武文建相比，他只能算假冒。
参与出版《美人赠我蒙汗药》的独立作家野夫则撰文透露，王朔把所有的稿酬全部赠与了刘晓波。文中写到，“我在这个世界也算见过一些书生义气的人，像这样为朋友出手阔绰一介不取的，这是唯一。而且他帮的人，可能正是许多故人避之不及的病人，这样的云天高谊，试问那些长期骂他痞子的正人君子，到底曾有几人能够？”余某巴结像他一样的伪君子，而痛斥假痞子，再一次证明人以群分。
刘晓东罗列了刘晓波的“八臭”，可刘晓波的臭事不止八桩。刘晓波先把余某臭骂一顿，然后又把“文坛剽客”当“文化名人”瞎吹就算一例。不过认识刘晓波的前辈刘宾雁（1925—2005）早就提醒世人， “刘晓波在八十年代中期是以最极端、最激烈的叛逆的姿态一举成名的。七年以后，他成了中共和中国现状的辩护士。在这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的轨迹中能够找到什么始终一贯的东西吗？只有他那块一百多斤的个人。这个人之所以还值得一提，是因为他代表了一种现象，一个我们绝不可掉以轻心的信号：毛泽东耕耘过的这块土地，是野心家和叛徒的温床”。
刘宾雁年轻时因爱国抗日被中共的宣传骗上贼船，沦为中共的笔杆子，可是因为他讲真话，1957年就被打成“右派”，遭到迫害。22年后才被“平反”，然而1987年他又因讲真话被中共开除党籍和公职。六四屠杀发生时，刘宾雁正在美国讲学，从此因反对屠杀，被中共禁止回国，客死他乡。在流亡华人为他举办的80岁生日庆祝会上，刘宾雁承认，他身为中共高干在1949年后的生活，“还不如日本人占领时期那么自由，至少在意识形态、在文化上，日本人从来也没有像毛泽东、更没有像林彪、‘四人帮’那样统治中国”。
刘宾雁是最早撰文反对中共镇压法轮功的知识分子。刘宾雁虽然选错了信仰，但他却有自己的人格，与善变的败类形成鲜明对比。当初我也被刘晓波迷惑，就是因为他也能写出好文章，也反对中共镇压法轮功。
2010年11月27日，台湾法轮功学员在台北中正纪念堂前的广场上，以一人为一点的方式排列出“真、善、忍”三字、一个莲花座和36道光线，整个图形面积达 90公尺×120公尺。与此同时，中华民国再次在台湾选举。
而1947年，中华民国曾在大陆举行历史上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国大选举，当时有两亿五千万居民参与选举，被一人一票选出的国大代表（国会议员）大多不属国民党，但都反共。在1948年4月19日召开的国大代表大会上，蒋中正以2430票当选中华民国总统。
2010年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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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作者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