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沛：君子与共特不两立

作者：徐沛

我既亲身体会了共产极权和民主宪政的区别，又能通过汉语和外语获取自由信息，吸收精神营养……这是我的幸运，也是我乐于支持魏京生等男子汉大丈夫反抗中共暴政，为大陆同胞争取人权和自由的出发点。

遗憾的是太多的男女在中共的威逼利诱下，要么视而不见大陆社会和自然环境的日益恶化，要么为一个从未停止鱼肉百姓的马列政党及其暴政涂脂抹粉，评功摆好。这是认为「和这个世界耍流氓很有意思」的刘晓波居然会如愿以偿，欺世盗名的原因之一。

在中华儿女抵制共产邪恶主义的近百年历史中，我见证了1989年中共血腥镇压大陆同胞的抗争后在海外兴起的中国民运。

海外民运的第一人王炳章于1982年在北美获得医学博士后，创办继承北京民主墙精神的《中国之春》。这位「为在神州大地实现真正的民主与法治，自由与人权鸣锣呐喊」的爱国志士不仅被共特包围，还中了奸计，2002年在越南被中共绑架，目前身陷红牢。王炳章也象魏京生、高智晟等一样曾被提名得诺贝尔和平奖。可惜得奖的却是宣称，「我蔑视人群，视社会为乌合之众，崇尚天才个人的创造力，终生的目标就是想看看究竟是一个有创造力的孤独天才强大，还是芸芸众生强大」的民运和民族败类。

我乐于公布亲身经历和心得体会，供与我有缘的人分享和参考，就是为了推崇中华精英，揭露共特伪类。

自中共悉尼外交官陈用林、天津警官郝凤军、沈阳市司法局局长韩广生和国安间谍李凤智等纷纷在海外宣布与中共决裂后，2010年1月1日，纽约华人为原中共沈阳市委宣传部联络部长张凯臣举办公开退党新闻发布会。我拜会过的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义工易蓉在会上为这位唾弃中共的勇士颁发了《退党证书》。那时参与三退的华人是六千多万，2021年5月5日总计人数已超过三亿七千六百万。

张凯臣不愧为义勇之士，从此反戈一击，已经成为抵制中共渗透的高手。他在针对2010年11月15日上海人祸的文章《论事与论理》中再次证实「五毛党暗恋美国之音」。为此我特地写作下文以示应和，并遥愿张凯臣们也能关注德国之声。

被绑架的德国之声

2008年张丹红以德国之声「中国专家」的身份在德国媒体媚共后，我才发现德国之声中文节目根本不是我想像中的自由之窗，而是进出口中宣部论调的丹红门。过去对我笑脸相迎的张丹红们不仅拒绝与我交流，还有人胆敢把我写给他们的两封中文邮件加上辱骂的话在一个专门反对西方自由媒体的五毛网站示众。我这才被迫用德语撰文反击。

别的华裔知识人则把德国之声直接告到了德国议会。此举也在德国媒体和政界引起了关注。我在撰写专著《无耻的洋人》时，记录了以前总理施密特为首的七个德国人在德国之声的媚共言论，以及与他们一唱一和的张丹红们的五毛言论。

可惜德国之声中文节目现在依然如故。只不过德国的洋五毛让位给了大陆的异议五毛。德国之声变成了刘晓波及其拥趸之声。

在此我以德国之声对马克思和刘晓波的报道来证明五毛党如何避重就轻，混淆视听，小骂大帮忙。

包装马克思

2003年，我就在《我的反共根源》中阐明我在德国留学时因六四屠杀而深受刺激后改读哲学，从而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反共文人，因为共产党推崇的马克思的人品和作品都荒诞无耻！这篇文章发表后，在转载时标题被改成《共产主义探源》。这说明读者明白我的心意，因为我在文章中明确指出，马克思(1818-1883)在穷困潦倒中病死时，没有几人对他表示哀悼。是列宁靠出卖俄国利益获得德皇支持，篡夺二月革命果实后，马克思才被奉为共产党的导师而名扬世界。正是在苏共的包装下，卑劣的马克思才获得了光辉形象，得以欺世盗名，祸乱世界。

生活在自由世界的的华人不难象我一样明白共产主义邪说给世界造成的祸害。《马克思与撒旦》1986年就已出版；1997年，《共产主义黑皮书：罪行、恐怖、镇压》发表。身为华裔记者，面对奉马克思为神明的中共还在祸乱自己的祖国，有责任和义务予以揭露。可是德国之声中文网的负责人朱某却反其道而行之，变着法子吹捧马克思。

六四屠杀发生时，朱某是中共北京外国语学院派到东德的留学生。后来她移居西德，成为获得六四血卡的5000多大陆学生学者中的一员。六四屠杀促使留德大陆人成立拒绝中共领导的全德学联，朱某还当过理事之类的主角。没想到由她主管的德国之声中文网居然红得令我难以相信。后来才听说，她是潜伏德国之声的中共党员之一。

在六四屠杀16周年之际，德国之声中文网发表《共产主义为什么失败？－马克思故居重开之际专访迈尔教授》。采访末尾注明，被采访的「迈尔教授任教于多特蒙德大学政治系，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基本价值委员会』副主席，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民主理论和媒体与政治领域都有专著」。迈尔不是别人正是采访人朱某（李渔、李鱼）的丈夫。

朱某不采访德国的独立学者，而是与共产党同根的社民党的笔杆子，可是她在报道前却声称，「马克思到底是谁？他的理论到底在哪些地方过了时？德国的学术界和左翼党派如何评价马克思？共产主义的失败是因为人性本恶从而达不到那样的理想境界？6月9日马克思的特里尔出生故居在重修后即将重新开放，本网为此采访了德国著名政治学教授托马斯.迈尔教授」。

迈尔的出发点为马克思是个「伟大的思想家和领袖人物」，而出生于科隆，生长在奥地利，后来移居美国的学者弗格林（Eric Voegelin）认为，「马克思主义在科学上是站不住脚的」，「马克思是知识分子中的骗子」！波普则说，「我在十七岁的时候，已经成为一个反马克思主义者。我认识到，这种信条不仅具有教条独断的特性，而且伴随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理性的傲慢。为了一种没有经过批评考察就接受的信条，或者一种现实无法实现的梦想，拿别人的生命去冒险，并且不仅以此为己任，而且还自以为有见识，这真是一件极其可怕的事情。这种作法对于一个知识分子来说尤其恶劣，因为他自以为知书识礼。」

朱某没有为饱受马克思主义祸害的华语受众解惑，而是让她的丈夫在德国之声卖弄其能够把死鱼说活的歪才。迈尔在为「万魔附体的怪物」（恩格斯语）说了不少好话后，表示，「但是作为对于现代世界的总体解释，他的理论的确是过时了」。可近一个半世纪马克思的歪理邪说为人类制造的灾难，绝对不是什么「过时了」的问题！就是迈尔本人，在后面也不得不承认共产主义，「是一种世俗化了的宗教救世信仰。这种信仰现在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现实政治世界中都不再有值得一提的信徒了」。

简言之，朱某与其丈夫在德国之声妇唱夫和地为马克思洗刷罪恶！虽然迈尔明明知道「在严肃的社会科学领域，共产主义运动中所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都早已彻底贬值。……共产主义国家体系的崩溃……人们不可能从他的思想中得到一种严肃的、可行的、具有替代意义的社会秩序」。朱某还问：「在中国的具有左翼色彩知识分子中，有一种流行的为共产主义运动失败开脱的说法是：共产主义本身是很完美的社会秩序，只是人类的本性不完美甚至是邪恶，所以没有能过上共产主义生活的福气。您怎样评价这一说法？」但这一次她丈夫表示，「我认为这一观点是错误的」。

2008年10月，还学文在《回应49位有色欧洲学者》中指出，他们状告议会，要求调查「有中共党员身份的记者是否能遵从《德国之声》捍卫自由与人权的宗旨报导中国的问题」后，在力挺张丹红的黑伯勒公开信上签名的49人中有被中共媒体忽视的迈尔，而他「与德国之声休戚与共」。德国之声中文节目的红色渗透得不到根本解决与迈尔不无关系，因为他与德国之声现任台长是同党。迈尔是投靠政治势力的笔杆子，很象刘晓波的德国版，因为他们都深受马克思的影响。

吹捧刘晓波

刘晓波在1988年金钟的采访中表示，「我要感谢马克思的是，我在文革中能看到的书只有马克思选集，马克思给我提供了不少西方哲学史的线索，是当时『走向世界』的惟一桥梁。我看过马克思全集四十多卷，可以大段大段背下来。马克思前期的作品不错。」1955年生在大陆的刘晓波食之如甘饴不是中华经典，而是外来邪说，可见其品位的低下。接下来刘晓波就透露了马克思的无耻谰言对他的恶劣影响。

「问：那什么条件下，中国才有可能实现一个真正的历史变革呢?

答：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变成今天这样，中国那么大，当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会变成今天香港这样，三百年够不够，我还有怀疑。

问：十足的：『卖国主义』啦。

答：我要引用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的一句话：『工人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我无所谓爱国、叛国，你要说我叛国，我就叛国！就承认自己是挖祖坟的不孝子孙，且以此为荣。」

这之后，刘晓波便投身八九民运，并在他的《末日幸存者的独白》中透露，「不管别人如何议论，我都坚信，『八九抗议运动』之机太值得投了，能够投上此机，确乎上帝有眼，赐福于我，即使被指责为政治投机者，也心地坦然，无怨无悔。」而德国之声中文节目从一开始就在为刘晓波的第二次投机行为 — 假冒伪劣的「蛋八宪章」造势。德国之声中文网专门为其开辟专栏，还拒绝登载批评之声。

2010年2月12日，遭致异口同声挞伐的《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就在其中文网上刊登。导语为「2009年12月23日，刘晓波案一审开庭当日，刘晓波在法庭上做最后陈述时宣读了《我没有敌人》一文的部分内容。法庭上,刘晓波只获准宣读4分钟。经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女士授权，我们在专栏里登载《我没有敌人》全文」。

此文既自我美化又美化中共，足以证明刘晓波在中共的迫害下患有认知分裂症和斯德歌尔摩综合症。但是德国之声居然照搬病患呓语，「1996年，我曾在老北看（半步桥）呆过，与十几年前半步桥时的北看相比，现在的北看，在硬件设施和软件管理上都有了极大的改善。特别是北看首创的人性化管理，在尊重在押人员的权利和人格的基础上，将柔性化的管理落实到管教们的一言一行中，体现在『温馨广播』、『悔悟』杂志、饭前音乐、起床睡觉的音乐中，这种管理，让在押人员感到了尊严与温暖，激发了他们维持监室秩序和反对牢头狱霸的自觉性，不但为在押人员提供了人性化的生活环境，也极大地改善了在押人员的诉讼环境和心态，我与主管我所在监室的刘峥管教有着近距离的接触，他对在押人员的尊重和关心，体现在管理的每个细节中，渗透到他的一言一行中，让人感到温暖。结识这位真诚、正直、负责、善心的刘管教，也可以算作我在北看的幸运吧」。难怪刘晓波要在惨遭共警暴打而奋起反抗的杨佳还没被判处死刑时，就发表长篇大论照搬中共宣传，诬蔑杨佳「结束了六个生命」。这在为杨佳鸣冤叫屈的王容芬看来无异于刘晓波向中共给受害者下的催命符！

德国之声为什么不关注非监狱贵族的中共囚徒比如王炳章的悲惨遭遇？为什么不转载高智晟的《黑夜、黑头套、黑帮绑架》？流亡北美的六四英雄—湖南三勇士的牢狱经历难道不足以反证刘晓波的谎言？为什么不报道逐日增长的因不放弃炼法轮功而被迫害致死的大陆同胞？明慧网上公布的不完全统计2010年11月27日已达3422名，我的四川老乡胡云怀，比刘晓波年轻一岁，于2010年10月23日13时49分在西昌市拓荒看守所被迫害致死！

2010年11月11日，德国之声中文网再次发表自称「跟刘晓波十年来是好友和同事」的廖谋对刘晓波的阿谀之词。廖某是被视为私家花园的刘氏笔会的现任会长。三妹在新作《美国民主基金会资助中国民运的实录和分析》中透露，刘氏笔会获年资助 152,950美元。

民主墙的参与者陈迈平（万之）曾当选笔会的副会长并邀请我加入。因我不愿与共特伪类打交道予以拒绝后，他还劝我说，「独立笔会不属于任何人私有，而是国际笔会的下属组织，如果会员认同国际笔会章程，而对某些独立笔会领导人不满意，认为其做法不符合国际笔会章程，那么最好的方法是把这些人选下去」。那时他还没有领教共特伪类的卑鄙无耻。2007年，陈先生就君子斗不过小人，退出他为之付出心血的中文笔会，成为瑞典笔会理事兼国际秘书。三妹等对刘晓波及其拥趸的批评促使他打破沉默。（请查阅《瑞典陈迈平先生给三妹（刘晓东）的一封信》）。

我收读此信后，乐得哈哈大笑。陈先生说，看「一个『自我中心的人』，还好意思拿推崇理想主义和利他主义的诺贝尔和平奖」，「实在很滑稽」！陈先生无意间透露「蛋八宪章」的推手是共特刘路（李建强），而且陈先生还坦诚，「海外现在为他叫好的，大多属于刘晓波心里根本看不上但是还可利用的『傻大头』。所以，我退出笔会，其实内心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不想再做这种『傻大头』。当然，那些愿意继续为他『服务』的，也未必是『傻大头』，因为他们可以借为刘晓波这样的国内人士『服务』的名义，自己在从中也分享好处，拿取各种高工资。这就叫互相利用了。例如，为刘晓波卖力的，像小乔这样没有独立思想的人，就可以分享到『林昭奖』（有两千美元。我认为这简直是对林昭的亵渎），还拿到国际笔会项目『斯德哥尔摩自由城市驻市作家』的好处（她能算什么作家吗？），现在还可以在笔会当领薪水的小官僚」。

而流亡瑞典的茉莉则在驳斥刘晓波拥趸的谎言时表示，「当时我之所以辞去笔会理事职务，以及后来退出笔会，都和刘晓波有关」。她也证实刘晓波「给自己人稿费以笼络人心，打压异己。」

如果德国之声没有被五毛党绑架的话，为什么民运先驱王炳章名下的报道只有7条，民运领袖魏京生名下的报道71条，而民运败类刘晓波名下的报道已达725条？

想了解「蛋八宪章」中共背景者，请阅读：

中共政治「朝野互动」中在野者的失望 —以胡平与崔卫平为例

http://www.aboluowang.com/comment/data/2010/1125/article_1791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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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与共特不两立

遗憾的是太多的男女在中共的威逼利诱下，要么视而不见大陆社会和自然环境的日益恶化，要么为一个从未停止鱼肉百姓的马列政党及其暴政涂脂抹粉，评功摆好。这是认为“和这个世界耍流氓很有意思”的刘晓波居然会如愿以偿，欺世盗名的原因之一。

在中华儿女抵制共产邪恶主义的近百年历史中，我见证了1989年中共血腥镇压大陆同胞的抗争后在海外兴起的中国民运。

海外民运的第一人王炳章于1982年在北美获得医学博士后，创办继承北京民主墙精神的《中国之春》。这位“为在神州大地实现真正的民主与法治，自由与人权鸣锣呐喊”的爱国志士不仅被共特包围，还中了奸计，2002年在越南被中共绑架，目前身陷红牢。王炳章也象魏京生、高智晟等一样曾被提名得诺贝尔和平奖。可惜得奖的却是宣称，“我蔑视人群，视社会为乌合之众，崇尚天才个人的创造力，终生的目标就是想看看究竟是一个有创造力的孤独天才强大，还是芸芸众生强大”的民运和民族败类。

我乐于在白梅空间公布我的亲身经历和心得体会，供与我有缘的收件人分享和参考，就是为了推崇中华精英，揭露共特伪类。

张凯臣不愧为义勇之士，从此反戈一击，已经成为抵制中共渗透的高手。他在针对2010年11月15日上海人祸的文章《论事与论理》中再次证实“五毛党暗恋美国之音”。为此我特地写作下文以示应和，并遥愿张凯臣们也能关注德国之声。

被绑架的德国之声

2008年张丹红以德国之声“中国专家”的身份在德国媒体媚共后，我才发现德国之声中文节目根本不是我想象中的自由之窗，而是进出口中宣部论调的丹红门。过去对我笑脸相迎的张丹红们不仅拒绝与我交流，还有人胆敢把我写给他们的两封中文邮件加上辱骂的话在一个专门反对西方自由媒体的五毛网站示众。我这才被迫用德语撰文反击。

可惜德国之声中文节目现在依然如故。只不过德国的洋五毛让位给了大陆的异议五毛。德国之声变成了刘晓波及其拥趸之声。

在此我以德国之声对马克思和刘晓波的报道来证明五毛党如何避重就轻，混淆视听，小骂大帮忙。

包装马克思

生活在自由世界的的华人不难象我一样明白共产主义邪说给世界造成的祸害。（《马克思与撒旦》1986年就已出版；1997年，《共产主义黑皮书：罪行、恐怖、镇压》发表。）身为华裔记者，面对奉马克思为神明的中共还在祸乱自己的祖国，有责任和义务予以揭露。可是德国之声中文网的负责人朱某却反其道而行之，变着法子吹捧马克思。

在六四屠杀16周年之际，德国之声中文网发表《共产主义为什么失败？－马克思故居重开之际专访迈尔教授》。采访末尾注明，被采访的“迈尔教授任教于多特蒙德大学政治系，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基本价值委员会’副主席，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民主理论和媒体与政治领域都有专著”。迈尔不是别人正是采访人朱某（李渔、李鱼）的丈夫。

朱某不采访德国的独立学者比如仲维光，而是与共产党同根的社民党的笔杆子，可是她在报道前却声称，“马克思到底是谁？他的理论到底在哪些地方过了时？德国的学术界和左翼党派如何评价马克思？共产主义的失败是因为人性本恶从而达不到那样的理想境界？6月9日马克思的特里尔出生故居在重修后即将重新开放，本网为此采访了德国著名政治学教授托马斯.迈尔教授”。

迈尔的出发点为马克思是个“伟大的思想家和领袖人物”，而出生于科隆，生长在奥地利，后来移居美国的学者弗格林（Eric Voegelin）认为，“马克思主义在科学上是站不住脚的”，“马克思是知识分子中的骗子”！波普则说，“我在十七岁的时候，已经成为一个反马克思主义者。我认识到，这种信条不仅具有教条独断的特性，而且伴随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理性的傲慢。为了一种没有经过批评考察就接受的信条，或者一种现实无法实现的梦想，拿别人的生命去冒险，并且不仅以此为己任，而且还自以为有见识，这真是一件极其可怕的事情。这种作法对于一个知识分子来说尤其恶劣，因为他自以为知书识礼。”

朱某没有为饱受马克思主义祸害的华语受众解惑，而是让她的丈夫在德国之声卖弄其能够把死鱼说活的歪才。迈尔在为“万魔附体的怪物”（恩格斯语）说了不少好话后，表示，“但是作为对于现代世界的总体解释，他的理论的确是过时了”。可近一个半世纪马克思的歪理邪说为人类制造的灾难，绝对不是什么“过时了”的问题！就是迈尔本人，在后面也不得不承认共产主义，“是一种世俗化了的宗教救世信仰。这种信仰现在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现实政治世界中都不再有值得一提的信徒了”。

简言之，朱某与其丈夫在德国之声妇唱夫和地为马克思洗刷罪恶！虽然迈尔明明知道“在严肃的社会科学领域，共产主义运动中所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都早已彻底贬值。……共产主义国家体系的崩溃……人们不可能从他的思想中得到一种严肃的、可行的、具有替代意义的社会秩序”。朱某还问：“在中国的具有左翼色彩知识分子中，有一种流行的为共产主义运动失败开脱的说法是：共产主义本身是很完美的社会秩序，只是人类的本性不完美甚至是邪恶，所以没有能过上共产主义生活的福气。您怎样评价这一说法？”但这一次她丈夫表示，“我认为这一观点是错误的”。

2008年10月，还学文在《回应49位有色欧洲学者》中指出，他们状告议会，要求调查“有中共党员身份的记者是否能遵从《德国之声》捍卫自由与人权的宗旨报导中国的问题”后，在力挺张丹红的黑伯勒公开信上签名的49人中有被中共媒体忽视的迈尔，而他“与德国之声休戚与共”。德国之声中文节目的红色渗透得不到根本解决与迈尔不无关系，因为他与德国之声现任台长是同党。迈尔是投靠政治势力的笔杆子，很象刘晓波的德国版，因为他们都深受马克思的影响。

吹捧刘晓波

刘晓波在1988年金钟的采访中表示，“我要感谢马克思的是，我在文革中能看到的书只有马克思选集，马克思给我提供了不少西方哲学史的线索，是当时‘走向世界’的惟一桥梁。我看过马克思全集四十多卷，可以大段大段背下来。马克思前期的作品不错。”1955年生在大陆的刘晓波食之如甘饴不是中华经典，而是外来邪说，可见其品位的低下。接下来刘晓波就透露了马克思的无耻谰言对他的恶劣影响。

“问：那什么条件下，中国才有可能实现一个真正的历史变革呢?

答：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变成今天这样，中国那么大，当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会变成今天香港这样，三百年够不够，我还有怀疑。

问：十足的：‘卖国主义’啦。

答：我要引用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的一句话：‘工人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我无所谓爱国、叛国，你要说我叛国，我就叛国！就承认自己是挖祖坟的不孝子孙，且以此为荣。”

这之后，刘晓波便投身八九民运，并在他的《末日幸存者的独白》中透露，“不管别人如何议论，我都坚信，‘八九抗议运动’之机太值得投了，能够投上此机，确乎上帝有眼，赐福于我，即使被指责为政治投机者，也心地坦然，无怨无悔。”而德国之声中文节目从一开始就在为刘晓波的第二次投机行为 — 假冒伪劣的“蛋八宪章”造势。德国之声中文网专门为其开辟专栏，还拒绝登载批评之声。

2010年2月12日，遭致异口同声挞伐的《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就在其中文网上刊登。导语为 “2009年12月23日，刘晓波案一审开庭当日，刘晓波在法庭上做最后陈述时宣读了《我没有敌人》一文的部分内容。法庭上,刘晓波只获准宣读4分钟。经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女士授权，我们在专栏里登载《我没有敌人》全文”。

此文既自我美化又美化中共，足以证明刘晓波在中共的迫害下患有认知分裂症和斯德歌尔摩综合症。但是德国之声居然照搬病患呓语，“1996年，我曾在老北看（半步桥）呆过，与十几年前半步桥时的北看相比，现在的北看，在硬件设施和软件管理上都有了极大的改善。特别是北看首创的人性化管理，在尊重在押人员的权利和人格的基础上，将柔性化的管理落实到管教们的一言一行中，体现在‘温馨广播’、‘悔悟’杂志、饭前音乐、起床睡觉的音乐中，这种管理，让在押人员感到了尊严与温暖，激发了他们维持监室秩序和反对牢头狱霸的自觉性，不但为在押人员提供了人性化的生活环境，也极大地改善了在押人员的诉讼环境和心态，我与主管我所在监室的刘峥管教有着近距离的接触，他对在押人员的尊重和关心，体现在管理的每个细节中，渗透到他的一言一行中，让人感到温暖。结识这位真诚、正直、负责、善心的刘管教，也可以算作我在北看的幸运吧”。难怪刘晓波要在惨遭共警暴打而奋起反抗的杨佳还没被判处死刑时，就发表长篇大论照搬中共宣传，诬蔑杨佳“结束了六个生命”。这在为杨佳鸣冤叫屈的王容芬看来无异于刘晓波向中共给受害者下的催命符！

德国之声为什么不关注非监狱贵族的中共囚徒比如王炳章的悲惨遭遇？为什么不转载高智晟的《黑夜、黑头套、黑帮绑架》？流亡北美的六四英雄—湖南三勇士的牢狱经历难道不足以反证刘晓波的谎言？为什么不报道逐日增长的因不放弃炼法轮功而被迫害致死的大陆同胞？明慧网上公布的不完全统计2010年11月27日已达3422名，我的四川老乡胡云怀，比刘晓波年轻一岁，刚于2010年10月23日13时49分在西昌市拓荒看守所被迫害致死！

2010年11月11日，德国之声中文网再次发表自称“跟刘晓波十年来是好友和同事”的廖谋对刘晓波的阿谀之词。廖某是被视为私家花园的刘氏笔会的现任会长。三妹在新作《美国民主基金会资助中国民运的实录和分析》中透露，刘氏笔会获年资助 152,950美元。

民主墙的参与者陈迈平（万之）曾当选笔会的副会长并邀请我加入。因我不愿与共特伪类打交道予以拒绝后，他还劝我说，“独立笔会不属于任何人私有，而是国际笔会的下属组织，如果会员认同国际笔会章程，而对某些独立笔会领导人不满意，认为其做法不符合国际笔会章程，那么最好的方法是把这些人选下去”。那时他还没有领教共特伪类的卑鄙无耻。2007年，陈先生就君子斗不过小人，退出他为之付出心血的中文笔会，成为瑞典笔会理事兼国际秘书。三妹等对刘晓波及其拥趸的批评促使他打破沉默。（请查阅《瑞典陈迈平先生给三妹（刘晓东）的一封信》）。

我收读此信后，乐得哈哈大笑。陈先生说，看“一个‘自我中心的人’，还好意思拿推崇理想主义和利他主义的诺贝尔和平奖”，“实在很滑稽”！陈先生无意间透露“蛋八宪章”的推手是共特刘路（李建强），而且陈先生还坦诚，“海外现在为他叫好的，大多属于刘晓波心里根本看不上但是还可利用的‘傻大头’。所以，我退出笔会，其实内心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不想再做这种‘傻大头’。当然，那些愿意继续为他‘服务’的，也未必是‘傻大头’，因为他们可以借为刘晓波这样的国内人士‘服务’的名义，自己在从中也分享好处，拿取各种高工资。这就叫互相利用了。例如，为刘晓波卖力的，像小乔这样没有独立思想的人，就可以分享到‘林昭奖’（有两千美元。我认为这简直是对林昭的亵渎），还拿到国际笔会项目‘斯德哥尔摩自由城市驻市作家’的好处（她能算什么作家吗？），现在还可以在笔会当领薪水的小官僚”。

而流亡瑞典的茉莉则在驳斥刘晓波拥趸的谎言时表示，“当时我之所以辞去笔会理事职务，以及后来退出笔会，都和刘晓波有关”。她也证实刘晓波“给自己人稿费以笼络人心，打压异己。”

想了解“蛋八宪章”中共背景者，请阅读：

中共政治“朝野互动”中在野者的失望 ―以胡平与崔卫平为例

http://www.aboluowang.com/comment/data/2010/1125/article_1791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