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沛
二零零四年，获知袁红冰为了发表秘密创作的四部作品，借出访澳洲之机而申请政治庇护的事迹后，我就断定他是不可多得的中华好男儿。我曾向两个汉学家推荐过他的作品，只因为我赞赏下列自白：“我的著作是墓志铭，那些在暴政下死去的美丽高贵的生命，他们是雕刻在墓志铭上永不凋残的花朵；我的著作就是安魂曲，那些死于暴政的无数冤魂能够在浩荡的安魂曲中得到永久的宁静；我的著作就是判决书，它是对那些反人类罪行的最终的道德宣判；我的著作是初生的朝阳，它象征著中华文化复兴的起点，它象征著中华精神复兴的起点。用我们全部的生命铸造一个新的中国人格，铸造一个美丽、高贵的中国灵魂，这是我愿意承担的生命责任，并且我愿意为此竭尽我的所能。”
这四部作品中的《自由在落日中》、《金色的圣山》和《回归荒凉》分别以小说的形式揭露了中共对蒙古人所犯下的种族灭绝罪行、中共对藏族文化的破坏和在中共统治下人性普遍堕落的悲剧。《文殇》则是作者的自传，是他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再次完成被他视为“高于他生命的圣火”的《自由在落日中》后的反省。这部作品最令我感兴趣，因为我想进一步了解袁红冰，确认我对他的直觉无误，他发起的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值得支持，毕竟袁红冰倍受争议。
我虽有心阅读《文殇》，可惜身在德国，应接不暇，一直等到在人生地不熟的加拿大，我才有空把《文殇》这样的长篇著述从头读到尾。
我乐于拔笔相助，乐于向人推荐袁红冰的作品，但评论袁红冰对我来说困难不少，首先面对的是《文殇》卷首语中所言“任何人或神都没有资格评论我，只有太阳才能对我作出评价。”
可惜有资格评论他的太阳不能开口说话，而我是一个信神的人，走在神指的路上，无论身在什么样的处境，即使蜗居在暗无天日的加拿大冬季，心中也不乏阳光，更何况，我以为袁红冰之“人或神”指代的应该分别是“伪类”和假神如毛泽东之流。
所以，我勇于克服困难，加以评论。
我评价一部中文作品的标准是看其是否符合“真善美”，看其作者对中华文化、尤其是仁义道德的认同程度。因此鲁迅、胡适等名流在我眼里属中华民族的不孝子孙，堪称伪类！因为他们都污蔑中华文化，其作品和人品都违背“仁义礼智信”，鲁迅散播“仇恨”、胡适散播“怀疑”，一个直接推崇共产邪恶主义，另一个则间接助长共产邪恶主义入侵神州大地。
下面我就用上述标准来衡量《文殇》及其作者。
袁红冰思想
《文殇》被称为自传体小说，但我看后觉得它应该象张戎的《鸿》和曾铮的《静水流深》一样是自传，是纪实文学，而不是小说，因为小说的特点之一是虚构。我的德文长篇《红楼琵琶行》就算自传体小说，因为它带自传性，但人物和场景多为虚构。
袁红冰作品一大特点是语言华丽，他的主观愿望是试图运用区别于红色文人那种单调、枯燥文风的语言形式，传达属于自由的情调。
可惜当今社会，少有喜闻乐见华丽篇章的读者。一般读者只是想快速地获取实用的信息，所以他们会难以读完袁红冰的雄文和长篇，因为华丽的文字所含的信息量和字数比实在不大。
我的中文功底不深，个人追求简朴的文风，难以评价袁红冰的语言风格，对遍布《文殇》的华丽语句和段落我要么击节称快，要么不以为然，就是说我看重的不是文字，而是思想，更何况精辟思想与华丽文字可以相得益彰。
简言之，《文殇》的价值在我看来主要是其自成一家的思想，我评论《文殇》，则主要在意它与中共党文化以及中华古文化的关系，毕竟袁红冰在创作《文殇》时还未跨出红色中国。
下面我就依次列举袁红冰思想中的火花，同时简述袁红冰与毛泽东的巨大区别，因为一再有人指责袁红冰象毛泽东：
袁红冰从少年起就与中共背道而驰
五十年代初生长在呼和浩特的袁红冰虽然从小就被迫接受中共的愚民教育，但他在课外热衷于阅读中西方名著，这促使他的心智比同龄人发育得好，从而拥有超常的识别能力。
袁红冰对马克思主义的否定难能可贵，不过他不知道马克思的人格低下，没有任何高贵性可言，而高尔基是苏共的笔杆子，其三部曲《童年》、《我的大学》和《在人间》是典型的红色文艺。袁红冰似乎也接受了中共教材的红色历史观，认为中世纪“野蛮而黑暗”。与此同时，《文殇》中不乏“封建大家族”、“剥夺封建地主的土地”之类的红色术语。
共产党虽然一直在破坏中华正统文化的传承，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神奇玄妙就在于她仍然能无声无息地在红色中国抗衡中共，赢得以袁红冰为代表的中华儿女心，帮助他们辨别真假，看穿中共。
《水浒》、《西游记》和《三国演义》等中国的古典小说里的扶危济困的侠义精神，舍身取义的高贵情操，不惜一死以反抗官权的英雄气概等深深地影响了还是小学生的袁红冰。同情心让他能够从无数乞丐的苦难中识破中共的教科书和媒体上的谎言，并从此产生对红色谎言的厌恶和愤怒。
一九六三年袁红冰进入中学后又在语文老师的影响下爱上了诗经、楚辞、汉赋、乐府、唐诗、宋词、元曲。这就是袁红冰从在中学的第一篇作文起就展现出的华美文风的源头！
值得一提的是袁红冰初二时便以此文风写下“讨白光亚檄文”，王勃《腾王阁序》中的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在他笔下变成了“卑鄙与无耻齐飞，阴云共暗夜一色”。
少年袁红冰以“海燕”为笔名。《海燕》是高尔基的一篇散文，被中共选入中学课本，少年袁红冰为其表现出的充满诗意的英雄气质深深地感动过。就是说高尔基这个假英雄用“假大空”迷惑过袁红冰，但这不影响袁红冰真诚地追求诗意和英雄气质，并因此被高尔基的徒弟们污蔑为“黑乌鸦”。
与我相比，袁红冰无疑是个天才，因为无论是文风，还是思想，他都是少年时就已确定，而我晚他至少十年。我少年时只是本能地反感中共那一套包括鲁迅，而袁红冰少年时就决定，“如果将来从事文学创作的话，决不象巴尔扎克一样以庸人的命运和灵魂作为主题。因为，现实中的庸俗已经太多了；因为，只有美丽、高贵、自由的命运，才配被刻在历史的天幕上，才配成为献给人类文明的花环。”
袁红冰非毛泽东
旅英作家张戎研究了毛泽东十二年后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毛泽东在道德上是一无可取的。”
《文殇》表明，袁红冰确实有“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雄心，但他没有象毛泽东一样低估唐宗宋祖的霸气，有的只是挑战马列子孙的豪气。
袁红冰热恋蒙古英雄史诗，但不象毛泽东一样崇尚暴力，而是崇尚侠义精神、奔放激情和高傲的意志。遗憾的是这种高傲让他敢于“挑衅地凝视着佛像”，以为：“人类的宗教感情乃是产生于对死亡和生命虚无的不可理解的恐惧—不可被理解者，是恐惧的最终根源。”就是说，他认同中共的无神论，而党文化的根基就是无神论，或曰唯物主义，不过，袁红冰不象毛泽东一样亵渎宗教情感，污辱他人的信仰，否则，我也不会支持他，因为我年纪越大，见识越广，就越信神，并以为“铸造生命之魂的”不是袁红冰想当的“铁匠”，而是他不信，也看不见的神。
袁红冰虽然号称无神论者，认为“人类就是自己命运的独一无二的立法者”，但与马列子孙不同的是他推崇“生命美”、“善意”和“高贵的人格”，他相信“绝对精神价值乃是生命美化、高贵化的前提，而无论那种精神价值是宗教情感，还是以审美激情为王者的哲学，因为，生命的本体在于精神，而生命的意义也只能在精神的意境中实现。”这是他“渴望通过诗篇和文学获得不朽的生命形式，获得与金色的日球同生共死的魅力”的原因。
袁红冰在十八岁时就发誓“绝不同野草一起无声地消失在荒原上—我要用狂风的笔触，蘸着殷红的兽血，写出在伪善的暴政下凋残的生命，写出被冷酷的政治权力摧残的人性；我要让中国人血腥的悲愁中盛开出永不枯萎的诗意之花—我要让我的心生活在真实的情感中！”
而毛泽东却在相同的年龄表示“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就是说袁红冰关注的是社会，同情的是弱者，追求的是诗意；而毛泽东追求的是个人的名利，透露的是独裁的本性。
袁红冰不满足于纸上谈兵，他作为知青流浪几年后表示“我要重返人间—用英雄人格创造属于审美激情的历史；用落日殷红的血浇灌人性枯萎的现实的荒漠；用堂堂男儿的宽阔的双肩承担起尘世的苦难，承担起美化生命的天职，承担起反抗暴政的责任！”
简言之，袁红冰言行一致，象他所喜爱的能在岩缝间盛开的山丹花一样，虽然也红的耀眼，但与中共的血红有本质的区别。
正因为如此，袁红冰以炽烈的激情为火，以中国人的苦难为铁砧铸造的思想之剑从出鞘以来深为中共及其党文化的受害者所嫉恨。
确实，袁红冰象他的批评者所言“自恋”，这或许是党文化在袁红冰身上的烙印，是“伟光正”的一个变样，因为中华文化人没有谁象他这么自吹自擂。但他的批评者忽视了袁红冰更“爱人”。用袁红冰自己的话说就是：
“每个具体的人都是一种情感的存在，都是一个宇宙；每个具体的人的苦难都是人类情感的悲哀，都是宇宙的痛苦。任何人都无权以毁灭别人的生命来换取所谓社会进步。而蔑视具体人的社会，乃是最冷酷的社会；把人当作物来衡量的政治，乃是最具兽性的政治。那无数死于政治迫害的知识分子，那数千万死于饥饿的农民，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一片连死也抹不去的猩红的伤痕—刻在中国历史上的伤痕。有什么社会成就值得付出如此惨痛的民族代价和人性的代价！噢，即便毛泽东在那累累白骨上建筑起的是人间天堂，也只有天良丧尽的人形禽兽，才会以天堂的名义否定白骨的抗议。”
而毛泽东则草菅人命，坑害了至少七千万条生命！
超越北大、民主墙和六四
袁红冰一九七九年考入北大，他“进入北京大学后的最初感受是，北京大学的人文精神已经不再盛开于生命的活体中，而只残存在图书馆丰富的藏书内，残存在一些知名学者和重新回到讲台上的‘右派’知识分子的躯体中—这些知名学者和五七年曾被定罪为‘资产阶级右派’的知识分子，从整体上讲已经不能算是‘生命的活体’，因为，长期受到政治迫害产生的恐惧感，使他们小心翼翼地把自己真实的灵魂半径，限制在狭小的书斋之内。 苦闷常常把袁红冰引导到未名湖边，而重铸北京大学学术自由的灵魂的责任感，开始在他孤独漫步的凝重足音中回响。”
袁红冰是“民主墙”的见证人，但他没有投身于民主墙运动，因为，“他不能仅仅满足于用生命和自由说出真理，他要使自己成为令专制政治望而生畏的战士”。就是说，他的思想可能比“民主墙”大字报所表达的要深刻，毕竟他从少年时代起就看穿了中共的邪恶本质。
这导致袁红冰在参加北大竞选和争取入党时倍受精神煎熬。因为他“不能真实地裸露出灵魂，而只能说出一些半真半假的谎言”。
在这次竞选中，袁红冰得票率名列第四，大大低于真诚地参加竞选的胡平和王军涛等民运同辈，换句话说，他对中共的认识比同辈中的佼佼者深刻。当袁红冰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后，便开始“与党争夺民心”，并卓有成效，于一九八七年底获得了北京大学优秀教学奖，而且，在全校所有授课教师中，袁红冰在学生民意测验中的“优秀”率名列第一。
袁红冰怀着从内部瓦解共产党的目的而加入共产党，并因此而痛苦，以致于他“寻求搏斗，哪怕是野狗打架一样无聊的搏斗。”因为要加入共产党必须表现出足够的奴性，而他又缺乏表现奴性的能力，于是他为了入党在一年里数次制造“尿水外溢事件”，把自己塑造为“尿水英雄”。
诚然，这些表现或多或少带有“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党文化的痕迹，但袁红冰的批评者忽略了作者与共产党的本质区别是他没有试图遮人耳目，掩盖所作所为，就是说，他至少比共产党光明磊落，敢于公开自己的言行，哪怕是丑恶的。
在我看来，袁红冰和刘晓波的区别在于，他深受中华古文化中侠义精神的影响，“一直把对朋友信守诺言作为堂堂男儿的基本美德，并以此为标准衡量自己和别人。”“高贵人性”和“英雄人格”不仅仅是他的口头禅，因为他坚信“在个人的生存之上，还有理想与信念，还有正义与良知！”
所以，他会反省，并改正自己。在《文殇》中有如下反省：
“齐社长充满复杂痛苦的眼睛使袁红冰意识到，用智慧玩弄独裁者是愉快的，而欺骗虽然不崇高、但却不失善良的小人物，即便是为了崇高的目的欺骗，也会在自己心中留下百年的时间也洗不去的污迹。” “在对齐社长的内疚中，袁红冰更加确信，必须以高贵的人格净化中国的政治；必须以纯洁性作为民主政治的原则；必须使争取民主的过程成为圣徒进行的圣战；必须创建拒绝谎言的政治未来。不如此，不以高贵的人格作为历史的支点，即使是民主体制，也会在人性的普遍堕落中，异化为小政客进行私欲角逐的斗兽场，而民主理想将会为此而悲泣—财产应该公民个人所有，因为财富的个人所有权乃是社会自由的前提，但是，政治权力必须公有，政治人格必须纯洁，因为，权力的公有是权力成为个人和社会自由的守护神的前提，而政治人格的纯洁是使自由政治趋向于铸造人性美的根据，是使自由概念中的优美不死于任意妄为的私欲的条件。”
袁红冰在六四前后的表现也充分表明他远非刘晓波能够望其项背，尤其是在六四后的红色恐怖中，他还能出版发行《历史的潮流》和举办奥林匹克饭店会议。
袁红冰的过人之处是他从一开始就是在精神层面上、或曰哲学层面上抗衡中共，因此他能够牵着中共的鼻子走，而我读过的《末日幸存者的独白》的作者刘晓波等只能被动地接受中共的惩罚，违心地向中共认错，并帮中共掩盖罪行。
袁红冰不仅有政治抱负和策略，但更讲政治道德和原则，因而，他区别于只想攫取权力的大大小小的毛泽东。毕竟袁红冰的来路已经表明他只要垂下高傲的头颅，就可成为一个声名显赫的红色权贵，但是，他宁肯冒险挑战中共暴政，最后，被迫流亡他乡。
袁红冰和一般文人比如高行健的区别在我看来是，高行健们只关注自己的痛苦而袁红冰从小就更关注他人的苦难。因此他的文学创作从一开始便高于一般文学作品，抓住了时代的脉搏，这也就是他一露面就深得我心的原因。
对比袁红冰
我认同袁红冰不仅仅因为我为他的诗意、文采和激情所吸引，也是因为他和我一样对《河殇》和刘晓波的殖民化谬论持否定态度。体制内的苏晓康和体制外的刘晓波等要么是懦弱，不敢把中国的落后算在中共的头上，要么是深受党文化的毒害，认识不到中共党文化和中华古文化的区别，而把中共的罪恶栽在祖先的头上。不过，袁红冰似乎没有认识到中共红朝与各个王朝的最大区别是反中华文化，就是说敬天重德尊孔的帝王皇权和与天地人斗的共产极权有本质的区别，总之，《文殇》中有把这两者混为一谈的话语比如“而是美化专制政治千年王国的思想宣传。”
我也认同袁红冰对参与反抗中共、追求民主的人群的分类，他认为，“一类人是因为理想和信念，而走上反抗专制之路的，这部分人品质纯正，意志坚定，人格高贵；一类人是被个人野心或者说是被实现个人价值的冲动驱赶着，才走上民主之路的，这部分人具有变成政客的极大可能性；一类人则是在个人命运逼迫下，别无选择地站在现实政治的对立面，这部分人的政治态度往往会随着个人命运的变化而变化。”
在一九九七年写成的《文殇》中我还找到了一段可以用来驳斥高智晟批评者的精彩话语：
“他们确实反对独裁，但是，在反对独裁的同时，他们的心却也被独裁权力投映下的种种腐败人性的阴影所污染；他们确实反对专制政治，但是，在反对专制政治的过程中，他们的意识却也被专制政治的思想专横的品质所毒害。所以，他们企图使自己因反抗专制独裁而承受的苦难，转化为被世俗承认的个人荣耀；他们怀着灼热而阴郁的欲望，想使自己成为民主运动的明星；他们以毫不宽容的专横之心，试图通过对勇敢者的诅咒，给自己戴上中国民主运动‘思想之圣’的桂冠。然而，他们又缺乏在严酷的政治环境下杀开一条血路，一条光荣之路的英雄气概和超群的智慧，于是，他们便以手忙脚乱地在他们本应视为战友的人们的脚下使绊儿的方式，用对正同专制政治进行凶险搏战的战士背影指手画脚的方式，使他们渺小的傲慢凸现在历史的聚焦点上。
也许，专制政治的最可怕之处并不在于它的残忍、诡诈和伪善，而在于它腐尸一样的精神臭气对它的反叛者的灵魂的侵蚀。因为，肮脏的灵魂不配，也不可能成为纯净如玉的民主理想的奠基石。”
不过袁红冰和我对“宿命”和“哲学”也有不同的认识。所以，我不明白他为何说“就只剩下马克思物性宿命论思想”这样的话，因为在我看来宿命就是对天命的认同，而马克思根本是个认识不到天命的自大狂。
袁红冰认为“哲学的价值在于，并且只在于摘取生命意义王冠上的明珠。”他以创作了“殷红虚无”的人生哲学或曰英雄哲学为自豪，而我则认为哲学是持无神论的学者对世界的各种解释，只是认识生命意义的羊肠小道，远不及神学和佛学博大精深，也不能和儒学相提并论。
袁红冰从少年起就挑战马克思主义实在不容易，因为我要到了德国，经历六四，才能认清马克思主义的邪恶。袁红冰少年时就主动地确认将中华民族的崛起作为人生目标，而我要人到中年才决定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尽心尽力。
毫无疑问，这与我们各自的命运，自我认知和对人生的看法密切相关，袁红冰身在中共暴政下，勇于反抗极权专制，他会为了写作，为了目标，扭曲自己，而我身在中共暴政下时尚未看穿中共，当我看穿中共时身在自由世界，我用不着为了写作而违背自己，因为写作于我是个性和良知的表达方式之一。
在《反省来路》中我已表示我对中共罪恶的第一个感知是环境肮脏，而袁红冰在北大校园内的宿舍被学生称为“北京大学最肮脏的角落”。他的被褥“肮脏得连乞丐也会不屑一顾。”对此袁红冰声称他“只要可能，就不屑于作那种会把自己同庸人联系起来的生活琐事。”而我信奉中华古训：“怀大志拘小节”。
袁红冰从一个借酒浇愁的右派手中接过烈酒后，便染上酗酒的恶习，到头来“他必须以烈酒作为催眠曲”。同时袁红冰也表示，“他喜爱狂饮烈酒的原因之一，是不敢过分清醒地逼视人性，他想要生活在烈酒点燃的、 狂乱而艳丽的雄性诗意中，以坚守他对于生命一定会高贵、美丽的信念。”
上述这些小节，在我看来与一个“以美化生命为天职的英雄”互相矛盾。当然，这也可理解为反叛的一种表现。面对衣冠楚楚的红色权贵，袁红冰就是要衣衫褴褛，就是要酒后吐真言！
袁红冰一方面表示“在他的生命哲学中，纯洁的情感高于一切”，但同时却坦诚他的第一次婚姻是利己的产物。袁红冰“为了他的英雄人格哲学的诞生”需要写作的空间，而对方的父母能够提供他这样的空间，他因此而与对方结婚。
我不能认同的还有《文殇》中流露出的大男子主义。《文殇》中不乏“小女人似的怯懦”、“搂抱着独裁权力的老处女翩翩起舞”之类的比喻。我向来以小女人自居，但比我怯懦的男人数不胜数。老处女有什么不好？受人尊敬的特蕾莎修女就是老处女！
更何况文中还透露在他的初恋情人离去之后，“他开始把女人当作能使他荒凉的眼睛变得绚丽的流云和野花。”
好在王锦娜出现后，袁红冰于一九九零年底再次结婚，似乎便浪子回头，总之，是王锦娜精心修饰的住房使袁红冰“那颗流浪汉似的动荡的心，生平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家庭的氛围。”而婚后，袁红冰便“白衣胜雪”了。
《文殇》中有的比喻让我击节称快，比如“马克思式的唯物主义则是专制政治的铁手塞进中国人民嘴里的驴粪蛋儿”，但也有的比喻让我不敢恭维，比如“梁柱的声音如同一个突然发现自己没有穿裤子的女人，尴尬地溜回他茫然张开的嘴里。”
《文殇》中还有诸如“雪花石筑成的、曲线优美的佛塔好象是洁白的色情的象征。”之类的亵渎神灵的语句。
虽然如此，这不影响袁红冰，一个从内蒙古高原荒野中走出的大男人既在北京，这个专制政治心脏跳动的地方，又在贵州，他的“流放地”，踏出了独一无二的追求自由的足迹！而自从他流亡澳洲以来，自由圣火便在世界范围内燃烧起来。没有他，我们这些流亡各地的中华儿女也不可能坐在一起共商国事！
最后，来看袁红冰的色彩。
《文殇》中有他在参加北大竞选时的相关答案：
“我喜爱有艳红的雷电缠绕住峻峭波涛的蔚蓝色大海，我喜爱把苍穹烧成深红的晚霞，我喜爱覆盖着洁白飞雪的荒野，我喜爱在淡蓝色的秋风中纷纷飘落的黄叶—我多彩的心不能只迷恋一种颜色，我喜爱有绚丽的色彩纵情狂舞的世界……”
所以，我相信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必定象它的发起人一样色彩斑斓。
这就是我支持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的一个原因！
二零零七年首发
正体字版
袁红冰的色彩
二零零四年，获知袁红冰为了发表秘密创作的四部作品，借出访澳洲之机而申请政治庇护的事迹后，我就断定他是不可多得的中华好男儿。我曾向两个汉学家推荐过他的作品，只因为我赞赏下列自白：「我的著作是墓志铭，那些在暴政下死去的美丽高贵的生命，他们是雕刻在墓志铭上永不凋残的花朵；我的著作就是安魂曲，那些死于暴政的无数冤魂能够在浩荡的安魂曲中得到永久的宁静；我的著作就是判决书，它是对那些反人类罪行的最终的道德宣判；我的著作是初生的朝阳，它象征著中华文化复兴的起点，它象征著中华精神复兴的起点。用我们全部的生命铸造一个新的中国人格，铸造一个美丽、高贵的中国灵魂，这是我愿意承担的生命责任，并且我愿意为此竭尽我的所能。」
这四部作品中的《自由在落日中》、《金色的圣山》和《回归荒凉》分别以小说的形式揭露了中共对蒙古人所犯下的种族灭绝罪行、中共对藏族文化的破坏和在中共统治下人性普遍堕落的悲剧。《文殇》则是作者的自传，是他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再次完成被他视为「高于他生命的圣火」的《自由在落日中》后的反省。这部作品最令我感兴趣，因为我想进一步了解袁红冰，确认我对他的直觉无误，他发起的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值得支持，毕竟袁红冰倍受争议。
我虽有心阅读《文殇》，可惜身在德国，应接不暇，一直等到在人生地不熟的加拿大，我才有空把《文殇》这样的长篇著述从头读到尾。
我乐于拔笔相助，乐于向人推荐袁红冰的作品，但评论袁红冰对我来说困难不少，首先面对的是《文殇》卷首语中所言「任何人或神都没有资格评论我，只有太阳才能对我作出评价。」
可惜有资格评论他的太阳不能开口说话，而我是一个信神的人，走在神指的路上，无论身在什么样的处境，即使蜗居在暗无天日的加拿大冬季，心中也不乏阳光，更何况，我以为袁红冰之「人或神」指代的应该分别是「伪类」和假神如毛泽东之流。
所以，我勇于克服困难，加以评论。
我评价一部中文作品的标准是看其是否符合「真善美」，看其作者对中华文化、尤其是仁义道德的认同程度。因此鲁迅、胡适等名流在我眼里属中华民族的不孝子孙，堪称伪类！因为他们都污蔑中华文化，其作品和人品都违背「仁义礼智信」，鲁迅散播「仇恨」、胡适散播「怀疑」，一个直接推崇共产邪恶主义，另一个则间接助长共产邪恶主义入侵神州大地。
下面我就用上述标准来衡量《文殇》及其作者。
袁红冰思想
《文殇》被称为自传体小说，但我看后觉得它应该象张戎的《鸿》和曾铮的《静水流深》一样是自传，是纪实文学，而不是小说，因为小说的特点之一是虚构。我的德文长篇《红楼琵琶行》就算自传体小说，因为它带自传性，但人物和场景多为虚构。
袁红冰作品一大特点是语言华丽，他的主观愿望是试图运用区别于红色文人那种单调、枯燥文风的语言形式，传达属于自由的情调。
可惜当今社会，少有喜闻乐见华丽篇章的读者。一般读者只是想快速地获取实用的信息，所以他们会难以读完袁红冰的雄文和长篇，因为华丽的文字所含的信息量和字数比实在不大。
我的中文功底不深，个人追求简朴的文风，难以评价袁红冰的语言风格，对遍布《文殇》的华丽语句和段落我要么击节称快，要么不以为然，就是说我看重的不是文字，而是思想，更何况精辟思想与华丽文字可以相得益彰。
简言之，《文殇》的价值在我看来主要是其自成一家的思想，我评论《文殇》，则主要在意它与中共党文化以及中华古文化的关系，毕竟袁红冰在创作《文殇》时还未跨出红色中国。
下面我就依次列举袁红冰思想中的火花，同时简述袁红冰与毛泽东的巨大区别，因为一再有人指责袁红冰象毛泽东：
袁红冰从少年起就与中共背道而驰
五十年代初生长在呼和浩特的袁红冰虽然从小就被迫接受中共的愚民教育，但他在课外热衷于阅读中西方名著，这促使他的心智比同龄人发育得好，从而拥有超常的识别能力。
袁红冰对马克思主义的否定难能可贵，不过他不知道马克思的人格低下，没有任何高贵性可言，而高尔基是苏共的笔杆子，其三部曲《童年》、《我的大学》和《在人间》是典型的红色文艺。袁红冰似乎也接受了中共教材的红色历史观，认为中世纪「野蛮而黑暗」。与此同时，《文殇》中不乏「封建大家族」、「剥夺封建地主的土地」之类的红色术语。
共产党虽然一直在破坏中华正统文化的传承，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神奇玄妙就在于她仍然能无声无息地在红色中国抗衡中共，赢得以袁红冰为代表的中华儿女心，帮助他们辨别真假，看穿中共。
《水浒》、《西游记》和《三国演义》等中国的古典小说里的扶危济困的侠义精神，舍身取义的高贵情操，不惜一死以反抗官权的英雄气概等深深地影响了还是小学生的袁红冰。同情心让他能够从无数乞丐的苦难中识破中共的教科书和媒体上的谎言，并从此产生对红色谎言的厌恶和愤怒。
一九六三年袁红冰进入中学后又在语文老师的影响下爱上了诗经、楚辞、汉赋、乐府、唐诗、宋词、元曲。这就是袁红冰从在中学的第一篇作文起就展现出的华美文风的源头！
值得一提的是袁红冰初二时便以此文风写下「讨白光亚檄文」，王勃《腾王阁序》中的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在他笔下变成了「卑鄙与无耻齐飞，阴云共暗夜一色」。
少年袁红冰以「海燕」为笔名。《海燕》是高尔基的一篇散文，被中共选入中学课本，少年袁红冰为其表现出的充满诗意的英雄气质深深地感动过。就是说高尔基这个假英雄用「假大空」迷惑过袁红冰，但这不影响袁红冰真诚地追求诗意和英雄气质，并因此被高尔基的徒弟们污蔑为「黑乌鸦」。
与我相比，袁红冰无疑是个天才，因为无论是文风，还是思想，他都是少年时就已确定，而我晚他至少十年。我少年时只是本能地反感中共那一套包括鲁迅，而袁红冰少年时就决定，「如果将来从事文学创作的话，决不象巴尔扎克一样以庸人的命运和灵魂作为主题。因为，现实中的庸俗已经太多了；因为，只有美丽、高贵、自由的命运，才配被刻在历史的天幕上，才配成为献给人类文明的花环。」
袁红冰非毛泽东
旅英作家张戎研究了毛泽东十二年后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毛泽东在道德上是一无可取的。」
《文殇》表明，袁红冰确实有「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雄心，但他没有象毛泽东一样低估唐宗宋祖的霸气，有的只是挑战马列子孙的豪气。
袁红冰热恋蒙古英雄史诗，但不象毛泽东一样崇尚暴力，而是崇尚侠义精神、奔放激情和高傲的意志。遗憾的是这种高傲让他敢于「挑衅地凝视著佛像」，以为：「人类的宗教感情乃是产生于对死亡和生命虚无的不可理解的恐惧—不可被理解者，是恐惧的最终根源。」就是说，他认同中共的无神论，而党文化的根基就是无神论，或曰唯物主义，不过，袁红冰不象毛泽东一样亵渎宗教情感，污辱他人的信仰，否则，我也不会支持他，因为我年纪越大，见识越广，就越信神，并以为「铸造生命之魂的」不是袁红冰想当的「铁匠」，而是他不信，也看不见的神。
袁红冰虽然号称无神论者，认为「人类就是自己命运的独一无二的立法者」，但与马列子孙不同的是他推崇「生命美」、「善意」和「高贵的人格」，他相信「绝对精神价值乃是生命美化、高贵化的前提，而无论那种精神价值是宗教情感，还是以审美激情为王者的哲学，因为，生命的本体在于精神，而生命的意义也只能在精神的意境中实现。」这是他「渴望通过诗篇和文学获得不朽的生命形式，获得与金色的日球同生共死的魅力」的原因。
袁红冰在十八岁时就发誓「绝不同野草一起无声地消失在荒原上—我要用狂风的笔触，蘸着殷红的兽血，写出在伪善的暴政下凋残的生命，写出被冷酷的政治权力摧残的人性；我要让中国人血腥的悲愁中盛开出永不枯萎的诗意之花—我要让我的心生活在真实的情感中！」
而毛泽东却在相同的年龄表示「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就是说袁红冰关注的是社会，同情的是弱者，追求的是诗意；而毛泽东追求的是个人的名利，透露的是独裁的本性。
袁红冰不满足于纸上谈兵，他作为知青流浪几年后表示「我要重返人间—用英雄人格创造属于审美激情的历史；用落日殷红的血浇灌人性枯萎的现实的荒漠；用堂堂男儿的宽阔的双肩承担起尘世的苦难，承担起美化生命的天职，承担起反抗暴政的责任！」
简言之，袁红冰言行一致，象他所喜爱的能在岩缝间盛开的山丹花一样，虽然也红的耀眼，但与中共的血红有本质的区别。
正因为如此，袁红冰以炽烈的激情为火，以中国人的苦难为铁砧铸造的思想之剑从出鞘以来深为中共及其党文化的受害者所嫉恨。
确实，袁红冰象他的批评者所言「自恋」，这或许是党文化在袁红冰身上的烙印，是「伟光正」的一个变样，因为中华文化人没有谁象他这么自吹自擂。但他的批评者忽视了袁红冰更「爱人」。用袁红冰自己的话说就是：
「每个具体的人都是一种情感的存在，都是一个宇宙；每个具体的人的苦难都是人类情感的悲哀，都是宇宙的痛苦。任何人都无权以毁灭别人的生命来换取所谓社会进步。而蔑视具体人的社会，乃是最冷酷的社会；把人当作物来衡量的政治，乃是最具兽性的政治。那无数死于政治迫害的知识分子，那数千万死于饥饿的农民，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一片连死也抹不去的猩红的伤痕—刻在中国历史上的伤痕。有什么社会成就值得付出如此惨痛的民族代价和人性的代价！噢，即便毛泽东在那累累白骨上建筑起的是人间天堂，也只有天良丧尽的人形禽兽，才会以天堂的名义否定白骨的抗议。」
而毛泽东则草菅人命，坑害了至少七千万条生命！
超越北大、民主墙和六四
袁红冰一九七九年考入北大，他「进入北京大学后的最初感受是，北京大学的人文精神已经不再盛开于生命的活体中，而只残存在图书馆丰富的藏书内，残存在一些知名学者和重新回到讲台上的『右派』知识分子的躯体中—这些知名学者和五七年曾被定罪为『资产阶级右派』的知识分子，从整体上讲已经不能算是『生命的活体』，因为，长期受到政治迫害产生的恐惧感，使他们小心翼翼地把自己真实的灵魂半径，限制在狭小的书斋之内。 苦闷常常把袁红冰引导到未名湖边，而重铸北京大学学术自由的灵魂的责任感，开始在他孤独漫步的凝重足音中回响。」
袁红冰是「民主墙」的见证人，但他没有投身于民主墙运动，因为，「他不能仅仅满足于用生命和自由说出真理，他要使自己成为令专制政治望而生畏的战士」。就是说，他的思想可能比「民主墙」大字报所表达的要深刻，毕竟他从少年时代起就看穿了中共的邪恶本质。
这导致袁红冰在参加北大竞选和争取入党时倍受精神煎熬。因为他「不能真实地裸露出灵魂，而只能说出一些半真半假的谎言」。
在这次竞选中，袁红冰得票率名列第四，大大低于真诚地参加竞选的胡平和王军涛等民运同辈，换句话说，他对中共的认识比同辈中的佼佼者深刻。当袁红冰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后，便开始「与党争夺民心」，并卓有成效，于一九八七年底获得了北京大学优秀教学奖，而且，在全校所有授课教师中，袁红冰在学生民意测验中的「优秀」率名列第一。
袁红冰怀着从内部瓦解共产党的目的而加入共产党，并因此而痛苦，以致于他「寻求搏斗，哪怕是野狗打架一样无聊的搏斗。」因为要加入共产党必须表现出足够的奴性，而他又缺乏表现奴性的能力，于是他为了入党在一年里数次制造「尿水外溢事件」，把自己塑造为「尿水英雄」。
诚然，这些表现或多或少带有「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党文化的痕迹，但袁红冰的批评者忽略了作者与共产党的本质区别是他没有试图遮人耳目，掩盖所作所为，就是说，他至少比共产党光明磊落，敢于公开自己的言行，哪怕是丑恶的。
在我看来，袁红冰和刘晓波的区别在于，他深受中华古文化中侠义精神的影响，「一直把对朋友信守诺言作为堂堂男儿的基本美德，并以此为标准衡量自己和别人。」「高贵人性」和「英雄人格」不仅仅是他的口头禅，因为他坚信「在个人的生存之上，还有理想与信念，还有正义与良知！」
所以，他会反省，并改正自己。在《文殇》中有如下反省：
「齐社长充满复杂痛苦的眼睛使袁红冰意识到，用智慧玩弄独裁者是愉快的，而欺骗虽然不崇高、但却不失善良的小人物，即便是为了崇高的目的欺骗，也会在自己心中留下百年的时间也洗不去的污迹。」 「在对齐社长的内疚中，袁红冰更加确信，必须以高贵的人格净化中国的政治；必须以纯洁性作为民主政治的原则；必须使争取民主的过程成为圣徒进行的圣战；必须创建拒绝谎言的政治未来。不如此，不以高贵的人格作为历史的支点，即使是民主体制，也会在人性的普遍堕落中，异化为小政客进行私欲角逐的斗兽场，而民主理想将会为此而悲泣—财产应该公民个人所有，因为财富的个人所有权乃是社会自由的前提，但是，政治权力必须公有，政治人格必须纯洁，因为，权力的公有是权力成为个人和社会自由的守护神的前提，而政治人格的纯洁是使自由政治趋向于铸造人性美的根据，是使自由概念中的优美不死于任意妄为的私欲的条件。」
袁红冰在六四前后的表现也充分表明他远非刘晓波能够望其项背，尤其是在六四后的红色恐怖中，他还能出版发行《历史的潮流》和举办奥林匹克饭店会议。
袁红冰的过人之处是他从一开始就是在精神层面上、或曰哲学层面上抗衡中共，因此他能够牵着中共的鼻子走，而我读过的《末日幸存者的独白》的作者刘晓波等只能被动地接受中共的惩罚，违心地向中共认错，并帮中共掩盖罪行。
袁红冰不仅有政治抱负和策略，但更讲政治道德和原则，因而，他区别于只想攫取权力的大大小小的毛泽东。毕竟袁红冰的来路已经表明他只要垂下高傲的头颅，就可成为一个声名显赫的红色权贵，但是，他宁肯冒险挑战中共暴政，最后，被迫流亡他乡。
袁红冰和一般文人比如高行健的区别在我看来是，高行健们只关注自己的痛苦而袁红冰从小就更关注他人的苦难。因此他的文学创作从一开始便高于一般文学作品，抓住了时代的脉搏，这也就是他一露面就深得我心的原因。
对比袁红冰
我认同袁红冰不仅仅因为我为他的诗意、文采和激情所吸引，也是因为他和我一样对《河殇》和刘晓波的殖民化谬论持否定态度。体制内的苏晓康和体制外的刘晓波等要么是懦弱，不敢把中国的落后算在中共的头上，要么是深受党文化的毒害，认识不到中共党文化和中华古文化的区别，而把中共的罪恶栽在祖先的头上。不过，袁红冰似乎没有认识到中共红朝与各个王朝的最大区别是反中华文化，就是说敬天重德尊孔的帝王皇权和与天地人斗的共产极权有本质的区别，总之，《文殇》中有把这两者混为一谈的话语比如「而是美化专制政治千年王国的思想宣传。」
我也认同袁红冰对参与反抗中共、追求民主的人群的分类，他认为，「一类人是因为理想和信念，而走上反抗专制之路的，这部分人品质纯正，意志坚定，人格高贵；一类人是被个人野心或者说是被实现个人价值的冲动驱赶着，才走上民主之路的，这部分人具有变成政客的极大可能性；一类人则是在个人命运逼迫下，别无选择地站在现实政治的对立面，这部分人的政治态度往往会随着个人命运的变化而变化。」
在一九九七年写成的《文殇》中我还找到了一段可以用来驳斥高智晟批评者的精彩话语：
「他们确实反对独裁，但是，在反对独裁的同时，他们的心却也被独裁权力投映下的种种腐败人性的阴影所污染；他们确实反对专制政治，但是，在反对专制政治的过程中，他们的意识却也被专制政治的思想专横的品质所毒害。所以，他们企图使自己因反抗专制独裁而承受的苦难，转化为被世俗承认的个人荣耀；他们怀着灼热而阴郁的欲望，想使自己成为民主运动的明星；他们以毫不宽容的专横之心，试图通过对勇敢者的诅咒，给自己戴上中国民主运动『思想之圣』的桂冠。然而，他们又缺乏在严酷的政治环境下杀开一条血路，一条光荣之路的英雄气概和超群的智慧，于是，他们便以手忙脚乱地在他们本应视为战友的人们的脚下使绊儿的方式，用对正同专制政治进行凶险搏战的战士背影指手画脚的方式，使他们渺小的傲慢凸现在历史的聚焦点上。
也许，专制政治的最可怕之处并不在于它的残忍、诡诈和伪善，而在于它腐尸一样的精神臭气对它的反叛者的灵魂的侵蚀。因为，肮脏的灵魂不配，也不可能成为纯净如玉的民主理想的奠基石。」
不过袁红冰和我对「宿命」和「哲学」也有不同的认识。所以，我不明白他为何说「就只剩下马克思物性宿命论思想」这样的话，因为在我看来宿命就是对天命的认同，而马克思根本是个认识不到天命的自大狂。
袁红冰认为「哲学的价值在于，并且只在于摘取生命意义王冠上的明珠。」他以创作了「殷红虚无」的人生哲学或曰英雄哲学为自豪，而我则认为哲学是持无神论的学者对世界的各种解释，只是认识生命意义的羊肠小道，远不及神学和佛学博大精深，也不能和儒学相提并论。
袁红冰从少年起就挑战马克思主义实在不容易，因为我要到了德国，经历六四，才能认清马克思主义的邪恶。袁红冰少年时就主动地确认将中华民族的崛起作为人生目标，而我要人到中年才决定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尽心尽力。
毫无疑问，这与我们各自的命运，自我认知和对人生的看法密切相关，袁红冰身在中共暴政下，勇于反抗极权专制，他会为了写作，为了目标，扭曲自己，而我身在中共暴政下时尚未看穿中共，当我看穿中共时身在自由世界，我用不着为了写作而违背自己，因为写作于我是个性和良知的表达方式之一。
在《反省来路》中我已表示我对中共罪恶的第一个感知是环境肮脏，而袁红冰在北大校园内的宿舍被学生称为「北京大学最肮脏的角落」。他的被褥「肮脏得连乞丐也会不屑一顾。」对此袁红冰声称他「只要可能，就不屑于作那种会把自己同庸人联系起来的生活琐事。」而我信奉中华古训：「怀大志拘小节」。
袁红冰从一个借酒浇愁的右派手中接过烈酒后，便染上酗酒的恶习，到头来「他必须以烈酒作为催眠曲」。同时袁红冰也表示，「他喜爱狂饮烈酒的原因之一，是不敢过分清醒地逼视人性，他想要生活在烈酒点燃的、 狂乱而艳丽的雄性诗意中，以坚守他对于生命一定会高贵、美丽的信念。」
上述这些小节，在我看来与一个「以美化生命为天职的英雄」互相矛盾。当然，这也可理解为反叛的一种表现。面对衣冠楚楚的红色权贵，袁红冰就是要衣衫褴褛，就是要酒后吐真言！
袁红冰一方面表示「在他的生命哲学中，纯洁的情感高于一切」，但同时却坦诚他的第一次婚姻是利己的产物。袁红冰「为了他的英雄人格哲学的诞生」需要写作的空间，而对方的父母能够提供他这样的空间，他因此而与对方结婚。
我不能认同的还有《文殇》中流露出的大男子主义。《文殇》中不乏「小女人似的怯懦」、「搂抱着独裁权力的老处女翩翩起舞」之类的比喻。我向来以小女人自居，但比我怯懦的男人数不胜数。老处女有什么不好？受人尊敬的特蕾莎修女就是老处女！
更何况文中还透露在他的初恋情人离去之后，「他开始把女人当作能使他荒凉的眼睛变得绚丽的流云和野花。」
好在王锦娜出现后，袁红冰于一九九零年底再次结婚，似乎便浪子回头，总之，是王锦娜精心修饰的住房使袁红冰「那颗流浪汉似的动荡的心，生平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家庭的氛围。」而婚后，袁红冰便「白衣胜雪」了。
《文殇》中有的比喻让我击节称快，比如「马克思式的唯物主义则是专制政治的铁手塞进中国人民嘴里的驴粪蛋儿」，但也有的比喻让我不敢恭维，比如「梁柱的声音如同一个突然发现自己没有穿裤子的女人，尴尬地溜回他茫然张开的嘴里。」
《文殇》中还有诸如「雪花石筑成的、曲线优美的佛塔好象是洁白的色情的象征。」之类的亵渎神灵的语句。
虽然如此，这不影响袁红冰，一个从内蒙古高原荒野中走出的大男人既在北京，这个专制政治心脏跳动的地方，又在贵州，他的「流放地」，踏出了独一无二的追求自由的足迹！而自从他流亡澳洲以来，自由圣火便在世界范围内燃烧起来。没有他，我们这些流亡各地的中华儿女也不可能坐在一起共商国事！
最后，来看袁红冰的色彩。
《文殇》中有他在参加北大竞选时的相关答案：
「我喜爱有艳红的雷电缠绕住峻峭波涛的蔚蓝色大海，我喜爱把苍穹烧成深红的晚霞，我喜爱覆蓋著洁白飞雪的荒野，我喜爱在淡蓝色的秋风中纷纷飘落的黄叶—我多彩的心不能只迷恋一种颜色，我喜爱有绚丽的色彩纵情狂舞的世界……」
所以，我相信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必定象它的发起人一样色彩斑斓。
这就是我支持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的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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