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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灏
六十八岁的克里斯·史密斯议员头顶烈日站在沙漠里，强风夹杂着沙尘，吹乱了他灰白的短发。
在他身后，高耸着一块银色纪念碑，由阿拉伯数字“六”和“四”组成。他的右手边，是一座以著名的”坦克人“照片为灵感而筑建起的等比雕塑。
“我们每年都会纪念天安门大屠杀，并向死伤者致以崇高敬意，” 史密斯手扶演讲台，对着话筒说道，从扩音器中发出的声音在风中时断时续。
四十多摄氏度的高温下，他褪去西装夹克，淡蓝色衬衫的衣袖卷到手肘，深蓝色的领带依然紧系领口。他的面前站着一两百名来自美国各地的民运人士、当地政府和议员代表。人群后方飘扬着几面“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黑底白字旗，香港活动人士也出现在此。
“因为他们过去现在都有着高尚的梦想，也因为受害者没有得到正义，” 他接着说。
这场纪念六四天安门大屠杀32周年的集会举办在加利福尼亚州莫哈韦沙漠中的自由雕塑公园里，与会者包括了不少民运界的代表人物，比如被誉为“民运之父”的魏京生，天安门学生领袖王丹，宗教自由活动家傅希秋牧师。
克里斯·史密斯(Chris Smith)是现场少数的非华人参加者之一。这位来自新泽西州的美国国会联邦众议员几十年来一直是中国人权状况的强烈批评者。无论美中关系处于紧张还是缓和的状态，他从未停止谴责中国当局压迫宗教自由和强制堕胎，并不断在众议院提出或共同提出有关法案。在中国官媒口中，他是“反华老手”。在民运人士眼里，他是“中国人民真正的老朋友”。
重新思考贸易与人权的关系
在国会两党达成对华强硬共识的今天，史密斯在中国问题上依然是最活跃的议员之一。
“我们需要重新思考贸易和人权的关系，” 他告诉美国之音。“中国的人民在受苦，每一年都更加严重。看看习近平他们对香港、维吾尔人、西藏人、汉族人做了什么，随处可见。我们需要说，够了。习近平是全世界最恶劣的人权侵犯者，我们得让他负责。贸易问题可以起到帮助。”
去年九月，美国国会众议院分别通过了《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披露法》(Uyghur Forced Labor Disclosure Act)和史密斯参与提出的《防止强迫维吾尔劳动法》(Uyghur Forced Labor Prevention Act)，两部法案都要求在美国有商业运作的公司证明自己生产于新疆的商品没有涉及强迫劳动。
近年来，美国政界愈发认可通过贸易抵制中国的人权侵犯。1978年中国经济开放后的几十年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主流看法是，与中国的贸易往来、将中国纳入全球贸易体系会促进中国的民主化。就算是在天安门事件以后，美国也没有取消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上台后，中国的人权情况迅速恶化，让西方世界的不少学者和政治家们意识到，经济发展带动民主化的理论并不适用于中国。
但对从80年代起就以众议员的身份关注中国的史密斯而言，贸易和人权从来都不应该脱钩。他告诉美国之音，当民主党前总统克林顿在1993年宣布，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需要附加上改善人权的条件后，他对此表达了赞扬。
“我们所有人，我是共和党人，都对克林顿总统坚持原则而鼓掌，” 史密斯说。
然而仅一年后，前总统克林顿就宣布取消了这一条件，转而通过其他方式施压中国，比如增加对中国的国际广播、将中国人权问题纳入国际多边议程以及支持中国的非政府组织。
“我想一切的转折点就是1994年5月26日，比尔·克林顿将人权与贸易脱钩，” 史密斯说。
同一天，史密斯为此特别召开了记者会。
在美国公共服务频道C-SPAN保存的影像资料中，身穿黑色西装，条纹衬衫，一头棕发的史密斯站在演讲台上，语气稍显激动。他谴责了克林顿的决定，同时强调中国监狱中存在的强制劳动情况。
“我们有一切理由去相信，我们市场正在接收这些由良心犯、宗教犯、普通囚犯制造的商品，” 他说。“正如我们知道的，人权观察和其他组织的记录显示，很多囚犯入监，仅仅因为他们在天安门大屠杀期间表达了支持民主的声音。”
史密斯一直不相信贸易会为中国带来民主。二十多年过去后，他发现自己的担忧被不断印证。
“有这么一种错误的叙事模式，那就是当克林顿在最惠国待遇之下取消了人权要求，许多许多商界人士立刻行动起来，说如果你进行更多贸易的话，他们就会从独裁走向民主，” 他回忆说，“我就说，等一下，过去没有这样的例子，这也不会在(中国)发生。他们会继续打造他们的军事能力，他们监视自己人民的能力，并且击垮整个国家内的人权运动。”
“我讨厌这么说，” 他总结道，“但我确实是对的。”
从政四十余年 重点关注国际人权问题
1953年，史密斯出生在新泽西州拉维市(Rahway)，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从新泽西学院（College of New Jersey）拿到商务管理学位后，远赴英国学习了一学期。归国后在家人拥有的体育用品公司担任销售主任。
1978年，25岁的史密斯以共和党人的身份首次参选国会议员，但大败于寻求连任的民主党议员弗兰克·汤普森(Frank Thompson)。两年后，他再次挑战汤普森，并成功当选，成为最年轻的众议员之一。
就职后不久，史密斯就开始着手应对国际人权问题。除了苏联和罗马尼亚，他说自己最关注的就是中国。
“有太多人对中国共产党的暴行置若罔闻，” 他说，“我在83、84年就对此提出了第一份修正案，针对的是中国的强制堕胎政策。”
四十一年来，史密斯在国会外交领域持续任职，包括众议院外交委员会(House Foriegn Affairs Committee)资深成员、兰托斯人权委员会联合主席(Tom Lantos Human Rights Commission)，并两次担任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
事实上，史密斯参与或领导的多数国会机构都与国际人权事务有关。在国内议题上，他关心的议题包括打击人口拐卖，应对自闭症和艾滋病等疾病，以及退伍老兵福祉。
作为政治光谱上的保守派，史密斯坚定反对堕胎，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
但与他的许多共和党同僚不同，他支持更严格的枪支管控措施。在今年3月由民主党提出并在国会众议院通过的《两党背景调查法案》(Bipartisan Background Checks Act of 2021)中，他是为数不多投下赞成票的共和党人。
在共和党依然受到来自前总统特朗普巨大影响力的今天，史密斯似乎保持着相比之下的独立。
1月6日，在前总统特朗普不断做出2020年总统选举出现大规模舞弊的不实指称后，史密斯加入共和党中的少数成员，投票认证了时任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的胜选结果。他也支持国会设立专项委员会，调查当天由一些特朗普支持者参与的国会冲击事件。
在此之前的4年间，史密斯也不能称得上是特朗普的强力支持者。史密斯高度认同特朗普当局的对华强硬态度，但在国内议题上，他与白宫存在分歧。
根据政治统计网站“538”收集的数据，在过去4年间国会投票表决的所有议案上，史密斯与特朗普只在65%的时候持相同态度，位列共和党中的倒数第三。特朗普任职的前两年里，这个数字是80%，而到了后两年，两人达成共识的议案只有51%。
史密斯与前总统的分歧主要在税收、枪支管理、死刑、劳工以及环境问题上。史密斯反对减税，支持较为严格的枪支管理措施，赞成减少死刑，呼吁加强对劳工和环境的保护。不过在反对堕胎、边境安全、支持警察、不扩大投票权和反对LGBTQ性少数权益上，两人立场相对一致。史密斯在同性婚姻权益议题上的立场曾受到反对者的批评。
不过，在来自中国的民运人士眼里，史密斯年复一年在中国人权方面的努力是没有争议的。
前天安门抗议学生方政2009年来到美国，史密斯是他首个见到的国会议员之一。
“在那一刻，我就认定史密斯议员是我们坚定的朋友。是一个坚定的，对抗中共专制的，维护中国人权和民主的美国议员，” 他在一场由多个民运组织为史密斯举办的答谢及选战筹款早餐会上对美国之音说。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他的强有力的声音，他的很多很多富有意义的提案，在美国国会形成了重要的影响，而且形成了国际上的影响，” 他接着说，“所以对我们整个中国的人权保护和民主的推动，作用非常的大。”
同来参加筹资集会的民主中国阵线的金秀红从事了三十多年的民运活动，她告诉美国之音，支持反共态度坚决的美国政治候选人赢得选举或是连任，应当是海外民运的首要任务之一。对她而言，史密斯正是需要被支持的政治家。
在筹资集会现场，最资深的活动人士莫过于魏京生。1978年，他参与了北京的“民主墙运动”，张贴大字报，宣扬民主理念，是最早的一批中国民运人士之一。为此，他被称作“民运之父”。
在90年代末来到美国后，魏京生继续从事民运活动，但他发现，当时的美国政界，对华态度总体较为柔和。
“本世纪初，有那么十几年，中国人权问题在国会里没有人去谈了，只有三个人，组织听证会，请我去，” 他告诉美国之音，“一个是已经退休的沃尔夫众议员，一个就是史密斯众议员，还有就是佩洛西众议员。”
弗兰克·沃尔夫(Frank Wolf)是来自弗吉尼亚州的前联邦众议员。南希·佩洛西目前担任众议院议长，持续在人权议题上强烈抨击中国。
魏京生说，佩洛西和史密斯是国会公认的中国人权问题领袖，也因此失去了一些希望对华友好的商界人士的政治捐款。
“这种打击是非常致命的，他们在承受这种打击的情况下，几十年来还在坚持，” 他补充说。“所以他们真正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史密斯与中国海外异见人士保持着较为密切的工作联系，包括宗教自由活动家傅希秋。在今年的六四纪念活动和第二天的筹款早餐会上，傅希秋牧师全程担任史密斯的翻译。2012年，史密斯也是营救山东盲人律师陈光诚来美的主导者之一。
今天的美国国会两党在中国人权问题上高度一致。但就在几年前，史密斯表示，国会在相关议题上还存在迟疑。
“我2014年提出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Hong Ko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ct)，” 他告诉美国之音，“雨伞运动当时正在那里进行，我们与一些人进行了会面，我们认为习近平的统治会是一场灾难。我没法让国会的成员们允许众议院对这部法案投票表决，直到(香港)已经进入完全的危机模式。”
由于在香港和新疆问题上不断发声，史密斯去年连续两次登上了中国当局的制裁名单，并被官媒称为“反华老手”。
“这或许让我更加坚定了，” 他在谈到制裁时说。他透露，早在2006年，国会的技术人员就告诉他，他办公室里的电脑被来自北京的黑客入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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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老实说，我不会退却，” 他接着说，“他们对我采取的行动，与香港，中国，新疆，西藏和所有的中国人日复一日所面对的相比，不算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