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沛
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大厅演讲时表示，他企图把国民党“像一个柠檬一样挤碎，然后扔掉”。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不得不奋起反抗，年底与苏联断交。
一九二七年十月鲁迅与许广平一起迁居上海。
一九二八年，周恩来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化名伍豪在上海从事听命于斯大林的非法活动，与追求宪政的中华民国为敌。
一九二九年史沫特莱被共产国际派到中国，以记者的名义在上海定居。
以周恩来和史沫特莱为代表的共谍以各种形式，打着各种旗号在中国进行红色渗透，为此在中国出版过上千种红色刊物，收买与哄抬接受共党领导的鲁迅及其同类。
一九二九年下半年，共产国际专门成立赤化文艺界的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文委”领导的团体有左联、社联、剧联、美联、教联、音乐小组、电影小组等等。
共产国际由红色代理人出面在中华民国成立过无数组织，比如以鲁迅为首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鲁迅最迟在一九三零年三月成立“左联”时，就可算作共产国际的头号笔杆子。鲁迅为共产国际制造舆论，颠倒黑白，误导民众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深得与他“心灵相通”的毛泽东的赞赏。一九四零年毛泽东就把鲁迅吹捧为“空前的民族英雄”，还宣称“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鲁迅对苏联及其文学的吹捧，表明他是一个空前的民族败类，因为一个独立的知识人比如徐志摩不会相信和兜售苏联的宣传。鲁迅的方向其实就是共产国际及其反传统的党文化的方向。
以鲁迅为首的红色笔杆子不仅在自己创办的刊物上以各种笔名搞红色宣传，还给其他刊物比如《申报》副刊等投稿，影响舆论。
继“左联”后，共党还于一九三零年八月成立“左翼剧联”，一九三三年成立夏衍任组长的电影组。
被鲁迅在离世前两个月指称为“四条汉子”的周扬、夏衍、阳翰笙、田汉不仅是地下党员，还是“文委”成员。后三者是导演红色话剧，拍摄红色影片的核心人物，被他们误导的观众不知有多少。
田汉以爱国的名义写作《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渲染对日本的仇恨，以转移共产国际与中华民国的矛盾。这首红歌借助夏衍编剧的电影《风云儿女》传遍中国，对共党利用民众的爱国激情转嫁矛盾，掩盖真相，为共党摆脱当时的危机起了难以估计的误导作用。
共党在大陆颠覆中华民国后，“四条汉子”先成为红色中国文艺界的领导，领导了文艺界的一系列迫害运动，比如“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和“反右”。一九六四年后，害人者自己先后沦为受害人，他们都失去在中华民国享有的自由并遭到残酷迫害。夏衍、周扬和阳翰笙分别被囚禁八年、十年和九年，田汉则在迫害中死去。
史沫特莱的“亲密战友”
史沫特莱到上海后，就与鲁迅取得联系，成为鲁迅的“亲密战友”。冯雪峰到上海后也与鲁迅关系密切。
共产党在大陆颠覆中华民国后，冯雪峰也象被鲁迅骂过的“四条汉子”一样遭到共党迫害。冯雪峰在一九六八年写的“交代”材料中，为史沫特莱在上海的红色劣迹提供了佐证。冯雪峰写到，“从三零年起她对当时左翼文学运动有过一些帮助，她对鲁迅的感情特别深。我们当时都相信她，现在我也认为她是革命方面的人。我觉得她当时对我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确实有高度热情的，她写的有关中国革命和工农红军的一些通讯报导和文章，在国际上起过相当影响的宣传作用。
三零年时，我好象听说过，她同共产国际有秘密联系。因此，对于她当时在上海的关系的复杂和来往的方面之多，我是知道和有所闻的。例如，她同当时在上海的外国人认识很多，在中国文艺界则同林语堂等人也接近和来往。我们都认为这是她为了工作和为了掩护她自己。我知道她的事情还是很少。但同鲁迅及当时左联有关的几件事情我是知道的，如三零年鲁迅五十年寿辰（当时左联是作为一个运动举行的）就是她设法借荷兰菜馆而开成的。当时鲁迅的活动和左翼文学运动等情况，她曾竭力介绍和宣传到外国去。
一九三六年初，鲁迅和茅盾致电毛主席，祝贺红军长征胜利的电报是她设法送到陕北的。
三六年五月下旬鲁迅病重，她非常着急，由她同宋庆龄请了当时认为在上海的最好的肺病专科医生（美国人），去给鲁迅诊视。
史沫特莱大概在一九三六年下半年到陕北去，是从华北方面进去的，没有经过上海方面的介绍。一九三七年一月我去延安向中央汇报工作时，曾在延安见到过她。
我听张闻天说，鲁迅和茅盾致电毛主席，祝贺红军长征胜利的贺电是一九三六年四月上旬，在瓦窑堡，在我动身到上海前个把星期收到的，即四月十日左右。”
冯雪峰证实共产国际间谍史沫特莱积极宣传鲁迅，传播以鲁迅为首的左联成员的作品。共党利用鲁迅们从思想上了颠覆中国传统价值观，为反人性的红色文艺打下了根基。
因此，“欺骗高手”史沫特莱会宣称：“激励着我精神力量的鲁迅，已成为我人生的路标，我从这位伟大的作家那里所感受到的一切，将永远铭刻在我心中。”
一九三一年二月，共党内讧，借刀杀了左联的五位成员后，史沫特莱将鲁迅所写的《黑暗中国文艺界的现状》一文翻译成英文，在美国的共产党刊物《新群众》上发表，误导和欺骗了不少读者。被鲁迅们吹捧的“左联五烈士”实为鼓吹暴力的劣士。对此九十年代被迫逃离大陆的高尔品（辛灏年）在他主编的《黄花岗》杂志上有专文论述。
一九三三年五月，史沫特莱到苏联十个月，这期间她将新旧宣传品，加工汇编成《中国人民的命运》，象鲁迅一样“揭露了中国的黑暗现实”，目的就是误导读者投入共产恐怖主义运动。一九三四年，史沫特莱响应中共中央宣传苏维埃运动的需要而写作的《中国红军在前进》也问世。
一九三四年十月，史沫特莱经美国重回中国，在鲁迅家里寄居一年。
对冯雪峰提到的鲁迅五十岁寿辰，鲁迅自己在一九三零年九月十七日的日记中写到：“友人为我在荷兰西菜室作五十岁纪念，晚与广平携海婴同往，席中二十二人，夜归。”
史沫特莱则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在上海《文学》月刊九卷四期发表《追念鲁迅》，描述了鲁迅的五十岁寿辰，情况与鲁迅的自述区别很大。鉴于《鲁迅日记》并非真实的记录，所以，史沫特莱的回忆可能夸张，但比较翔实。因为，冯雪峰佐证了“左联”由史沫特莱出面借鲁迅生日搞红色聚会。鲁迅不必从下午聚会开始就到场。史沫特莱称生日活动人数不下两百人，可能夸大，但她的描述证明这个活动如冯雪峰所说不仅仅只是给鲁迅祝寿。史沫特莱说那是她第一次会见鲁迅，有研究者指出是一九二八年，以我掌握的资料来看，应该是一九二九年。在史沫特莱眼中，“鲁迅是惟一天才的作家。”因为史沫特莱自己缺乏教养，所以，鲁迅是她“所认识的人当中教养最深的一个。” 毕竟人以群分，鲁迅象史沫特莱一样与正统社会格格不入，他们的人品和作品缺乏诚信和善心。
鲁迅于一九三六年九月发表在《中流》半月刊第一卷第二期的文章《死》中也提到史沫特莱， “当印造凯绥·珂勒惠支（Kaethe Kollwitz）所作版画的选集时，曾请史沫德黎（ASmedley）女士做一篇序。自以为这请得非常合适，因为她们俩原极熟识的。不久做来了，又逼着茅盾先生译出，现已登在选集上。”
无论是《追念鲁迅》，还是《死》都透露，鲁迅与史沫特莱互相提挈，一起为共产国际在中国开辟思想通道。 《死》发表一个月后，鲁迅就病逝。
胡愈之在《我的回忆》中承认，他与领导“救国会”的沈钧儒们共同商定:“鲁迅先生的葬仪以上海救国会联合会名义主办，并应通过鲁迅先生的葬礼，发动一次民众的政治性示威，把抗日救国运动推向高潮”。那时共产国际的阴谋是借抗日救国的名义迫使国民政府停止剿共。因而鲁迅的葬礼被共产势力借用来向国民政府要求“抗日救国”，也即停止剿共。所以，连汉字都要骂的鲁迅居然被共产国际成员哄抬成“民族魂”。
鲁迅逝世当天，上海《大晚报》发表《鲁迅先生讣告》，其中公布由十三人组成的鲁迅治丧委员会名单：蔡元培、宋庆龄、内山完造、沈钧儒、萧参、曹靖华、A．史沫特莱、茅盾、胡愈之、胡风、许季茀、周建人、周作人。
负责鲁迅丧仪的冯雪峰私自把这个名单删改为含毛泽东的名单，在日本报纸《日日新闻》上发表。内山完造与史沫特莱都名列鲁迅治丧委员会，虽然其时史沫特莱本人已在西安等候蒋介石中计。
鲁迅死后，其家属怀疑鲁迅信赖的退伍日本军医须滕，对此一九三八年投身赤潮的王元化表示，“鲁迅死于谋杀，是可能的”。二零零六年，我在研究红色文艺及其源头时就发现“鲁迅的死让中共获得了生机”，而如果共产国际需要鲁迅死，鲁迅自然活不了。
无论如何，共党需要正人君子比如苏雪林眼中的“小人之尤”鲁迅，而鲁迅也是靠国际共运跻身中国和世界文坛。史沫特莱也象斯诺一样算鲁迅的洋推手。
当苏雪林眼中的“流氓大师”被中共包装成“民族魂”后，支持共党地下组织把鲁迅丧礼搞成红色游行的沈钧儒们不久则被红色媒体包装成 “七君子”。从《胡乔木书信集》中可以获知，鲁迅的送葬队伍中有不少中学生。他们是以教书为掩护的中共地下党员带去壮大声势的。当年在上海培明女子中学当英文教员的胡乔木就是这些误人子弟的地下党员之一。仅此可见共党的渗透和造假何其厉害。
正体字版
鲁迅的红色劣迹
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大厅演讲时表示，他企图把国民党「像一个柠檬一样挤碎，然后扔掉」。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不得不奋起反抗，年底与苏联断交。
一九二七年十月鲁迅与许广平一起迁居上海。
一九二八年，周恩来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化名伍豪在上海从事听命于斯大林的非法活动，与追求宪政的中华民国为敌。
一九二九年史沫特莱被共产国际派到中国，以记者的名义在上海定居。
以周恩来和史沫特莱为代表的共谍以各种形式，打着各种旗号在中国进行红色渗透，为此在中国出版过上千种红色刊物，收买与哄抬接受共党领导的鲁迅及其同类。
一九二九年下半年，共产国际专门成立赤化文艺界的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文委」领导的团体有左联、社联、剧联、美联、教联、音乐小组、电影小组等等。
共产国际由红色代理人出面在中华民国成立过无数组织，比如以鲁迅为首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鲁迅最迟在一九三零年三月成立「左联」时，就可算作共产国际的头号笔杆子。鲁迅为共产国际制造舆论，颠倒黑白，误导民众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深得与他「心灵相通」的毛泽东的赞赏。一九四零年毛泽东就把鲁迅吹捧为「空前的民族英雄」，还宣称「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鲁迅对苏联及其文学的吹捧，表明他是一个空前的民族败类，因为一个独立的知识人比如徐志摩不会相信和兜售苏联的宣传。鲁迅的方向其实就是共产国际及其反传统的党文化的方向。
以鲁迅为首的红色笔杆子不仅在自己创办的刊物上以各种笔名搞红色宣传，还给其他刊物比如《申报》副刊等投稿，影响舆论。
继「左联」后，共党还于一九三零年八月成立「左翼剧联」，一九三三年成立夏衍任组长的电影组。
被鲁迅在离世前两个月指称为「四条汉子」的周扬、夏衍、阳翰笙、田汉不仅是地下党员，还是「文委」成员。后三者是导演红色话剧，拍摄红色影片的核心人物，被他们误导的观众不知有多少。
田汉以爱国的名义写作《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渲染对日本的仇恨，以转移共产国际与中华民国的矛盾。这首红歌借助夏衍编剧的电影《风云儿女》传遍中国，对共党利用民众的爱国激情转嫁矛盾，掩盖真相，为共党摆脱当时的危机起了难以估计的误导作用。
共党在大陆颠覆中华民国后，「四条汉子」先成为红色中国文艺界的领导，领导了文艺界的一系列迫害运动，比如「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和「反右」。一九六四年后，害人者自己先后沦为受害人，他们都失去在中华民国享有的自由并遭到残酷迫害。夏衍、周扬和阳翰笙分别被囚禁八年、十年和九年，田汉则在迫害中死去。
史沫特莱的「亲密战友」
史沫特莱到上海后，就与鲁迅取得联系，成为鲁迅的「亲密战友」。冯雪峰到上海后也与鲁迅关系密切。
共产党在大陆颠覆中华民国后，冯雪峰也象被鲁迅骂过的「四条汉子」一样遭到共党迫害。冯雪峰在一九六八年写的「交代」材料中，为史沫特莱在上海的红色劣迹提供了佐证。冯雪峰写到，「从三零年起她对当时左翼文学运动有过一些帮助，她对鲁迅的感情特别深。我们当时都相信她，现在我也认为她是革命方面的人。我觉得她当时对我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确实有高度热情的，她写的有关中国革命和工农红军的一些通讯报导和文章，在国际上起过相当影响的宣传作用。
三零年时，我好象听说过，她同共产国际有秘密联系。因此，对于她当时在上海的关系的复杂和来往的方面之多，我是知道和有所闻的。例如，她同当时在上海的外国人认识很多，在中国文艺界则同林语堂等人也接近和来往。我们都认为这是她为了工作和为了掩护她自己。我知道她的事情还是很少。但同鲁迅及当时左联有关的几件事情我是知道的，如三零年鲁迅五十年寿辰（当时左联是作为一个运动举行的）就是她设法借荷兰菜馆而开成的。当时鲁迅的活动和左翼文学运动等情况，她曾竭力介绍和宣传到外国去。
一九三六年初，鲁迅和茅盾致电毛主席，祝贺红军长征胜利的电报是她设法送到陕北的。
三六年五月下旬鲁迅病重，她非常着急，由她同宋庆龄请了当时认为在上海的最好的肺病专科医生（美国人），去给鲁迅诊视。
史沫特莱大概在一九三六年下半年到陕北去，是从华北方面进去的，没有经过上海方面的介绍。一九三七年一月我去延安向中央汇报工作时，曾在延安见到过她。
我听张闻天说，鲁迅和茅盾致电毛主席，祝贺红军长征胜利的贺电是一九三六年四月上旬，在瓦窑堡，在我动身到上海前个把星期收到的，即四月十日左右。」
冯雪峰证实共产国际间谍史沫特莱积极宣传鲁迅，传播以鲁迅为首的左联成员的作品。共党利用鲁迅们从思想上了颠覆中国传统价值观，为反人性的红色文艺打下了根基。
因此，「欺骗高手」史沫特莱会宣称：「激励着我精神力量的鲁迅，已成为我人生的路标，我从这位伟大的作家那里所感受到的一切，将永远铭刻在我心中。」
一九三一年二月，共党内讧，借刀杀了左联的五位成员后，史沫特莱将鲁迅所写的《黑暗中国文艺界的现状》一文翻译成英文，在美国的共产党刊物《新群众》上发表，误导和欺骗了不少读者。被鲁迅们吹捧的「左联五烈士」实为鼓吹暴力的劣士。对此九十年代被迫逃离大陆的高尔品（辛灏年）在他主编的《黄花岗》杂志上有专文论述。
一九三三年五月，史沫特莱到苏联十个月，这期间她将新旧宣传品，加工汇编成《中国人民的命运》，象鲁迅一样「揭露了中国的黑暗现实」，目的就是误导读者投入共产恐怖主义运动。一九三四年，史沫特莱响应中共中央宣传苏维埃运动的需要而写作的《中国红军在前进》也问世。
一九三四年十月，史沫特莱经美国重回中国，在鲁迅家里寄居一年。
对冯雪峰提到的鲁迅五十岁寿辰，鲁迅自己在一九三零年九月十七日的日记中写到：「友人为我在荷兰西菜室作五十岁纪念，晚与广平携海婴同往，席中二十二人，夜归。」
史沫特莱则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在上海《文学》月刊九卷四期发表《追念鲁迅》，描述了鲁迅的五十岁寿辰，情况与鲁迅的自述区别很大。鉴于《鲁迅日记》并非真实的记录，所以，史沫特莱的回忆可能夸张，但比较翔实。因为，冯雪峰佐证了「左联」由史沫特莱出面借鲁迅生日搞红色聚会。鲁迅不必从下午聚会开始就到场。史沫特莱称生日活动人数不下两百人，可能夸大，但她的描述证明这个活动如冯雪峰所说不仅仅只是给鲁迅祝寿。史沫特莱说那是她第一次会见鲁迅，有研究者指出是一九二八年，以我掌握的资料来看，应该是一九二九年。在史沫特莱眼中，「鲁迅是惟一天才的作家。」因为史沫特莱自己缺乏教养，所以，鲁迅是她「所认识的人当中教养最深的一个。」 毕竟人以群分，鲁迅象史沫特莱一样与正统社会格格不入，他们的人品和作品缺乏诚信和善心。
鲁迅于一九三六年九月发表在《中流》半月刊第一卷第二期的文章《死》中也提到史沫特莱， 「当印造凯绥·珂勒惠支（Kaethe Kollwitz）所作版画的选集时，曾请史沫德黎（ASmedley）女士做一篇序。自以为这请得非常合适，因为她们俩原极熟识的。不久做来了，又逼着茅盾先生译出，现已登在选集上。」
无论是《追念鲁迅》，还是《死》都透露，鲁迅与史沫特莱互相提挈，一起为共产国际在中国开辟思想通道。 《死》发表一个月后，鲁迅就病逝。
胡愈之在《我的回忆》中承认，他与领导「救国会」的沈钧儒们共同商定:「鲁迅先生的葬仪以上海救国会联合会名义主办，并应通过鲁迅先生的葬礼，发动一次民众的政治性示威，把抗日救国运动推向高潮」。那时共产国际的阴谋是借抗日救国的名义迫使国民政府停止剿共。因而鲁迅的葬礼被共产势力借用来向国民政府要求「抗日救国」，也即停止剿共。所以，连汉字都要骂的鲁迅居然被共产国际成员哄抬成「民族魂」。
鲁迅逝世当天，上海《大晚报》发表《鲁迅先生讣告》，其中公布由十三人组成的鲁迅治丧委员会名单：蔡元培、宋庆龄、内山完造、沈钧儒、萧参、曹靖华、A．史沫特莱、茅盾、胡愈之、胡风、许季茀、周建人、周作人。
负责鲁迅丧仪的冯雪峰私自把这个名单删改为含毛泽东的名单，在日本报纸《日日新闻》上发表。内山完造与史沫特莱都名列鲁迅治丧委员会，虽然其时史沫特莱本人已在西安等候蒋介石中计。
鲁迅死后，其家属怀疑鲁迅信赖的退伍日本军医须滕，对此一九三八年投身赤潮的王元化表示，「鲁迅死于谋杀，是可能的」。二零零六年，我在研究红色文艺及其源头时就发现「鲁迅的死让中共获得了生机」，而如果共产国际需要鲁迅死，鲁迅自然活不了。
无论如何，共党需要正人君子比如苏雪林眼中的「小人之尤」鲁迅，而鲁迅也是靠国际共运跻身中国和世界文坛。史沫特莱也象斯诺一样算鲁迅的洋推手。
当苏雪林眼中的「流氓大师」被中共包装成「民族魂」后，支持共党地下组织把鲁迅丧礼搞成红色游行的沈钧儒们不久则被红色媒体包装成 「七君子」。从《胡乔木书信集》中可以获知，鲁迅的送葬队伍中有不少中学生。他们是以教书为掩护的中共地下党员带去壮大声势的。当年在上海培明女子中学当英文教员的胡乔木就是这些误人子弟的地下党员之一。仅此可见共党的渗透和造假何其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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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作者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