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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锋
香港 —
香港当局2021年连续第二年以疫情为由禁止六四烛光晚会举行。在港版国安法实施一周年之际，香港支联会副主席副主席邹幸彤在六四事件周年前夕公开表示要进入维多利亚公园悼念当年的悲剧，此举被视为在极权下守护尊严的象征。过去一年，邹幸彤作为大律师为国安法被告辩护，也就政治案件发声。这些行动源自她以往长时间在中国大陆维权的经验。虽然以“结束一党专政”为纲领的支联会面临前所未有的风险，但邹幸彤强调，支联会不会因为各方压力而改变纲领。当局采取的恐吓手段也让香港人学会如何在恐惧下抗争。
海外求学接触民运
在香港土生土长的邹幸彤是一名高材生，曾就读英国名校剑桥大学。80后的她向美国之音表示，留学期间，她接触了很多流亡英国的民运人士，也因此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
2010年，邹幸彤放弃攻读博士的计划回到香港，并参与了支联会的工作，其后一个在支联会认识的朋友介绍她加入香港非政府组织“中国劳动透视”。从那一年开始，她经常穿梭来回中国大陆和香港两地，参与劳工维权运动。
邹幸彤说：“做劳工维权这一块主要是处理一些工商或者职业病这类东西，受伤工人的一些情况，这挺‘贴地’的嘛，跟着工人去上访，去维权，去打官司，以第一身（亲身）去面对中国底层生活，会比较能够理解整个中国社会的运作逻辑，就是说要跟最底层的，受压迫的人同行的那种精神。”
素来从事科研的邹幸彤，为了更好分析大陆法律环境出现的问题，同时在香港的大学修读法律课程。2015年，她感受到大陆打压公民社会的力度加大，决定回到香港，兼顾劳工权益和支联会的事务。当时香港雨伞运动刚结束，本土派崛起。支联会面向大陆的定位受到质疑，甚至有人批评，每年的六四烛光晚会流于形式。
支联会遭本土派质疑
邹幸彤说：“本来有批评是一件好事。唯一不应该改的或者没法改的就是关于宗旨跟追求的问题，另一争论是香港人就不应管中国（大陆）的，或者这是不关我们事的，这种批评我们是不能接受的也不会接受。那段时间有很多参与社运的朋友，他们对于直接发生在身边的事情很感兴趣，那是很自然很自然。你可以做你的香港议题，我可以做我的中国议题，其实没有谁对谁错。我们的目标其实是一致的，想争取民主嘛。那我们就应该多包容对方。”
她认为，过往香港社会运动的焦点有所偏差。
邹幸彤说：“香港的社会运动的关注点集中在香港政府其实是错的，最后掌管的人，做决定的人其实不在香港政府这里，在北京那里。他们北京政府是怎样思考的，是怎样控制社会的，这些东西其实都应该去学去了解，才能真正应对来自北京的策略和打压。所以，我觉得了解中国的社会也好，政治也好，或者民间跟政府的博弈经验，是很重要的。其实香港能做这些的团体不是很多，而支联会是其中一个，起码让香港整个社会比较prepared (作好准备)，能准备好中共必然会来的打压。”
支联会与本土派存在原则上的分歧，但是国安法在香港实施，促使双方求同存异。
邹幸彤说：“本土派可能是出于真正关心身边的事情，就是你爱这个地方，你想为这个地方做事，我觉得这完全没有问题，只是说，你就算关注本土议题，不等于你不能跟像我这样关注中国议题的人做朋友，因为在这种基础上其实是可以和平共处的。我觉得没有根本上的矛盾，而且我觉得今年是比较明显的，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就多看到本土派和我们这种做中国事情的人，能够交上朋友的情况。前几年大家会很简单地觉得，中国（大陆）是我们的敌人，所以中国（大陆）人是我们的敌人，其实中国政府是你的敌人，中国的人其实你要争取他们成为你的盟友。”
12港人案连结中港
2020年8月，12名香港青年在海上被中国海警截获，送到深圳羁押。一方面，中国大陆人权律师从各地前往深圳，要求会见当事人，而香港的社运人士则组织当事人家属向媒体发声。
邹幸彤说，在12港人的营救行动里，本土派第一次真正接触到大陆人权律师。事后有本土派公开表示，中国的人权律师可以是香港民主运动的同伴。
邹幸彤说：“这个案子确实改变了很多香港人的想法，第一次那么直接地看到两地的抗争其实是可以互相支持的，而且需要对方的帮助，譬如中国有个运动，你在（香港）中联办声援 ，香港有个运动，国内（中国大陆）的朋友就会举牌支持香港。香港人其实很需要那群人的帮助。透过这个案子其实大家看到，中国（大陆）不止是你的敌人，其实有你的同仁在里面。”
“12港人案”也让邹幸彤体会到，面对强权不能委曲求全。
邹幸彤说：“如果你只是单向去听它的话，去避开它的红线，它叫你不要见媒体，你就不见媒体，叫你不要曝光里面的酷刑，你就不曝光的话，到最后案子通常会死得很难看。公众的关注是一个力量，媒体的关注也是一个力量，连国际的关注也是一个力量，你有这个力量，它就不敢太乱来。‘12港人案’放在中国的司法来说不算是太差的处理。政府基本上遵守了刑事诉讼法所有相关时间限制，通知书和通告起码是会公布出来的，不会秘密审讯完毕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它们知道很多人在盯着看。你必须表示出一种我不是任由你控制的态度，这样才能有比较好的结果。”
香港司法沦为打压工具
另外，47名香港人因组织或参与民主派初选，今年3月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控方认为，各被告串谋策划犯案，在国安法实施后仍然坚持实施该计划。
邹幸彤作为其中一名被告邹家成的辩护律师，目睹了该案连续4天的保释申请聆讯，因而确认，香港的法庭已成为政治打压的工具。
邹幸彤说：“其实不需要去经历那4天的审讯，你也知道‘47人案’本质是政治检控。明眼人都能看出来，参与初选选举，推动政策平台，用你基本法（赋予）的权利去做一些改变，这又为什么会变成违法呢？能把这包装为一个法律问题，其实我也很佩服那些控方的人。整个事情明明白白的就是要把民主派的政治领袖给抓进去嘛。”
她说：“47人案”和“黎智英案”是国安法下香港司法独立岌岌可危的缩影。
邹幸彤说：“国安法是明摆着的干预。它给予行政部门权力去任命某种法官。公众获取的印象是，它们会挑选亲北京的法官或立场比较保守的法官去出任国安法官。公众是不可能相信你这法庭是完全独立的。来自政府的各种施压和吹风也构成对法官的威胁。你政权这样威胁怎么可能独立呢？所以，香港的司法独立确实受到很大的威胁。”
香港支联会多年来一直坚持“结束一党专政”作为纲领核心。6月12日，香港中联办主任骆惠宁在一个论坛上表示，叫嚣“结束一党专政”的人是香港繁荣安定的真正大敌。
邹幸彤则强调，自己作为支联会副主席有责任把关，不会因为骆惠宁等官员或者亲北京学者的言论而改变纲领。
邹幸彤说：“支联会是一个神圣的组织。它是为了一个理想的价值观而存在的。就是平反八九民运，争取中国民主，结束一党专政。这个立场和态度都要摆出来，去守住香港人的尊严。我觉得国安法通过以来，我们为了所谓的保存实力是有点进退失据的，但有些立场和价值是肯定要坚守的。支联会就是这样一个立场为本的，而且30多年来彰显了香港人良知底线所在的一个组织。你们任意改法律也好，任意利用法庭打压也好，都不会改变我们的坚持。我觉得不能够因为这些吹风就自我解散、自我缴械。你可以把我关进牢里，我的立场还是‘结束一党专政’。起码这个态度我摆在那里。”
六四前夕遭港警扣查
六四前夕，邹幸彤在脸书上发贴文表示，自己将以个人身份在六四当晚进入维园，其后，她被香港警方扣留超过30个小时才获释。
邹幸彤说：“其实是存在着风险分担的考虑。一个团体和一个个人可以承担的风险是不一样的。这个运动还要延续的话，如果不能用组织的名义，那就用个人名义吧。延续六四烛光，延续这个记忆的抗争是很重要的，如果是个人名义的话，一旦被关了也是个人的问题。”
邹幸彤无法在维园纪念六四，在她被扣留期间，维园被警方重重封锁，然而，数以千计香港人当晚在维园外围以及闹区的大街小巷，手持手机灯光或烛光游走。
邹幸彤说：“国安法（实施）以来，大家都吓得挺厉害的，整个公民社会都沉了下来，再也看不到有人上街参与大型游行。六四让我看到了一个转捩点。大家又走出来了，又开始愿意走上街头了。恐惧是肯定有的，但怎样在恐惧之下生活、行动、反抗？我觉得在六四这里是看到了一点，然后也希望大家慢慢学习到怎样在恐惧下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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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和香港一样，从去年开始禁止民间团体举办“六四烛光晚会”，但今年澳门政府更进一步，首次把禁止六四集会提升至国家安全层次。邹幸彤呼吁香港人，不要因为政权恐吓而后退。邹幸彤说：“我觉得，香港为什么还没有跟澳门看齐呢？我们的力量不同嘛。香港30多年维园烛光的累计是它不敢轻易去动的。突然说‘六四没有屠城’，你会激起大家很大的反弹。它是会忌讳这种民间的反弹的。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先不要觉得自己没有力量。其实是有的。就是为了避免香港变成澳门目前这种状况。”
